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70后。
小时候，那个年代的农村生活条件并不富裕。一年到头，肉并不是想吃就能吃的东西，很多家庭的肉票、粮票都精打细算。逢年过节能吃上一顿肉，是孩子们盼望的事情。
所以，夏天抓知了猴、蚂蚱，捉青蛙，烤着吃炸着吃并不是什么“野趣”，而是那个年代普通家庭补充蛋白质的一种方式。
晚上拿着手电筒去树林、田埂寻找刚出土的知了猴，白天去田里抓蚂蚱，河沟里摸青蛙。对于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这既是一种游戏，更是改善伙食、补充营养的一种方式。
冬天抓麻雀，在当时一些农村地区也很常见。一整个冬天，几十只甚至上百只麻雀，都会成为家庭餐桌上的一道“荤腥”。那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直接：凡是能够获取、能够食用、能够利用的东西，都是生活资源。
不仅是野外的动物昆虫，那个年代，人们对任何有价值、能变现的东西都格外珍惜。
废铜废铁要收起来，牙膏皮也不会随手扔掉。孩子们甚至会一路追着翻砂厂运输矿渣的车辆，在沿路散落的矿渣里寻找残留的铁疙瘩，拿去卖钱。为了这些几分钱、几毛钱的收入，经常被锋利的铁片划破手脚。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对资源有一种本能的珍惜——因为每一点价值，都可能改善一点生活。
后来经济发展了，生活条件改善了，肉蛋奶变得丰富起来，曾经这些依靠自然获取的“野味”，逐渐退出了普通家庭的餐桌。
其实，很多70后并没有特别怀念那一口味道。
因为当年吃它，不是因为多么喜欢，而是因为生活需要。
今天回头看，那些经历既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
当温饱解决以后，人们追求的是更好的生活，而不是重新回到过去。
但近几年，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出现了。
知了猴又火了。
只是这一次，抓它的人已经不是为了给孩子增加一点蛋白质，而是为了增加一笔现金收入。过去夏夜里三两个孩子拿着瓶子去树林，是童年记忆；现在越来越多成年人拿着手电筒、工具，成群结队地寻找知了猴。
原因很现实：
一晚上抓几十只，卖出去就是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收入。
对于一些收入有限的人来说，这是一笔看得见摸得着的现金流。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城市里的垃圾箱。
过去，小区垃圾箱偶尔有人翻找，大多数人只是觉得奇怪。
现在，很多地方的垃圾箱每天都会被翻几遍。纸箱、废旧金属、塑料瓶，甚至各种可以变现的东西，都被捡走，干干净净。
这其实也是经济现象。
经济好的时候，人们更关注时间成本。为了几十块钱，没有必要花几个小时去翻垃圾、抓知了猴。
但当收入增长放缓，当一些人面临就业压力和生活压力时，过去不起眼的小资源，又重新拥有了价值。
从知了猴到垃圾箱，变化的不是资源，而是人的经济行为。
资源一直在那里。
只是当生活富裕时，它们被忽视；当生活压力增加时，它们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所以，一个社会的经济温度，有时候并不只体现在宏观数据里，也体现在一些细微的生活变化中。
比如夏夜里突然多起来的手电筒，比如小区垃圾箱旁忙碌的人影。
对于70后来说，这是一种复杂的感受：
我们曾经从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走出来，也见证过生活越来越好的过程。
但当一些过去属于童年记忆的事情，又重新变成成年人谋生手段时，也提醒我们。
对于知了猴，网络上竟然公开狡辩：因为知了猴“不是益虫”，所以大量捕捉甚至没有什么问题。几十年过去了，没想到仍旧是这种非常简单化的思维方式：
有用的，就是好的；
没用的，就是应该消灭的。
所谓“益虫”和“害虫”，本身就是站在人类短期利益角度形成的分类。自然生态并不是按照人类喜好运行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其存在的位置。知了虽然会吸食树木汁液，但它也是生态链中的一环，也是许多鸟类、动物的食物来源。
如果因为某种生物“不符合人的直接利益”，就认为它应该被赶尽杀绝，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和过去“除四害”时代简单粗暴地看待自然并没有本质区别。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逻辑不仅存在于对待昆虫，也存在于很多社会问题中：
非黑即白；
非敌即友；
非我所需便无价值，非我同类便可斩尽杀绝。
一个现代社会真正的进步，不只是拥有更多财富和技术，而是拥有更成熟的认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