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告诉德国人，中国资本在德国外资存量中只占约 1%，他们对中国投资的看法会不会好转？
ZEW 于 2026 年 8 月发布的一篇工作论文，用随机实验给出了答案：认知会改善一些，但态度基本不变。对正计划赴德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这既是一桶冷水，也是一份值得认真对待的“风险定价参考”。
一、研究背景：一篇未正式公开发表的工作论文
本文评析的工作论文由四位学者合作完成，发表于“莱布尼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德语缩写为ZEW）的 Discussion Paper 系列。ZEW 总部位于德国曼海姆，是德国领先的经济研究智库。其每月发布的“ZEW 经济景气指数”，常被用作观察德国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论文的四位作者中仅 Li Yang 隶属 ZEW，其余分别来自巴黎经济学院、纽约市立大学和德国经济研究所（DIW）/柏林自由大学，因此它不代表 ZEW 的机构官方立场。但其随机实验设计和结论，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是怎么做的
论文题为《When Facts Fail: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Perceptions and Preferences toward Chinese Investments in Germany》，作者为 Katharina Kaeppel、Zhexun Mo、Carsten Schröder 和 Li Yang。核心问题是：纠正对外国经济存在感的严重误判，能否改变人们对经济一体化的偏好？
作者选择了“中国对德直接投资” 这一政治敏感的场景来检验。
德国样本：2,365 人，来自 1,738 个家庭，按随机原则抽取，能较好地代表德国居民整体。
中国样本：2024 年 8 月通过网络问卷调查了 2,000 人。这批人是按人群比例"配额"招募的，代表性不如随机抽样，而且没有接受任何实验干预，所以只作参照，不参与实验比较。
随机分组：德国受访者以家庭为单位，被随机分成四组，每组读到不同的信息：
- 事实核查组
（608 人）：看到中国投资占德国外资的真实比例，并与自己先前的猜测做对照。 - 负面叙事组
（580 人）：读到"政界人士和专家"的担忧，比如技术可能被转移、德国会对中国资本产生依赖、政治自主性可能受影响。 - 正面叙事组
（564 人）：读到中国投资的好处，比如帮助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保住就业、分散经济上的对外依赖。 - 对照组
（613 人）：不提供任何额外信息，作为比较的基准。
三种衡量方式：
- 直接打分
请受访者评价中国、美国、欧盟的对德投资对德国就业和创新的影响，从 -5 分（危害最大）到 +5 分（益处最大）。 - 二选一实验
给受访者两个假想的投资方案，让他们选一个。每个方案的投资方来自哪个国家、是国企还是民企、投在哪个行业、持股多少，都是随机搭配的。这样就能看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仅仅因为投资方来自中国，被选中的概率会降低多少。 - 岗位换算
设想一家有 500 名员工的德国企业濒临破产，欧盟或美国买家承诺保住 250 个岗位。问：中国买家至少要保住多少个岗位，你才觉得它和这个方案"一样有吸引力"？
三、研究的核心结论
认知严重偏差：高估三十多倍
德国人平均以为，外国在德投资中约有三分之一（33%）来自中国。而实际只有约 1%，高估了三十多倍。
对其他地区的判断也有偏差：欧盟其他国家被低估（以为占 29%，实际约 50%），美国略被高估（以为 25%，实际 19%）。女性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高估得更厉害。
态度总体偏负面，担忧集中在"政治"而非"经济"
- 政治层面
近三分之二（64.2%）的人认为中国投资不利于德国的政治自主，只有 4.8% 认为有益。 - 经济前景
44.2% 给出负面评价，39.7% 持中立，16.1% 给出正面评价。 - 就业和创新
