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对美中经济关系中的失衡感到沮丧。今年 1 月至 10 月，美国从中国进口了 3810 亿美元的商品，主要是制成品；而出口额仅为 920 亿美元，主要是大豆、飞机和乘用车。如果计入服务贸易，这一失衡略有缩小（在美国的 34 万名中国学生代表了美国教育服务的出口）。近期出现的另一项失衡是，流入美国的直接投资多于流出的投资。这并不反映中国是全球更大的投资者——只是表明中国自身仍然相当封闭，而美国则非常开放。
如果特朗普总统想在对华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一个良好的起点将是限制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公司。奥巴马政府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德国芯片制造商艾司摩尔（Aixtron）被收购，该公司在美国拥有重要业务。但多年来此类举措寥寥无几。总体而言，美国对外国投资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包括并购。仅在 2016 年，中国公司宣布的海外交易金额已超过 2015 年创纪录的 1060 亿美元的兩倍。美国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
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其他一些针对中国的经济措施要么不合逻辑，要么存在对美国自身经济产生反噬的巨大风险。十年前称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尚有道理；但此后人民币已大幅升值，在过去 18 个月里，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干预以维持汇率高位而非低位。这与货币操纵恰恰相反。征收高额进口关税既违反我们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承诺，又招致报复。如果关税仅针对中国，那么生产将轻易转移至其他低工资地区。如果关税针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那将是一场普遍性的贸易战，结果必是双输。我们对中国出口可能不多，但我们向世界出口很多。而且我们对中国的出口对某些行业和社区具有重要意义。国际贸易有全球规则，尊重这些规则符合我们的利益。
然而，对于直接投资而言，并不存在全球规则。美国对外国投资持开放态度，包括并购，因为我们认为这能创造就业并提高生产力。如果一家外国公司愿意为美国资产支付更高价格，那么就有理由假定他们将更有效地利用该资产，从而使美国经济和工人受益。
那么，中国对美国投资的问题何在？问题在于中国并非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首先，中国自身对外国投资相当封闭。它允许大量外国投资进入特定的制造业领域，从而形成深入中国的价值链。但在关键行业——如汽车业——它要求外国企业以 50:50 的比例成立合资企业，在此过程中向国有企业分享技术。
在服务行业，即全球大多数外商直接投资（FDI）发生的领域，中国几乎完全封闭。这包括金融服务、社交媒体、电信、物流、医疗保健和教育。中国在吸引直接外资方面的开放程度低于巴西、印度或俄罗斯等其他大型新兴市场。在这些服务行业中，如果无法在当地投资，美国很难向中国销售产品。
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些封闭的行业由国有企业主导，其经理由共产党任命。它们在受保护的壁垒内赚取利润，然后走向全球收购竞争对手。目前这种投资模式并无理由假定有利于美国经济。真正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做法是，中国开放其对外贸易和投资体制，使美国能够增加出口。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中，如果无法在目标经济体投资，美国企业的出口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由于没有关于直接投资的全球规则，中国可以关闭其市场的重要部分，限制美国企业和工人的机会。我们不应改变对外国投资的基本开放态度，因为这一直对我们有益。但限制外国国有企业的收购是一种合理的预防措施。我们不指望中国很快改变其投资限制性政策，但采取更强硬的美国立场会使双方最终达成一项开放中国市场的投资协议的可能性更大。
大卫·多勒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L·汤顿中国中心的外交政策、全球经济与发展高级研究员。本文最初发表于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