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以下省称《世说》)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经典之一。
这是一部真正的奇书，全幅记录了汉末至晋宋之交士族名士的言行与精神风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文学、美学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加上“记言则玄远冷峻，记事则高简瑰奇”（鲁迅语），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备受历代读者的喜爱。
有些书可以陪伴一时，有些书则能陪伴一生。《世说》就是一部能陪伴你一生的书。
《世说》初看有趣好读，多数故事也不难懂，其实，要弄清故事的来龙去脉，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理解他们的言行举止、风度韵致的审美意义，并不很容易。
更有一些只言片语，不成故事，不知背景，十分难解。可以肯定，《世说》简略语言的背后，还有不少未发之覆。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世说》的字词训诂、职官、天文、术数、名物方面的知识，借助目前流行的《世说》通俗读物就可解决，不必过多注意。
但《世说》的主要内容，它的经典意义何在，是必须要理解的。
《世说新语》唐本
古今《世说》研究者一般认为，《世说》之名源于汉代刘向的《世说》。
刘义庆《世说》既然很早就称为“新语”或“新说”，那么，它与旧《世说》相比，必定是一部新经典，有新内容、新思想、新精神。显而易见，理解《世说》之“新”在何处，是读懂《世说》的关键。
约略言之，《世说》之“新”，首先是记录、刻画了一群新人物。
记录汉末之后的名士言行，刻画并赞赏他们的风韵神貌，是这部新经典的核心内容。
《世说》全书三十六门，其中《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夙惠》《豪爽》《容止》《伤逝》《栖逸》《任诞》《简傲》等重要篇目，都与人物品题及鉴赏有关。追溯人物品题的风气，古已有之，至汉末大为流行。
两汉儒学占统治地位，选拔人才采用察举和征辟，道德操守和学问高明，是评价人物的全部标准。
在《后汉书》中，道德高尚或经学高明的人物为乡论赞许，并获得仕进之途，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世说》也记录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物，例如《德行篇》说：“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
李元礼的志节风度，显然属于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的儒家理想人格。
《世说》所记的汉末人物大致有二类，一类如陈寔、荀淑、陈蕃、李膺、范滂、郑玄，都属于道德人格的范型；一类如徐孺子（稚）、黄叔度（宪）、郭林宗（泰），识鉴清明，远离政治，超世绝俗，堪称魏晋人物的先驱，标志着新士风的萌芽。
刘义庆编《世说》，往往始于汉末人物，这有深刻用意，意在揭示魏晋新风多源于汉末，体现出清晰的历史发展观念。所以读《世说》，不能忽略汉末大名士的人格范型。
所谓魏晋风流，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由汉末的人文精神变化而来。
由两汉道德范型的人物品题，转变为个性至上的人格鉴赏，是魏晋人文精神发生的最大契机。
前者注重人物的道德、节操、学问，后者赞赏人物的个性、气质、风度、神韵。
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汉魏之际的社会巨变，儒家思想失去统治地位，道家、刑名家思想中兴，以及随之而来的玄学兴起，由此思想解放，个性得到尊重，士风发生极大的变化，人文精神焕然一新。
狩野探信：《竹林七贤》，包括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
《世说》中的《雅量》《识鉴》《品藻》《栖逸》《任诞》诸篇，集中反映了魏晋人物鉴赏的风气之盛，以及所谓“魏晋风流”的内涵。
胸襟洒落，神韵悠然，性无喜怒，宠辱皆忘，高情远致，识量清远，处变不惊，举止闲雅，栖迟衡门，放浪形骸……皆是魏晋风流名士的特征。
人称《世说》是名士的教科书，此书最有趣味，最令人遐想的地方，就在于记录并刻画了众多的风流名士，这些新时代的新人物表现出来的奇情异彩，令后人惊叹不已。
《世说》之“新”，其次是记录的学术之新，思想意识之新。
两汉经学鼎盛，至汉末社会大动乱，经学自身也走到小言破道，繁琐僵化的地步。
社会坍塌，礼教松弛，经学无用，思想解放，士风通脱，这一系列的变化，促使学风从质直趋于抽象，从繁琐趋于简约。
魏末思想家何晏、王弼、钟会、裴徽、荀粲等，或会通儒道，或校练名理，魏晋玄学兴起了，学术新思潮汹涌澎湃。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
《世說》中的《文學》篇，詳細描述了魏晉思想界的嶄新局面，尤其是兩晉清談，最具學術史和思想史的性質，有著無上價值。