评价温和得多。在没有接受任何信息干预的对照组里，认为对就业有害的占 24.8%，认为对创新有害的占 27.6%，都只有约四分之一。
可量化的"国籍折价"
二选一实验：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中国投资方案被选中的概率，比欧盟方案低约 40 个百分点，比美国方案低约 20 个百分点。整体排序很清楚：欧盟 > 美国 > 中国。
岗位换算：受访者平均要求中国买家保住约 350 个岗位，才觉得它和"保住 250 个岗位的欧美买家"一样好。换个角度看，为了避开中国买家，他们愿意少保住约 100 个岗位。
国企与民企：如果中国投资者带有国有背景，被选中的概率还会再降约 5 到 10 个百分点。即便是民营的中国企业，也仍比条件相同的欧盟企业低约 35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民企身份"并不能消除这种“国籍折价”。
事实改变了认知，却没有改变偏好
认知确实变了：对中国投资在就业和创新上的评价，“事实核查组”平均提高了约 0.2 个标准差。在 -5 到 +5 的量表上，大约相当于提高了半分。“正面叙事”对结果的影响效果较小。负面叙事对结果也几乎没有影响（因为一开始评价就已经很低）。
态度没有变：无论哪种干预，都没有改变受访者对中德投资协议的支持程度、"岗位换算"的答案，以及二选一实验中的选择。统计检验显示，认知改善的差别小到可以视为偶然波动。
另一个细节：认知改善主要出现在男性身上，女性几乎没有变化。
中德镜像与东西德差异
与此相对，中国受访者对德国在华投资的评价高度正面，超过 80% 认为其影响为“好”或“很好”，几乎无人给出负面评价；但作者提醒，其中可能含有默许偏差，以及不愿批评本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因素。
在德国内部，前东德居民对中国投资明显更宽容，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大型投资几乎都集中在南部和西部，东部缺乏负面接触。
四、数据解读注意事项
数据时点较早：德国数据采集于 2023 年，中国数据为 2024 年。此后欧洲对华投资政策和地缘经济环境变化较大，论文的数字不一定能反映今天的公众态度。
中德样本不能严格比较：抽样方式、访问模式和时间均不同，作者自己也说明中国数据只作描述性背景。
“1%”的口径：这是德国联邦银行2019 年的存量数据，现在应有一定的变动。“三十多倍”的具体倍数也许会变，但“严重高估”的结论不会没变。
干预较为温和：一次性、简短的信息干预无效，并不等于长期、重复的接触无效，作者也把纵向研究列为后续方向。
五、从诊断到实操：中资企业的应对之策
ZEW论文的结论（对中资的抵触主要源于对政治自主性的担忧，而非对经济收益的怀疑），为中国企业提示了另一条思路：不必把希望寄托于舆论场上的自证，而是把精力集中在交易桌上的筹码设计。
（一）企业层面：不必改变舆论，先改变交易
1. 在结构上回应“控制”担忧。联合分析中，持股超过 50% 的方案明显更不受欢迎（各实验组约低 10 到 15 个百分点）。少数股权、合资、分阶段增持，比一步到位的控股更容易被接受；同时在治理上设置可验证的“安全阀”，如德方管理层、监事会中的独立德方成员、核心技术和数据留在德国的约束。
2. 所有权与最终控制人保持透明。国资背景会被额外扣分，民企身份也不能消除折价。更重要的是，不要试图用“欧洲壳”掩盖身份。新的欧盟条例已明确：“非欧盟投资者”控制的欧盟实体所做的投资也要纳入审查范围，一旦被认定为刻意规避，“不诚实”的代价可能远大于“中国国籍”本身。
3. 用可执行的就业承诺补偿折价。研究显示中国买家需要多保住约 40% 的岗位才被视为“等价”。实务上，这意味着承诺要更高、更具体、有约束力，例如可与工会和职工委员会签订岗位保障协议，并写入交易文件。
4. 选对项目类型和地点。论文只设定了“收购陷入困境企业”的场景。按此逻辑，新建工厂不是“接管”德国企业，可能会更少触发政治敏感。另外，前东德地区对中国投资更开放，也值得关注。
5. 化被动审查为“信誉背书”，沟通从“漫灌”转为“滴灌”。尽早、主动与审查部门沟通，把“通过审查”变成可对外说明的背书；面向项目所在地的政府、工会、供应商和当地媒体，用具体的就业、税收和供应链数据说话，比大规模形象宣传更有效。
（二）国家层面：软实力有益，但不是最关键的杠杆
