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市东城法院
2017年10月30日至2023年6月30日期间，张某在某科技发展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担任标书专员,并与与该公司签订《公司员工保密协议书》。协议明确约定：保密范围包含招投标方案，张某不得从事任何不正当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不得擅自泄漏公司的任何秘密，不使他人获得、使用、或者计划使用这些信息。
2023年，张某负责A公司一项通讯设备维保项目的投标工作。该项目投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应答人报价，采购人据此计算基准价；第二阶段，应答人根据基准价填报折扣率，按折扣率由小到大排序，最终确定中选候选人，并从中选出中选人。
参与此次项目投标的共六家公司，其中一家为某技术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张某妻子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对此，A公司并不知情。在该项目第二阶段的折扣率填报中，A公司的折扣率为7.9%，而B公司的折扣率为7.5%，其他公司的折扣率均高于这两家公司。最终，B公司以最低折扣率7.5%中标，A公司则落选。
A公司在落选后发现，B公司此前曾投标与其类型相同的项目20余次，中标10余次，且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正是张某的妻子。A公司认为，张某作为标书专员，具备知晓折扣率的条件，且与B公司存在特殊关系，合理怀疑张某披露了其掌握的商业秘密；B公司利用张某披露的A公司折扣率信息参与竞标，并以0.4%的优势中标；B公司与张某未经许可，擅自获取、披露并使用该投标折扣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的规定，构成侵害商业秘密行为。故A公司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张某、B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张某、B公司共同辩称，竞标并非简单的低价竞争，招标人会综合考量公司资质、履约情况等诸多因素。投标价格是投标人综合成本核算后的报价，投标人不会不计成本地给出低价。A公司所主张的折扣率不属于商业秘密，参与涉案项目投标工作的员工均能接触到该折扣率。张某签署的保密协议属于格式条款，不属于保密措施，不符合“保密性”条件，该折扣率亦没有商业价值。此外，B公司坚称其投标的折扣率是自行计算得出的，不存在获取、披露、使用A公司所称信息的行为。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投标折扣率是否属于商业秘密；二是二被告是否实施了侵害A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
关于投标折扣率是否属于商业秘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商业秘密应当具有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本案中，投标文件由A公司自行制作，在开标之前采取密封措施，此为招投标活动的基本要求。折扣率报价在开标前不为公众和其他投标单位知晓，因此具有秘密性。A公司主张的商业秘密载体为投标标书，标书制作限于参与投标人员，且标书内容天然具有秘密属性，要求知悉人负有保密义务。A公司另提交了与张某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均明确要求员工对公司的商业秘密、招投标方案承担保密义务，因此满足保密性的条件。涉案项目于2023年5月23日公布各投标公司折扣，开标前该信息处于保密状态。竞标者的折扣率直接影响排名与中标概率，一旦中标即可带来经济利益，具有现实商业价值。综上，法院认定，A公司主张的涉案项目折扣率报价，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属于商业秘密中的经营信息，依法应予保护。
关于二被告是否侵害A公司的商业秘密，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且提供证据表明涉嫌侵权人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商业秘密，且其使用的信息与该商业秘密实质上相同，此种情形下由涉嫌侵权人证明其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本案中，张某作为A公司的标书专员，理应尽到忠诚和保密义务，其在明知自己与B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且该公司参加涉案项目投标的情况下，仍然接受A公司的委托，处理涉案项目投标事宜，其行为显然具有恶意。A公司与B公司的折扣率报价仅相差0.4个百分点，再结合其他公司的折扣率报价情况，该差异难以认定为巧合。张某作为A公司的标书专员，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商业秘密，由于张某和B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B公司亦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商业秘密，且其使用的折扣率与A公司的商业秘密实质相同。张某、B公司对此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不存在侵害A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综上，法院认定，张某、B公司侵害A公司的商业秘密，构成不正当竞争，应该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张某、B公司共同向A公司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判决作出后，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