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理查德·瑟斯顿博士的独家问答中——他曾任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积电）高级副总裁，并担任纽约杜安莫里斯律师事务所（Duane Morris, LLP）的外聘顾问——我们深入探讨了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随着台湾推动企业回流对现有贸易关系产生影响，这一举措也凸显出对双边贸易协议的迫切需求，以及改善劳动力发展机会的重要性。瑟斯顿博士为我们分析了在台湾将企业从中国迁回的背景下，近期可能出现的趋势。
台湾企业回流带来了哪些主要优势？这一举措又伴随着哪些风险？
瑟斯顿博士：台湾将企业从中国迁回的背后有几个主要驱动因素。首先，美国的地缘政治问题，例如台湾公司为避免与美国关税对中国原产产品。台湾企业在那里面临很大压力。
其次，保护供应链，不仅包括台湾消费品公司的供应链，还包括苹果、谷歌等公司以及整个高科技领域的供应链。第三，避免受到美国的批评，更重要的是避免潜在的美国处罚、罚款、排除令等与可能的出口管制违规相关的后果。最后是华为问题。总体而言，这些挑战的范围远不止于商业秘密保护，其背后是美国希望防止某些先进技术的实际产品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中的意图。
这些因素，加上对国际化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得到了台湾企业对在中国工作的员工和管理者的健康、安全和福利持续关注的补充。台湾政府的另一项动机是，将过去十年间流失的有经验人才重新吸引回台湾（这些人才的流失曾导致台湾在科技及其他能力方面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现象）。
关于最后一点，您是否观察到劳动力回流台湾并致力于科技行业人力资源开发的反向效应正在发生，还是您预计整体格局将完全不同？
瑟斯顿博士：此前存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当时有两个关键因素推动了自马英九总统执政以来向中国大陆的人才流动。其中一个关键考量是进入庞大但难以触及的中国市场。仅靠 2400 万人口的台湾市场本身规模不够大，不足以支撑由技术创新驱动的市场增长。其次是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获取。台湾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库持续枯竭。这是台积电（TSMC）和其他技术驱动型企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马英九希望获得文化相近的人才库，同时降低土地和原材料供应的成本。最后，国民党（KMT）希望利用台湾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来中和中国大陆对台湾独立的威胁。
台湾如何通过产业回流继续主导知识产权（IP）领域？这对台湾当前的实践有何影响？
瑟斯顿博士：台湾在知识产权领域遇到了诸多困难，部分原因与我刚才提到的 STEM 人才库显著萎缩有关。如果审视其他问题，一个主要障碍是，由于台湾因中国大陆的立场而处于特殊的政治地位，它并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成员，也未参与《专利合作条约》（PCT），因此成为主要知识产权来源地面临重大壁垒。
但更为重要的是，除台积电等少数公司外，大多数台湾企业仍沿用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和原始设计制造商（ODM）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侧重于微薄的利润空间。因此，它们并未真正将知识产权纳入整体战略，因为推广和保护知识产权成本高昂。
这与许多公司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一些新兴领域，如生物医学、航空航天、清洁能源、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验室。例如，台湾企业仍不愿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尽管台湾政府在制定商业秘密法律及法院诉讼程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许多企业未能采取充分措施保护这一最重要的知识产权资产，从而削弱了其知识产权领先地位。虽然已有改善，但进展缓慢，因为知识产权仍未被视为盈利的关键。政府正试图通过其知识产权法律改善企业的这一观念，我们拭目以待。目前我认为，缺乏充足且可持续的 STEM 人才，直接影响前沿创造力与创新，是核心挑战。
台湾对美国至关重要，无论是在商业层面（涉及供应链），还是在防御层面（涉及维持开放安全的海上和空中通道）。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尚未与台湾签订双边贸易协定。这限制了信息、业务的自由流动，以及对在台湾运营及与台湾合作的美国企业和台湾企业的保护。
2019 年，台湾为吸引企业回流以及提供相应的土地购置和运营补贴短期援助，促成了 160 个新项目的落地。企业确实已从中国大陆回流至台湾。但问题依然存在：这种回流是否可持续？这一问题将与台湾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共同制约其发展。除非台湾加强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否则台湾过去拥有的创新优势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受到限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