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中国的中产阶级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使数亿中国人摆脱贫困，并催生了一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中产家庭通常拥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基本需求——食物、衣物和住房——同时还有可支配收入用于额外消费和储蓄。2002 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仅占其人口的 4%。十年后，这一比例上升至 31%，超过 4.2 亿人。中国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机遇，但也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和人口挑战。
中国持续发展在其城市中创造了新的经济机会，促使数亿农村居民向城市中心迁移。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1980 年的 19% 飙升至 2015 年的 56%。
随着中国工人纷纷涌入城市，工资大幅增长，2001 年至 2015 年间平均增幅达 11%。工资上涨推动了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稳步增长，目前达到 13,300 美元。这一数字介于南非（12,100 美元）和巴西（14,100 美元）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之间，但显著低于经合组织（OECD）经济体 37,900 美元的平均水平。
中国沿海城市对劳动力的更大需求不成比例地推动了东部省份的城市化，这加剧了显著的地区差异。即使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中国沿海省份的人均收入水平通常也高于内陆省份。例如，沿海省份江苏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为 40,152 元（6,043 美元），而内陆省份贵州的城市居民仅为 26,743 元（4,025 美元）。中国的主要城市——尤其是北京、天津和上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国处于最高水平（每个城市约为 30,000 美元），但仍远低于纽约（69,900 美元）或东京（43,700 美元）等发达经济体城市的水平。
重要的是，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并没有标准的统计定义，但一些指标使用区间来区分不同的收入群体。例如，中国政府将年收入在 60,000 至 500,000 元（7,250 至 62,500 美元）的人群定义为中产阶级。麦肯锡则采用年收入 75,000 至 280,000 元（11,500 至 43,000 美元）的区间。为了便于跨国比较，世界银行使用以购买力平价（PPP）美元表示的每日收入金额。2015 年，皮尤研究中心扩展了这一指标，增加了四个额外的收入层级。
自 21 世纪初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直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从 1999 年的 2900 万膨胀到 2013 年的约 4.21 亿。与其他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这一增长尤为显著，因为在此期间，墨西哥的中产阶级仅从 19% 增长至 34%（即从 1900 万增至 4200 万），印度尼西亚则仅从 1% 增长至 10%（即从 200 万增至 2400 万）。
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中低收入阶层。中国中产阶级占人口的 31%，与荷兰（32%）相似，但在将中产阶级细分为较低和较高阶层时，差异便显现出来。在中国，75% 的中产阶级属于低收入类别，而在荷兰这一比例仅为 7%。尽管如此，强大中产阶级的崛起可能为大量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的中国人口提供更大的政治参与机会。
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
中国中产阶级开始像全球各地的同行一样，在各类商品和服务上支出收入。中产阶级支出的增长主要由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推动，他们拥有可观的可支配收入。例如，中国的乘用车销量已连续 26 年增长，2016 年售出 2390 万辆汽车。作为参考，2016 年美国消费者购买了 1750 万辆汽车，而巴西人仅购买了 250 万辆汽车。
更高的收入也使消费者能够更好地互联。自 2006 年以来，互联网用户和移动电话订阅已大幅攀升。自 2006 年互联网普及率仅为 10.5% 以来，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已增长了五倍，这意味着在 2016 年，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能够接入互联网。这一数字显著低于经合组织（OECD）77% 的互联网普及率，但也明显高于印度 26% 的普及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率显著更高。例如，北京和上海的互联网普及率均约为 75%。在线购物也大幅增长，电子商务占 2015 年私人消费总额的比例为 15%，而 2010 年这一比例仅为 3%。增强的连通性还可能为中产阶级成员通过各类数字平台倡导社会议题提供更有效的途径。
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带来了新的教育机遇。2006 年中国高等教育年入学人数约为 550 万，到 2015 年已接近 750 万——增长了 35%。学生们也纷纷出国深造。2010 年出国留学人数约为 28.5 万，到 2015 年已超过 52 万——其中大多数人前往韩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学习。截至 2015 年，中国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超过 79 万人，多于接下来八个国家的总和。相比之下，同年有 23.4 万名印度学生和 11.6 万名德国学生在海外留学。
中国人的出行频率也在增加，过去十年间国内年度旅行人次增长了超过 185%。同期，中国游客在大陆以外的年度消费增长了超过 1100%——从 200 亿美元飙升至超过 2500 亿美元——香港、澳门和台湾是主要目的地。中国人还前往更远的地方，如泰国、韩国和菲律宾。大致在同一时期，美国公民的海外旅游支出增长了 39%，达到 1480 亿美元；欧盟公民的支出仅增长 8%，达到 3820 亿美元。
中国出境旅游
尽管信用卡、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等在上层收入国家更为常见的消费融资工具在中国日益普及，但中国消费者的储蓄习惯尚未与其外国同行趋同。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家庭相比，中国家庭的储蓄占其收入的比重更高。截至 2015 年，中国家庭平均储蓄率约为 40%，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高，与美国 5.2% 和日本 1.8% 的储蓄率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储蓄习惯部分源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且历史上中国政府在建立国有银行和邮政储蓄体系时曾予以推动。如今，家庭将家庭责任、投资和退休列为储蓄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资产配置也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家庭将其财富的更大比例投入房产，平均占比为 74%，而欧元区为 51%。此外，中国的住房拥有率高于平均水平，达到 87%，而美国为 67%。其家庭债务与 GDP 之比同样较低，仅为 41%，而美国为 80%。
中产阶级的社会挑战
麦肯锡公司预测，到 2022 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 5.5 亿，占城市家庭的 75%。中产阶级的持续扩张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环境、人口和社会挑战。
中产阶级消费水平的提升加剧了环境压力。汽车购买量增加、汽油消耗量上升以及城市蔓延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和空气污染水平升高。饮食偏好也发生了变化。中产阶级动物蛋白消费量的增加导致农业生产强度加大，对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中产阶级饮食结构的转变以及与较高收入职业相关的久坐生活方式，导致医疗成本上升。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中国呈上升趋势。这些疾病也是发达国家人口的典型特征，且治疗费用通常高昂。从 2004 年到 2014 年，中国人均医疗支出增加了 400% 以上。
医疗问题因中国人口老龄化而进一步复杂化。中国的人口金字塔正在经历倒置过程，抚养比预计将从 2015 年的 36.6% 上升到 2050 年的 69.7%。如果没有充满活力的劳动年龄成年人来支持老年一代，老年退休家庭成员不断上升的社会保障和医疗成本预计将越来越加重中国家庭的负担。
不平等也是中国面临的一项挑战。衡量一个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范围从 0（完全平等）到 1（最大不平等），中国的基尼系数几乎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0.28 翻倍至 2015 年的 0.53–0.55，远高于美国的 0.39 或日本的 0.33。虽然不平等的加剧部分反映了中国过去的经济贫困状况，但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
政府已采取一些措施加强中国的社会保障网，以更好地应对各种社会问题。例如，北京的平均养老金从 2006 年到 2015 年提高了 275%，并推出了一项更广泛的养老金计划，覆盖未参与正规经济的工人。此外，政府还将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扩展到城市非就业人员，在十四个省份和主要城市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并通过措施将失业保险扩展至农民工群体，此前他们的福利不会随其迁往新城市而转移。
总体而言，政府在 2012 年的社会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从 2007 年的 6% 上升至 9%。虽然这一数字显著，但仍明显低于经合组织 22% 的平均水平。社会福利改革也是政府试图刺激中产阶级消费、降低高储蓄率的一部分。其他旨在鼓励中产阶级消费的措施包括提高存款利率和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