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许多同行一样，疫情期间居家无聊时我下载了 TikTok。在浏览那些令人上瘾的喜剧片段时，一条视频让我驻足：一位未露面的用户开箱了一款“路易威登”手提包。这并非售价数千美元的正品，而是一个“平替款”。视频展示了逼真的购物袋、包装盒、丝带、防尘袋，甚至伪造的收据和证书。这只包标志、缝线、图案和设计一应俱全，看起来非常真实。跟随相关标签，我发现还有数百个类似视频，用户炫耀着各类设计师品牌的“平替款”，涵盖鞋子、包包、配饰、珠宝甚至水瓶。
设计师品牌“平替款”的吸引力不难理解。千禧一代和 Z 世代沉浸于社交媒体，努力塑造快乐、成功且富裕的在线形象。富裕被定义为度假、豪车、购物和地位象征。我们都清楚哪些特定物品能彰显地位，并渴望拥有它们以作炫耀。问题在于，许多人负担不起这些正品。
于是，“平替款”应运而生。这些仿冒品外观与正品无异，售价却仅为零头。对于年轻买家而言，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以极低成本获得地位象征，在线上线下向朋友炫耀，维持自身形象。买家们认为最棒的一点是“没有人受到伤害”，但这正是他们的误解所在。
假冒产品通常由犯罪集团经营的工厂生产。工人在恶劣、低标准的条件下长时间辛勤工作，却拿不到维持生计的工资。这些危险条件堪比早已被美国禁止的血汗工厂（sweatshops）。儿童常被雇佣其中，被迫在不安全的环境中从事致命工作。由于缺乏监管，有毒、致癌和有害化学物质常被用于生产过程。此外，假冒收益被用于资助人口贩卖、毒品走私、性贩运及恐怖组织。当消费者购买假货而非正品时，政府失去了本可从正规销售中获得的税收，而这些税款本可用于改善社区项目，提升相关人员的生活条件。
千禧一代和 Z 世代是“觉醒”的一代。他们具有良知、受过教育并愿意挺身而出，希望了解产品来源及所支持品牌的政策。
当发现品牌政策与其价值观相符时，他们会全力支持，甚至助推小型初创企业实现 IPO；反之，若发现公司违背价值观或不诚实，他们可能会怒火中烧。一个人发起的对话可演变成一场运动，改变公司乃至社会。然而，这个寻求信息并为价值观而战的群体，似乎与假冒文化格格不入：为何他们愿意购买支持犯罪活动和压迫工人的商品？为何愿意使用可能危害自身和他人的化学产品？
大多数品牌花费巨资保护供应链真实性，采用隐蔽、法医鉴定和数字策略检测假货。他们使用防篡改密封条、全息图、条形码、安全标签、二维码和微标记等多种手段，培训执法人员没收假货，聘请专家评估风险，并委托律师在司法系统中打击造假者。
尽管投入巨大，企业却未能触达唯一的关键群体——消费者。大多数公司未将教育消费者了解假冒危害纳入战略。这些对产品特征高度敏感的消费者，可能完全 unaware 购买假货与其一贯的良知消费习惯背道而驰。
正如迈克尔·比尔特所言：“问题本身就包含了解决方案。”既然消费者利用社交媒体炫耀假货，社交媒体也可用于打击假冒文化。其覆盖面广于传统广告，更具影响力、启发性和记忆点。公司应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
首先，利用社交媒体展示提升品牌形象的步骤。通过发帖、标记有影响力的社区成员及转发契合价值观的信息，将品牌定位为千禧一代和 Z 世代愿意全力支持的对象。
其次，利用社交媒体教育消费者认识购买假货的社会影响。通过强调侵犯人权、剥削儿童、使用毒素及资助犯罪组织等具体案例，告知用户其购买行为的后果，以及这如何违背了他们的良知消费习惯。
在社交媒体上广泛展示的假冒文化是可以被抵制的。今天的消费者愿意改变购买习惯，以支持真实可靠、价值观相符的品牌。他们会动员亲友，劝阻有害且对社会不利的做法。通过利用社交媒体连接消费者的力量，公司可以调动这种能量，共同对抗全球的造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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