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加矿业名人：从地质学家到华尔街矿业投资银行家
—— 王琨博士与他的矿业资本三十年
海外矿业投资 · 矿业名人传记系列 | 本期专访：王琨
王琨博士
在香港中环的一间会议室，我们见到了王琨博士。他热情健谈，但真正让他兴奋起来的，还是地质勘探和岩芯钻探。华人矿业圈里流传着一句评价：“他不只是矿业资产交易的银行家，还是看得懂岩芯和技术报告的地质专家。”记者问这句话从何而来，他笑了笑说：“岩芯是地质历史，看似朴实无华，但内涵丰富，而且不会说谎，比华丽的报表诚实多了。”
这篇专访按三条线展开：一是从地质科研到野外勘探的技术底色，二是从中国项目到海外矿山的资本流动，三是从投行交易到北大教学的人生回望。理解这三条线，也就理解了王琨博士为何能在岩芯、矿权和交易桌之间来回切换。
王琨的发展之路，在投资银行家里确实少见：先扎根野外找矿十几年，再把地质判断、矿权谈判和资本市场连接起来，最终转向矿业投资与跨境并购交易。这场专访，就从他的加拿大求学之路说起。
问1：你1988年到加拿大留学，1993年博士毕业，为什么没有留在学术界，而是去了加拿大地调局？
我1993年初从阿尔伯塔大学毕业，拿到地质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沉积低温地球化学——也就是通过岩石中的微量元素和同位素记录，去还原地质古环境。毕业后，我进入加拿大地调局（GSC）矿产资源部工作，主要研究北美区域成矿规律与成矿带资源潜力。此前，我也曾在GSC卡尔加里的石油与沉积研究所做过短暂科研。
这三年的科研和工作生涯，我后来把它叫作自己的“西点军校”。在GSC，我系统接触了加拿大地质勘探体系、矿业数据口径、矿企运营逻辑和合规框架。后来我能看出NI 43-101技术报告里的水分和错误，也能在矿区现场判断钻芯的矿化程度，靠的都是这段时间打下的底子。
问2：那1996年，你为什么离开GSC，扎进温哥华的初级矿业圈？
那一年中国版的《矿产资源法》正要落地，外资进入中国做矿产勘探的大门刚刚裂开一条缝。我在北大读的是地质、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五矿集团的矿产部、在阿尔伯塔大学拿的也是地质学博士，一路下来等的就是这个窗口。
如果说GSC给了我技术训练，那么温哥华的初级矿业圈则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矿业不是单纯找矿，而是技术、资本、人脉和时机共同作用的行业。那几年，我遇到的几位朋友和前辈，对我后来的路影响很大。
当年温哥华那个圈子鱼龙混杂，但机会是真的多。我离开GSC下海那年，对我影响最大、帮助最多的有三个人：冯涛、冯锐、毕东。巧的是他们都是我在阿尔伯塔省求学、工作时的同学或同事。
冯涛是我在阿尔伯塔大学的同宿舍同学。他毕业后较早回国，在北京担任艾芬豪集团首席代表，办公室就在国贸1010室。1996年我下海后，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他那儿，并把艾芬豪办公室当成了临时办公点。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近距离学习矿业交易的打法，并通过他认识了艾芬豪集团的一批高管。这段交情，为我后来进入投行、并与艾芬豪创始人罗伯特·弗里德兰打交道，埋下了最早的伏笔。
冯锐是另一个故事。1993年我俩同在加拿大地调局卡尔加里的石油和沉积研究所搞地质研究，他研究变质岩的放射同位素，我研究沉积岩的稳定同位素。后来他去了温哥华，搞了个初级勘探公司-太平矿业——就是今天中国黄金国际的前身。他当年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也许以后能成个millionaire。我一直记着这个玩笑，因为他现在的身价恐怕已是billionaire的级别了。
问3：听说你人生的第一单，是跟一个叫罗宾·道的人签的？
对。毕东是我人生中的重要贵人。九十年代初，我们同在阿尔伯塔大学地质系求学，还共同发表过一篇关于微陨石镍铁球的文章。1996年，毕东在China Clipper担任勘探副总裁。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我签下了人生第一单：把陕西潼关的黄金投资项目装入这家加拿大上市公司，并换取其股票。签约另一端，是China Clipper董事长兼CEO罗宾·道。后来我听说，蔡志凯的第一单也是跟他签的，是河北的一个勘探项目。
从此，我在加拿大初级矿业公司（junior mining company）圈子的职业生涯就开始了。
