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美国工人指望从企业税制改革中获益，原本就希望渺茫。面对全球范围内争夺商业投资和利润的竞争，华盛顿的共识是向商界利益妥协：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取消对海外赚取或申报的大部分利润的征税，并为存放在海外的数万亿美元免税利润提供豁免。
随后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好主意，它能让美国在不妥协的情况下保持竞争力：由Ways & Means 委员会主席凯文·布雷迪推动的边境调整税（BAT）。尽管该方案如今已被共和党国会领导层和白宫扼杀，但理解它为何比任何现有替代方案都更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仍然值得。
2014 年，布雷迪的前任戴夫·坎普尝试了一种传统的“降税率、扩税基”的企业税制改革。国会联合税务委员会——国会的官方评分机构——表示，这将放缓经济增长并降低工资。在十年预算窗口期之后，来自企业的税收收入将骤降约 8000 亿美元。不仅美国工人将承担更多的税负，他们的工资单也会缩水，用以缴税。
这一经验应得出的教训是：普通的、以“扩税基、降税率”为核心的公司税改革并不能促进就业增长，也无助于工薪阶层。那次努力暴露的一个谬误是：废除漏洞或税收支出可以防止工人买单为企业减税。事实证明，企业部门并没有多少大漏洞可堵，只有针对国内投资的大规模税收优惠：对新设备、软件和机械投资的扣除，以及对国内生产活动的扣除，还有为建设和持有待售商品的企业提供的有利会计方法。为了了解用这些优惠换取更低税率会对工薪阶层产生何种影响，可以考虑：最大输家将是制造业，而最大赢家则是金融业。
出于类似原因，“降税率、扩税基”也无法将工作机会从海外带回。当然，跨国公司可能会减少将一美元申报利润从美国转移到低税爱尔兰的努力。但在一个以收入来源地决定税单的体系中，选择在美国还是爱尔兰开设企业或建造工厂，取决于总税负，而不是税率与税收扣除之间的分配。
如果目标是阻止企业通过“倒置”（即将注册地迁往国外）或将利润和活动转移至低税国家，那么改革必须解决企业为何要迁往海外或在海外起步的根本原因。企业迁往海外并非为了对外国来源收入缴纳更低的税——毕竟它们目前对此缴纳的税并不多——而是为了降低其国内利润所承担的税款。
这就让我们回到边境调整税（BAT）——一项不再根据企业利润赚取地点征税，而是根据其商品消费地点征税的改革。通过这种方式，BAT 解决了根本问题：只要存在低税国家，就始终存在在海外生产并在美国销售的税收激励，而非一开始就在美国制造。
然而，在 BAT 制度下，所有向美国人销售商品的公司都必须缴税，无论商品和服务在哪里生产，也无论公司将总部设在哪里。如果企业不向美国人销售，就不需缴纳美国税。而如果某物在美国生产并在海外消费，则同样免税。在这样的世界中，美国的税率或税负对企业选址决策不再重要。
如果没有这种对美国企业利润征税方式的转变，保护国内税基和鼓励企业留在美国将继续成为相互冲突的目标。如果我们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来与爱尔兰等国家竞争，税收收入将受损，而我们本已严峻的财政前景将更加黯淡。但若要在不大幅降低税率的情况下鼓励企业留在美国，我们就必须对国内公司施加严格规则。即使财政部和众议院 Ways & Means 委员会工作人员制定的最佳版本规则，也无法成功阻止许多公司进行倒置，而且从一开始就无法适用于外国公司。
根据商品消费地对 companies 征税，使政策制定者能够保留或扩大对国内投资的税收优惠，如布雷迪主席的计划所示，并且税率可以设定为联邦政府所需的收入水平。正如初步的财政部估算所示，实现收支中性改革所需的税率仍可能低于当前的企业税率。
在 BAT 制度下，美国将成为极具吸引力的企业和投资落户地，并将逆转企业外迁的趋势。这不仅因为这将创造国内就业机会，还因为边境调整机制使美国工人免于为企业减税买单。边境调整税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