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与法学家谁更难得？
这个问题或起源于我小时候就常常好奇的：实践者与理论家谁更难得？
显然他们留下的功业不同，杰出的实践者留存在历史里（政治的历史或者是某个行业/职业的历史），而杰出的理论家留下的著作里的思想。
常听闻，理论只有能够指导实践，提升既有实践的效率、效果、正义（或其组合），那才是“元/母”实践方法，方法的方法。
理论的高度或源于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的过程中，格物致知，才能归纳更多原则。
许多人实践但从不抽象理论：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地机械重复，不问问题，不想着创造出更好的方法。保罗乔治近期爆料：NBA中的许多球员都是混子。
历史上有许多实践者受益于理论家的例子，比如秦始皇和韩非子。秦皇是主，韩非是臣，秦国的铁骑农耕却根据韩非的构想运作。另一方面，韩非的理论无非是秦皇众多可选富国强兵的方案之一，一种实现统一、统治的工具。
许多的理论是脱胎于实践的。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文学创作离不开作者的生活经历。音乐离不开作者听到的自然的旋律。甚至一种哲学的思想也是源自于生活中的见贤思齐，比如孔子对比干、姜子牙的仰慕。
说回法官和法学家。这对概念有时候是有交叉点的，比如刚退休的美国最高院大法官曾经就是著名的公法教授。而国内亦有律师转型法官再转型学者的例子，本刊主编新近阅读其对人工智能元问题的论文，内容较之其他核心期刊文章更加“稠密”，并非是材料堆砌的更多，对比对照的更多，而是我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读到一种抽象中的具象：好像文章在再现解决真切问题、由表及里剖析事物的实践过程。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最近各大法学院的教师代表向毕业生致辞，为何依然是罗翔的最能打动人。他点到了真切的问题，而不是在泛泛而谈脱离时空，而不是隔靴搔痒似地回避困难。我们都知道许多学者也想打造能走入青年法学生心中的亲民的好老师的形象。但走入人心是需要动心思地授课、反思、改进，在同学生的互动中，逐渐明白如何讲学生愿意听、能理解、能感悟、能反思、能行动。
都已经有GPT了，致辞如果停留在热词归结，例如引述校训或者学院格言，把它们填入空洞无物的鸡汤、空谈，似乎注入灵魂，再做些经典演说桥段的同义替换，回避掉听众，也就是毕业生最关切的、最关心的、最困难的。
“热词、罗列、洗稿”，这些AI一样能做，且做的比专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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