问4：在你做过的项目里，内蒙217金矿的资本故事好像最完整？
对，那是一个漫长且曲折的故事。1997年，我控股的华西金业和派森资源最早与宁夏核工业217地质大队合作勘探内蒙217金矿，并打下了这个矿有史以来第一口“virgin钻”（处女钻）。那台老式国产钻机花了整整一个月才打到100米，但结果令人振奋：从地表到地下100米连续见矿，平均品位一克吨。对搞勘探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开门红。
接下来，这个项目开始了漫长的资本接力：从华西到派森，从派森到西南，从西南到太平，再从太平到金山。2002年，冯锐把太平矿业卖给罗伯特·弗里德兰的艾芬豪，公司随后改名为金山矿业。2006年，弗里德兰又把金山控股权卖给中国黄金集团，作价2.2亿加元；巧的是，我又成了这笔交易的财务顾问，负责在温哥华协调Blakes律师事务所起草SPA（股权购买协议），并完成后续交割。
中国黄金控股后，将金山改名为中国黄金国际，后来又注入西藏甲玛项目，并于2010年底在香港二次上市。那时我已经在中银国际，恰好又参与了与花旗联合承销的这次IPO融资。从1997年第一口100米处女钻，到2010年登陆香港证券交易所，中间相隔十三年，项目多次易主，也完整呈现了一座矿山在资本市场中的迁移路径。
问5：十多年的初级矿业公司（junior mining company）圈的经历中，听说你亲历过两场勘探骗局？
对，两次都震撼了资本市场。第一次是1997年初破裂的Bre-X印尼布桑“金矿”诈骗案。这个项目一度被包装成世纪最大金矿，最后却被证实为系统性造假。那一次对全球矿业界打击极大，之后五六年行业都陷入低谷，大批初级矿业公司关门倒闭，直到2002—2003年市场才慢慢复苏。
偏偏就在市场复苏时，又来了第二个骗局——西南矿业在云南东川博卡金矿项目上的造假。当时西南矿业宣布在博卡钻探中发现“巨厚大矿体”，公司股价随之大涨。黄金市场和初级矿业板块回暖后，大批西方勘探公司涌向云南。我和搭档Lawrence Zhang也带着两家加拿大初级矿业公司去了当地：奥莎（Orsa）在博卡项目南边拿了矿权，斯巴顿（Sparton）则拿下德宏州潞西金矿项目。冯锐的希尔威公司也在附近勘探。几家公司沿着同一条矿化带依次排开，这也让博卡项目的走势牵动了周边所有人的判断。
有意思的插曲来了。2003年夏我带着斯巴顿的CEO李巴克去东川博卡现场踏勘，顺便也参观一下西南矿业的打钻现场和编录基地。那地方有一条公路是public road直通现场，全程并没有封锁。西南矿业有一位中国籍的勘探经理接待了我们，他也没多说什么、带着我们转了一圈我们就走了。
可到了第二天，我和李巴克分别收到了西南矿业总裁约翰·派德森的邮件。邮件措辞严厉，说我们严重违反公司规定，属于私闯禁地、“unauthorized entry”（未经授权进入）和“trespassing”（非法侵入）。话说得很重，但在我们看来，那只是一条公共马路。
当时我们心里就咯噔一下：这个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否则为什么不让看呢？立刻把股票卖了吧。果然没过多久西南的故事就破了——他们被发现对打钻结果动了手脚，消息一出西南股票应声大跌。当时希尔威也在南边的区块打了数钻，发公告说没有发现金矿；我们这边刚做完高精度土壤地化异常勘探，本来也正准备选点开钻，看到这情形也就算了，停钻吧。结果可想而知，西南矿业的总裁约翰·派德森被判入狱，最后也死在了狱里。
这场风波就这样收场。而我记得最清楚的，仍是那条明明谁都能走的公共马路。
问6：在甘肃那次，听说你把项目卖得很便宜？
2003—2004年我和Lawrence控股的Silk Road Resources在甘肃成立了两家合资公司：甘肃帕格斯勘探（与甘肃地矿局合作的中外合作企业）和甘肃加鑫矿业（与甘肃有色局合作的中外合作企业）。当时，这两家公司在甘南持有几十个矿权。我们在当地投入上千万美元、完成几万米钻探、经营勘探多年后，到2009年整体出售甘肃资产并退出。背景是国家开始推行“整装勘探”，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的生存空间被明显压缩。说白了，就是市场和政策环境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继续留在那里。
加鑫矿业及合作项目卖给了湖南黄金旗下的上市公司郴州矿业；甘肃帕格斯及夏河项目打包卖给了深圳的一家公司。帕格斯卖的价格非常便宜——记忆中也就千八百万吧。
故事还没完。那家深圳公司接手甘肃帕格斯后，又持续勘探了若干年。到了2026年，他们成功把这个项目卖给了紫金矿业，据近期公告显示作价为30亿元；这笔交易也让当年低价退出的故事有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后续。