讀《文學》篇，可以具體了解中古學術史上不少重要的論題以及理論分歧。
比如鐘會撰《四本論》畢，可知才性四本指才性同、異、合、離；何晏與王弼清談，可考見清談的基本形式；王弼詣裴徽，可知他如何會通儒道；殷浩見佛經說“理亦應在阿堵上”，證明東晉名士已為佛教哲學征服；
殷浩、孫盛、劉惔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可知東晉《易》學不同派別的爭論……至於魏晉名士殫精竭慮、互爭勝負的理論較量，以及評說優劣長短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
魏晉人喜好哲思和辯論的風氣，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見。
然而，如何評價魏晉清談，不僅在當時，甚至在後世都有嚴重的分歧。
批評者以為清談祖尚浮虛，導致西晉滅亡，稱王弼、何晏之罪深於夏桀商紂。讚美者以為西晉亂亡，非莊老之罪。平心而論，西晉滅亡的主因是王室內部的爭鬥，與清談無關。亡國的責任，也不能讓哲學家來承擔。
清談對哲學、藝術、文學的貢獻巨大，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美學風格，不能以儒者之見一筆抹殺魏晉清談。
如果能結合中國經學史、玄學史讀《世說》，就會對魏晉清談的理論貢獻有更清晰的認識。
魏晋名士好清谈 图：视觉中国
在儒家禮儀和兩漢經學的束縛下，漢代整體的美學風貌是樸拙、飽滿、溫潤敦厚，漢賦和《古詩十九首》是傑出的代表。
魏晉時期思想解放，個性高揚，人的生命與情感得到肯定與讚美，美學觀念遂發生重大變化。
從兩漢質直、古樸、莊重、繁縟之美，轉變為魏晉的玄遠、空靈、簡淡、清朗之美。
宗白華曾說：“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時被魏晉人發現。”又說：“‘世說新語時代'尤沉醉於人物的容貌、器識、肉體與精神的美。”（詳見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載《美學散步》）
確實，人格美和自然美是《世說》最重要的兩個美學概念。上文言及的魏晉風流，本質是新型的人格美感。
《世說》品藻人物用語繁多，常見清、簡、遠、真、神、朗、通、雅等字，與這些字搭配，又形成清通、清真、遠志、遠意之類的詞，這些品藻用語實質上是不同的人格審美範疇，所指意義很抽象，可見魏晉人物審美已臻精細的程度。
對於這些品藻用語，須細細辨析和體會，方能理解不同人物的美感差異。
《世說》描述的自然美，則表現魏晉人發現並欣賞山水美的愉悅。
山水美髮生於漢末，至魏晉由於隱逸風氣的盛行，道家自然哲學的影響，以及江南明媚多姿的地理環境等諸多原因，枕石漱流，遊目騁懷，遂成為名士的生活方式之一種。
新亭風景、曲阿後湖、吳興印渚、山陰道上、天台瀑布……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由眼前的山水實景，體會玄虛之道的生動和無處不在。尤其是王子敬的讚美：“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忘懷。”
於山水一往情深，千年之下猶令人感動不已。魏晉山水美的發現並形之於吟詠，孕育了中國文學的奇葩—— 山水詩和山水散文。
山本若麟：《兰亭曲水图》
魏晋人进一步发现山水之美 图：视觉中国
《世說》之“新”不能盡言，以上所談，應當是最重要、最值得細讀的地方。此外，讀《世說》，還須重視文本的選擇與追尋文本原意的正解。
宋劉義慶《世說》問世後不到百年，梁劉孝標作注，引書多達四百餘種，補充資料，辯證是非，學術價值極高，後人無不推崇備至。
故劉孝標註和《世說》原文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但現今翻譯、解釋《世說》的有些通俗讀物，捨去劉孝標註，只解釋《世說》原文，這是不妥當的。
事實上，離開了劉孝標註，《世說》的不少故事都不甚了了，難以解讀。讀者應該選擇嚴肅的、有專業水準的《世說》註釋本。
目前流行的有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龔斌《世說新語校釋》，各有特色，可以採用。
《世說》既好讀，又難讀。好讀指多數故事生動有趣，難讀是有的故事敍述簡略，不知事件的背景，對於其背後的意義更覺茫然。
即使是《世說》的研究者，不解或曲解也是常見的。讀《世說》淺嚐輒止，滿足於故事的趣味性，也未嘗不可。
不過，一個有品位的讀者，應該了解故事的真相，追尋故事背後的“言外之意”和“韻外之致”。
要達到這樣的境界，積累中古時期的各種人文知識是必需的。自然，這對讀者的要求比較高了。但是，難道我們不該期待有追求、善思考的讀者嗎？
《世說》有一則故事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會心處不必在遠，紙上的魏晉名士，一言一語，一舉一動，便有洛下、江左想也，覺魏晉風流，自來親人。讀《世說》，就是要有“會心處”—— 了悟、會意《世說》的精妙處。
有沒有“會心處”，同是否細讀文本有關，也同讀者的悟性有關。而悟性源於知識結構的相對完備，源於通識古今的能力，也與思想是否自由、情性是否真率有內在的關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