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卖、滴滴、快递的灵活就业蓄水池占了总就业人数的接近20%，其实我们的雇佣结构就趋进于日本失去三十年时期的日本，10年时日本有20%的就业人口是待遇远逊于正式员工的非编外包工。当然，至少在青壮年时期，一个高学历人又勤快的律师尚没有危机需要去卷灵活用工，但部分应届毕业生已经体会到大律所使用Title降级等间接方式压降薪酬。那么，律师的薪酬何时会上涨呢？
可以先回答另一个问题：是什么阻碍了律师的薪酬上涨？
在那之前在回顾一个问题：上一波律师薪酬上涨是什么原因？这个答案已经比较明确：1. 创收向好的预期；2. 各领域业务扩张；3. 人才供不应求。3并不涉及宏观经济层面，主要与法学教育和门槛政策有关，暂且不论。
律师的薪酬也会受到宏观经济的冲击，就近况而言，最主要是房地产牵出的债务危机。当房价持续上涨甚至成为一种信仰时，个体的冲动都会战胜理性，疯狂加杠杆按揭，直到击鼓传花的游戏终于落幕。人们突然意识到偿还房贷已经过分占用了消费、教育等其他领域的开销。一个人的支持会成为另一个人的收入，这个是由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中最关键的公式。所以当人们疲于还贷时，消费的潜力就被压制。
另一方面，居民储蓄是消费潜力的源泉。可惜，自2017年起，一线城市打工人的储蓄率平均都低过5%，而土著往往储蓄更多，这意味着漂儿们入不敷出，也就是许多人反思的被一线城市榨干。
连续很多年没存钱，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如此一来消费的活水就干涸了。企业产品的利润就会大幅下降，消费降级成了趋势，刚需消费是最优先的，耐用消费品销售困难。而服务相对于产品，在大部分中国消费者眼中是水分更大的：很少C端消费者愿意为人力成本买单。
毛利下降。外加乐观时期的采购，不管是定价过高的软件授权费用还是写字楼租金，都成了律所身上沉重的负担。而人力成本在特定情形下并非刚性：如果人才供过于求，又或者同行都在降低待遇互相摆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