"文化好感"与"政治信任"是两条不同的线。此外，国有背景的中国投资者的评分更低，也说明德国公众对“国家主导”本身有戒心，因此，官方主导的文化推广很可能被误读。
ZEW的研究也指出：需要专门设计的实验才能分离“经济威胁”、“文化距离”与“地缘政治不信任”各自的作用。因此，国家软实力提升所带来的效果目前还很难评估。
据此，在国家层面，我们倾向于提出以下建议：
1. 对等开放与规则透明。论文指出，德国在华投资占德国 GDP 的比重升至近 3%，而中国在德投资仅占中国 GDP 的 0.1%。因此，中国扩大对欧洲投资者的准入、明确不以投资换取敏感技术和数据的承诺，可以直接回应“依赖与控制”的担忧。
2. 融入欧盟层面的规则框架。中方主动与欧盟、德国就投资审查、数据安全等规则对话，比单方面的形象宣传更有针对性。
3. 民间与教育交流。留学生与校友网络、学术合作等，虽然见效慢，可信度高，需长期投入。
4. 官方文化输出。不是无用，但“投入产出比”可能最低，并有被反向解读的风险。
六、预测与情景分析
以下判断基于ZEW研究结论与2026年的公开资料（MERICS/Rhodium 投资监测、欧盟立法进展等），属于分析性推断，不构成投资建议。
就具体投资而言，两项欧盟层面的动向值得关注。
其一，新的《外国投资审查条例》已于 2026 年 6 月由欧盟理事会通过，将自 2028 年 1 月 17 日起适用：要求所有成员国建立具有中止效力的国家审查机制，设定共同的最低行业范围，并把由“非欧盟投资者”控制的欧盟实体所做的间接投资纳入审查；但审查决定权仍在成员国层面，并非欧盟统一审批。
其二，欧盟委员会 2026 年 3 月提出的《工业加速法案》，目前处于审议阶段，尚未成为法律。按提案文本，对电池、电动车、光伏和关键原材料领域中、来自全球产能占比超过 40% 国家的、金额超过 1 亿欧元的投资，须满足六项条件中的至少四项，包括外资持股上限 49%、与欧盟伙伴合资、知识产权许可、在欧研发投入等。最终规则以正式文本为准。
我们的判断
1. 公众态度：短期内难以松动（较大可能）。
近两年欧洲的政策叙事更强调经济安全，很难为民众态度松动提供新推力。
2. 交易结构：被“倒逼”到与公众偏好同向（较大可能）。
德国公众偏好少数股权、不喜欢国有背景；拟议中的欧盟规则则有可能把持股上限、合资和技术许可等条件列入法规。两者动因不同（前者是民意，后者是产业政策与技术转移诉求），却指向同一个方向。
即使法规细则仍有博弈空间，但投资者仍需依据这种监管预期，提前调整交易结构：在相关领域，控股型、独资型并购将越来越难；总体上，合资、少数股权和绿地投资更可能成为主流路径。
3. 投资总量：结构性集中，而非全面回暖（中等把握）。
当前，汽车（尤其是电动车产业链）仍是中资赴欧投资的最 大板块。若欧盟《工业加速法案》最终落地，这一核心领 域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德国在中资整体赴欧投资中所占的份额，未来可能会有小幅 波动，很难再现 2016 年前后那种由大规模并购主导的火热 局面。
4. 不确定性：事件比信息更能改变态度（风险情景）。
事实改变不了态度，更可能改变态度的是事件：对中资的非常规干预、贸易摩擦升级等，会进一步强化“政治自主性”防备。
5. 乐观情景：会有局部的、个案式的信任。在失业压力较大、缺乏大型外资的地区，以及以少数股权或合资方式落地的项目中，接受度可能相对更高。良好的履约记录（保住岗位、技术留存）能缓慢累积信任，但这注定是长周期的事。
后续值得跟踪的指标
·MERICS/Rhodium 年度更新中并购与绿地的比例及德国份额。
·《工业加速法案》的立法进展与最终条文。
·德国国内落实新审查条例的立法（2028 年 1 月前）。
·中国对欧洲投资者的开放措施（缓解“不对称”叙事）。
七、结语
“When Facts Fail”，并不意味着事实没有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评价，只是无法触及更深层的政治不信任。对中国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要把“折价”当作现实来定价，把精力放在可被验证的东西上：交易结构、治理安排、就业承诺，以及与审查制度的合作。
信任的重建，更多要靠制度与长期行为，而不是一次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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