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时期的 FCPA 执法工作既引人注目，又略显出乎意料。作为候选人及私人公民时，前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 FCPA，称其为“一部糟糕的法律”，这引发许多人猜测长期持续的 FCPA 执法是否即将终结。然而，司法部（DOJ）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 2017 年至 2020 年间却录得了创纪录的 FCPA 处罚金额。仅在 2020 年，两部门便达成了 18 起企业 FCPA 和解案件，其中包括有史以来针对 FCPA 违规行为开出的两项最大罚款（分别针对空客公司和高盛集团）。尽管数据亮眼，但这并非故事的全貌。
首先，特朗普政府时期创纪录的罚款数字只反映了部分事实。那些最大且最受关注的处罚，往往源于多年前启动的调查。正如多方推测，虽然 FCPA 执法在特朗普任内并未停止，但从 2017 年到 2020 年，每年新启动的 FCPA 相关调查数量实际上呈下降趋势。我们预计，这一趋势将在拜登政府任期内发生逆转。
其次，拜登及其团队似乎准备以更大力度打击 FCPA 违规行为。拜登政府已将反腐败斗争定位为外交政策战略的核心。竞选期间，拜登曾承诺“发布一项总统政策指令，将打击腐败确立为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和首要责任”[1]。
从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到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再到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根斯勒，拜登提名的关键官员均证实了在全球范围内打击腐败的承诺。这种高层关注，加之聘请经验丰富的律师填补 DOJ 和 SEC 外国贿赂部门的关键职位，以及美国国会授权的新执法工具，几乎可以确保 FCPA 将成为拜登政府的执法优先事项。
最后，装备精良且充满动力的 DOJ 和 SEC 并不缺乏证明其能力的机会。自 2020 年初以来，企业一直在应对疫情造成的财务压力，合规部门则面临裁员及远程监控受限等挑战。历史表明，财务压力往往会成为欺诈行为的诱因，因为公司和员工面临着实现财务目标的巨大压力。换言之，急于展示打击腐败决心的监管机构，可能正迎来一波潜在的腐败案件高发期。
随着拜登政府的反腐败策略逐渐清晰，我们建议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领域：
国会授权新工具的影响 – 拜登的 FCPA 执法议程可能会因国会最近授权的新工具而得到加强。特别是 2021 年 1 月，作为《国防授权法》的一部分，国会通过了《企业透明度法》（CTA）。该法要求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向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报告其最终受益所有权信息。这些信息虽不公开，但可供执法机构和银行使用。
CTA 旨在防止个人利用壳公司隐藏交易以规避反腐败、反洗钱等法律。尽管 CTA 对主要在境外运营并利用离岸壳公司的违法者影响有限，但它可能会限制腐败资金在美国市场寻找避风港，并使调查人员在涉及美国公司时更容易“追踪资金流向”。
FCPA 调查中的国际协调 – 最大且最重要的 FCPA 和解案件通常依赖于美国 DOJ、SEC 与外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2020 年，在高盛、空客、J&F 投资和维多公司的案件中，美欧监管机构展现了紧密合作。尽管特朗普政府对传统盟友的对抗态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和解或调查，但鉴于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强调与盟友密切合作，我们预计 FCPA 背景下的国际协调只会增加，并将有新的合作伙伴加入。
司法部欺诈部门负责人（代理）丹尼尔·卡恩（Daniel Kahn）在 2021 年 3 月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他预计多司法管辖区的调查和和解将会增加，包括与此前未合作过的外国当局。改善关系和合作总体上将使证据共享和和解协调更加高效，从而显著缩短完成复杂跨境调查所需的时间。
对监察员制度的态度 – 2020 年的 18 起企业 FCPA 和解案件中，没有任何一起涉及任命独立合规监察员。这是否是 2018 年司法部关于公司合规监察员指南变更（即“本茨科夫斯基备忘录”）的直接结果尚不明确，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监管层在使用监察员方面确实表现得更为克制。我们预计，在拜登政府任期内，DOJ 和 SEC 更有可能在 FCPA 和解案件中重新依赖监察员制度，这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做法一致。
所有迹象都指向对反腐败执法的加强，问题已不再是“是否”，而是“何时”。特朗普政府期间新调查数量的减少以及疫情对调查施加的实际限制，需要时间才能扭转。但当潮水最终退去时，我们预计迎来的将是巨大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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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约瑟夫·R·拜登，《外交事务》（2020 年 1 月 2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