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年底仅剩几个月时间，现任美国政府贸易政策议程的执行仍在全面展开。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到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实施两轮大规模关税，国际贸易界很少有人能指出，在近期的记忆中，美国在全球贸易舞台上比现在更加活跃。
甚至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上诉机构的主席也发出信号，表示由于目前提交至该机构的“上诉数量众多且复杂”，管理案件工作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作为申诉方在争端解决小组中记录了不少于 123 起争端，尽管美国总统威胁要退出 WTO，理由是所谓“不公平待遇”。
为了保持外国市场的贸易开放，美国必须利用其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规模优势。为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必须维持超越规模本身的激励措施，并通过美国总统确定的五个优先领域来加强贸易政策的关注：
(1) 将国家安全纳入政策决策；(2) 鼓励使用税收和放松管制以增强美国经济；(3) 修订或终止未能实现当前目标的贸易协定，同时创建符合目标的新协定；(4) 执行美国贸易法律，包括自 2001 年以来首次援引 1974 年《美国贸易法》第 301 条进行调查，以及确保联邦贸易委员会审查标签以防止不公平出口竞争；以及 (5) 改革多边贸易体系。在后一方面，美国将采取何种行动以及其他 WTO 成员如何回应，仍有待观察。
就美国私营部门而言，它依赖于 USTR 的领导，以消除跨境贸易壁垒，使其能够专注于制造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与众多海外合作伙伴管理全球价值链，并继续为消费者提供创新服务。事实上，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出口国（2016 年高达 7600 亿美元），美国的服务业——包括银行、能源、快递服务、保险和信息技术等——依赖海外的友好商业机会来维持其巨额利润。
但领导力必须伴随外交手段。重新谈判贸易协定或实施新贸易政策，只有在私营部门能够获得更好的贸易机会，并且受影响的市场中进出口经济活动得到提振时才有价值。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女性协会”的说法，美国要在其国际贸易政策上实现双赢，现任政府必须在贸易交往中展现出“坚定但公平的行为”。在此过程中，私营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果最新一轮美国贸易政策变化要达到预期效果，拥有遍布全球的供应链的美国私营部门必须更积极地扮演外交缓冲角色，利用其巨大的跨境“软外交”影响力，为那些支撑数百万就业、依赖“美国制造”出口的动荡外国市场保持大门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