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我们正身处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多重因素交织，带来了企业和投资者最为厌恶的东西：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此刻，投资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评估哪些初创企业——尤其是那些基于科学理念进行商业化的企业——能够度过难关。
一、有望成功的三类科学驱动型初创企业
1. 增加价值的初创企业（警惕“彻底革新”）
许多初创企业凭借活力与势头，试图“彻底革新”现有生态系统。然而，这类企业往往低估了消费者习惯、行业既得利益者、供应链及既有实践的惯性。以诊断领域为例：一家旨在通过提供大幅降低检测成本的新试剂盒，来提升大型参与者（如 Quest Diagnostics）效率的初创企业，更有可能蓬勃发展，即便其未必具备成为独角兽的潜力。相反，若一项新技术要求大型参与者完全替换或彻底改造现有管道，则极难被市场采纳。
2. 生物技术和制药领域的“常青”赛道
科学驱动型初创企业常被视为生物技术的代名词，这不难理解，因为该领域吸引了最多的关注与资本。尽管医学各方面均有改进空间，但在生物技术/制药领域，肿瘤学和神经生物学等特定疾病赛道始终是“常青树”。这并非否定类似吉利德开发“同类最佳”抗病毒药物的策略，但此类策略执行难度极高。相比之下，存在巨大未满足临床需求的领域，即使药物并非完美，也有很大机会获得市场份额。未来 10 至 15 年，神经生物学有望重现生物制剂崛起时肿瘤学所经历的跨越式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病率上升将孕育庞大市场。同一趋势也指向了尚未被充分开发的“衰老生物学”领域，尽管已有 Calico 等大型玩家入场，但因科学问题复杂，前路仍不明朗。
3. 解决基本需求的初创企业
解决任何领域基本需求和缺陷的初创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概率最高。这一原则虽不新鲜，却至关重要。无论经济是否低迷，新药始终必需；无人会停止进食，供应链中断反而可能创造新机遇。例如，植物基动物产品替代品的需求预计将保持强劲。从宏观视角看，源自材料科学、纳米技术及计算机科学（尤其是人工智能）的新兴企业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它们有望为长期存在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反之，诸如生物燃料等曾在十年前备受关注的领域，鉴于向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转型，其可行性已大打折扣。
二、可能无法度过难关的三类企业
1. 缺乏核心战略的转型企业
转型本身并非坏事，许多企业通过改变方向抓住机遇或重建收入来源。关键区别在于：缺乏核心战略的企业，即便转型也难以存活，尤其在多变的投资环境中。许多公司（甚至资金充裕的初创企业）涉足传染病领域，但这并未改变其原有商业模式。一旦有效的药物或疫苗问世，针对 COVID-19 的解决方案便会迅速消失。诊断行业提供了绝佳案例：能在几秒内检测 SARS-CoV-2 病毒的新方法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若无法取代现有医疗流程体系，或转型纯粹出于机会主义而非更大战略的一部分，则表明其难以长期生存。
2. 盲目追随趋势的初创企业
创意随处可见，社会动荡时期往往催生大量旨在修补社会与行业缺陷的初创企业。关键在于区分：企业是在解决当务之急，还是在追随一个具有持久潜力的趋势？就科学驱动型企业而言，跟风现象虽少，但每当新技术问世，初创企业仍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工智能（AI）便是典型例子，它代表了一种周期性流行的趋势。资深计算机科学家深知，曾多次出现人们认为 AI 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时期，但随后大家意识到现实世界过于复杂，在许多关键任务中，决策权无法完全交给机器。
3. 受制于监管和环境变化的初创企业
这虽超出团队控制范围，但投资者在此类领域资助时需格外谨慎。两个典型案例：一是服务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业务，二是围绕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技术开发的生物科技公司。以石油为例，地缘政治博弈、疫情不确定性及消费习惯转变的奇特交汇，可能导致石化及相关行业价值一夜蒸发，使相关初创企业在未来数月遭受重大损失，长期前景不明。至于 CRISPR，潜在滥用风险意味着各国政府将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最初的失误可能招致严格监管。尽管潜力巨大，但仍需谨慎评估基于 CRISPR 的初创企业。
结语：真正的回报在哪里？
我们能否摆脱“新冠疫情概念股”的模式？真正的回报来自于那些解决明显却被忽视的根本性问题和需求的初创企业与创意。总体而言，尽管动荡时期投资者兴趣依然强劲，许多新创企业获得了融资，但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将是观察重点。经济下行既降低了投资胃口，也减少了收入。投资者必须继续审慎使用资金，尤其是在投资科学驱动型初创企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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