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特朗普总统在三月兑现其竞选承诺，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关税时，他呼吁进行自由、公平和明智的贸易。许多从事战略采购和供应链行业的人士认为，这项政策对纠正与中国的贸易失衡及其他竞争对手的影响微乎其微，主要受影响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
尽管局势瞬息万变，但迄今为止最大的影响是贸易战的爆发。4 月初，中国发布了一份报复性关税清单，涉及价值 500 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涵盖从大豆到猪肉等多个领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政府将考虑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 1000 亿美元的关税并实施限制。
虽然主流中国媒体声称特朗普的钢铁和铝关税在初始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冲击后不会严重损害企业利益，但业内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商界领袖更担心潜在贸易战引发的连锁效应：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是否会为了获得特朗普政策的豁免，或作为防止中国过剩产能涌入的保护措施而自行征收关税？尽管美国直接从中国进口的原铝数量很少，但许多在中国制造的子组件和成品中均含有中国铝。
仅钢铁和铝关税一项，就会导致消费者成本增加数十亿美元，并可能波及国内外众多核心产业。随着局势升级，预计将有更多关税和限制措施生效。若要有效解决与中国的贸易失衡，特朗普政府需关注更广泛的工商和消费品领域。
例如，上个月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在未来七年内向中兴通讯（ZTE）出售零部件和服务。作为一家中国手机制造商，中兴通讯目前是全球第七大基于 Android 的设备制造商，该禁令可能导致其无法再在移动设备中使用谷歌的 Android 操作系统。
与最初关税公告时的轻微抱怨形成鲜明对比，中兴通讯制裁引发了中国公众和社交媒体上强烈的爱国情绪浪潮。激烈的讨论聚焦于中国对美国芯片的依赖程度，并质疑其半导体行业的繁荣现状。
一些意见领袖甚至建议国有化，呼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芯片设计和生产的国有化”。尽管独立发展的呼声强烈，但大多数中国商界领袖反而专注于应对禁令所需的更直接、务实的行动——如审查供应链风险、多元化布局、确保合规性（特别是遵守美国法律）和可持续性，同时重新评估研发及其他核心能力的需求。
虽然双方有可能达成放松制裁和关税的协议，但多数人认为这远非定局，政府内部在最佳前进道路上存在严重分歧。
供应链资深专家提醒，此类情况此前曾发生过。2002 年，布什总统曾对进口钢铁征收 8% 至 30% 的临时关税。当时的首席采购和供应链官员集结起来管理成本和转型，最终导致美国经济损失 20 万个就业岗位。今天的领导者需要做同样的事，但面对的是一个相互依存度更高、地区供应链地位与 21 世纪初截然不同的经济体。
我们的供应链思想领袖团队（其中许多人是前首席采购官 CPO）为供应链官员制定了一套立即行动流程，旨在减轻成本增加和失业风险，并管理关税对组织的整体影响。
首先，仔细审查合同的时间、贸易条款和原产国。注意二级和三级供应商对于产品公司的重要组件至关重要。基于此评估，可制定供应商行动计划。这对于许多曾在 2011 年福岛核灾难和 2004 年印尼海啸期间完成类似工作的同仁来说并不陌生。
评估未来的需求预测，并确保供应商拥有采购可见性。识别任何可预见的需求增长。随着关税影响显现，本地供应市场将趋于紧张。这需要采取超越 12 个月协议的长期视角。公司的需求越准确且沟通越有效，其采购要求被优先处理的可能性就越高。
考虑制造杠杆以减少暴露。尽可能将成品生产转移到低成本国家，或进口高价值的成品（如组装件）。评估当前美国本土生产与外国生产的比例，以帮助缓解供应短缺风险。
与关键供应商的领导层对齐内部和外部战略采购领域的顶级领导层。供应商参与永远不会太晚。抓住这个机会创造开放沟通并扩大公司的机遇。如果供应商参与历史上不是公司的强项，这种策略在短期内可能收效甚微，但它绝对支持未来的战略合作关系。对于跨国公司，若需将生产转移到海外，应开始在其他国家加强与供应商的关系。
评估公司产品和服务的风险。开发“假设”模型，建立风险矩阵，真正了解现有及潜在未来贸易政策相关的财务风险。了解供应链所在地的法律对于完成此项活动愈发重要。
向领导层沟通并采取行动。识别可以减轻的风险，制定计划并组建跨职能团队来执行必要的变更。
以紧迫感和事实为基础行事将是成功的关键。战略采购将被依赖以理解财务风险，并建议在有望成为全球贸易“新常态”的情况下调整适当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