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真正的悲剧作品很少见。并不是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悲剧，也不是我们看不到悲剧或在文学作品中排斥悲剧，而是我们总要在悲剧事件的结尾给它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这种做法很受现当代批评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消解了悲剧，至少是减少了悲剧的力度及对于人的震撼和净化。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比如王国维就在《红楼梦评论》里说：
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
但我以为，这可能要从我们缺少宗教这一点来理解。因为我们没有宗教，没有救赎，没有来生的许诺，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在此生就实现终极正义，否则我们会陷入绝望，而且还会引发绝大的道德危机。
要知道，没有宗教的我们，其道德基础就是理性的，而不是宗教式的非理性的，所以，我们的正义必须是我们能理解、能看得见的。
中国文学有中国文学的特点。由于我们有如此悠久而持续的文学史—远远超过古希腊的历史，以及远远超过古希腊的作者与受众，如此丰富的文学作品，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们完全有资格有能力有必要有责任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评价标准。
比如，关于悲剧，如果我们理解为悲剧乃是由于人类自身意志与历史的矛盾冲突，并最终招致必然失败，是人类自身激情与命运的较量，是人性的弱点或优点在人生历程中的必然体现。
而西方的悲剧形式是《伊底帕斯》，是《安蒂冈妮》，是《李尔王》、《罗密欧与茱丽叶》、《马克白》，那么，我们的悲剧不是一种文体，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弥漫于作品中的情绪：伤感。
是的，伤感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最深意蕴，是中国人体认命运的独特方式。
悲剧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体现在中国文学上，伤感就是中国文学的最本质特征。在中国人的感受里，一切美好的东西几乎都是令人伤感的，因为我们窥见了繁华背后的憔悴。
所以，与王国维不同的是，我以为，中国人骨子里就是悲剧性的。只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由于我们能充分体认到世界的荒谬与人生的悲凉，我们在日常表现上，往往倒是乐观的。读一读庄子、陶渊明、苏东坡，我们能充分感受到这一点，二者之间的逻辑过渡自然得很。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突然发现，《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因为：一，它是最能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学“伤感”特征的作品；二，它又是能完全符合西方悲剧定义的作品。纯粹、圆融，粹集中西，它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几乎无与伦比。
说《红楼梦》是符合西方定义的悲剧，王国维已经说明。他说：“《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并且说它是“天下之至惨”的悲剧：
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中国人的境界》）
在王国维看来，这第三种悲剧，不像前两种悲剧是由于“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造成的，而是“人生之所固有”的“非例外之事”，这种不幸，却又“无不平之可鸣”，所以是“天下之至惨”的悲剧。
实际上，我们情绪上的“伤感”，就是对人生与命运的种种“无所逃乎天地之间”（庄子语）的不幸与缺憾，不能付之于“不平之鸣”，而只能发为一声叹息。叹息过后，并无反抗与不平，有的是认命与无奈。
这种认命式的无奈伤感，弥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类文体，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情感特征。王国维继而这样分析《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悲剧的成因：
贾母爱宝钗之婉，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厌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第八十一回）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
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至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因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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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选并改编自《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缥缈孤鸿》
《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
作者：鲍鹏山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文中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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