所以搞勘探常常就是这样：判断重要，周期也重要。有人能撑到最后，有人却倒在黎明前夜。
前面那些年，我更多是在项目现场和矿权协议之间奔走；后来的变化，是我开始把同样的判断力带到资本市场。找矿让我知道一个项目有没有地质基础，交易则让我看到一个项目能不能被资本理解、定价和接手。
问7：你后来怎么从“找矿的人”，变成“做交易的人”？
把国内的合资项目陆续卖掉之后，我一度“没事干了”，便开始琢磨能不能把国外项目卖给中国买家。当时做成的一大单，是把加拿大上市公司Chariot卖给香港上市公司CST，交易价格为2.5亿加元。Chariot的主要资产是秘鲁一座大型铜矿Marcona。两年后，CST又完成了一次“quick flip”（快速倒手），以5亿美元的价格把这座铜矿卖给了秘鲁一家本地财团。
那一单交易中，我担任Chariot的卖方顾问；交易对手CST的买方顾问是中银国际。项目完成后，Amy Cheng邀请我加入BOCI，与她一同带领自然资源投行团队。
从此以后，我就正式踏入了投行生涯。
问8：在投行那些年，你印象最深的交易是什么？
从2006年开始，我先以个人技术顾问的身份介入Amy领衔的中银国际矿业团队；2010年初我正式入职BOCI，出任董事总经理并和Amy联席主管自然资源投行团队（矿业+油气），常驻香港和北京。那几年，正是中国资本大规模出海购买资源的阶段：中资民企和央企收购海外金矿、铜矿、镍矿、铀矿、铁矿、钾矿、锂矿，并推进跨境上市、并购和融资。中方资金与西方公司持有的矿权之间，需要有人搭桥，而这正是我和Amy团队的工作。
2012年，在猎头的推动下我跳槽去了加拿大皇家银行（RBC），任董事总经理及亚洲投资银行主席，主要负责资源类跨国并购和融资。加拿大拥有全球最多的矿业和能源类上市公司，而RBC则是这一板块的最大银行。
在BOCI和RBC的投行年间，我参与过几项至今印象深刻的交易：2011年嘉能可在伦敦和香港双重上市，募资100亿美元，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资源类企业IPO之一；2013年中海油以190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是中企历史上最具有标志性的海外收购，RBC担任尼克森一方的卖方财务顾问，该交易还获得FinanceAsia 2013年“Deal of the Year”年度大奖；此外，还有2010年底中金国际在香港二次上市、募资24亿港元，2011年五矿旗下MMG在港交所完成5亿美元配股融资，2013年艾芬豪矿业在TSX上市完成3亿美元IPO，以及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完成250亿美元IPO。前后算下来，十几年间我参与完成的矿业及其他领域投行交易金额累计约1000亿美元。
2013年，王琨在香港FinanceAsia颁奖典礼上代表RBC领奖
问9：现在呢？听说你还回北大当老师了？
如今我是奥勒姆资本（Aurum Capital）的管理合伙人——一家专注于黄金领域投资的专业机构；同时也给几家资源类公司做顾问，其中包括GoldMining。这家公司在哥伦比亚、巴西、加拿大和阿拉斯加拥有大型金矿及金—斑岩铜矿项目，我主要帮助其在亚洲融资、寻找战略投资者。
在投行之外我还有一重身份：从2014年起受聘担任了母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同时2015到2018年间又做了几年光华管理学院的MBA校友导师。至今我带过了40多位两院学生。母校把我送上了矿业金融这条路，我也该把这条路指给后来的人看。
2015年王琨在温哥华1898商务俱乐部开幕典礼上致辞
专访结束的时候，记者问王琨，如果用一个词总结这三十年，会是什么。他想了想，说：“运气。”然后补了一句：“但运气来的时候，你得还在场上。”
从加拿大地调局到温哥华的初级矿业圈，从多伦多PDAC大会的社交场合到香港中环的交易桌，王琨博士用三十多年织起了一张连接“中国资本”和“海外矿山”的大网。而这张网的起点，不过是阿尔伯塔省落基山脉下，一个能读懂钻探岩芯的中国留学生。
本文为王琨博士接受本刊专访整理，事实与数字经其本人确认，并对照GoldMining Inc. 2018年公告（SEDAR/PR Newswire）、人民网财经报道（2014）、财新《中海油大收购遭遇内幕交易》（2012）及中金国际公开上市记录等公开资料核验。文中涉及的个人经历与交易细节，除注明公开来源者外，均据王琨本人自述。本文为人物传记性质行业文章，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