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过去两年的众多供应链问题后，企业希望 2022 年的物流格局能够改善。尽管前景有所好转，但国际贸易水域在 2022 年仍将波涛汹涌，因为物流问题和政府行动仍在持续。供应链中物流环节的压力可能会减轻，但运输成本将继续上升。此外，预计 2022 年将出现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政府行动，将继续对供应链施加压力。
物流问题将持续存在
由于吸取了教训，与物流相关的供应链压力在 2022 年可能会减轻。在 2020 年和 2021 年，疫情颠覆了物流行业。供应链压力使港口达到最大容量，并且（至今仍然存在）卡车司机短缺。公司试图通过支付额外费用来占用其他公司的集装箱船舱位，并采取其他创造性措施来规避延误。一些与物流相关的问题可能会在 2022 年因公司从疫情期间的经验中学习而得到缓解。公司已学会适应“新常态”，并将继续这样做。认识到“准时制”供应链无法恢复之前的效率，公司将在 2022 年继续适应，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存储关键库存、多样化供应链，并选择在靠近消费者基地的地方进行制造。
高物流成本和政府（如后文所述）将在 2022 年激励多样化和重新布局。卡车运输公司和其他物流公司正面临更高的成本，例如由于劳动力市场紧张导致的更高薪资。同样，海运价格在年度合同下预计将达到历史新高。物流成本预计在 2022 年乃至 2023 年仍将保持高位。然而，许多人预计更多供应能力将投入运营，需求端的压力今年应会缓解。
国会寻求通过《2021 年海运改革法案》解决物流问题，该法案彻底改革了全球航运业的联邦法规。这项法案旨在确保更具竞争力的全球海洋航运业，保护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免受价格欺诈，并建立互惠贸易以促进美国出口，作为联邦海事委员会（FMC）使命的一部分。它还禁止海运承运人无理拒绝美国出口的运输机会，并为 FMC 提供额外的执法工具，以处理具有损害性的海运承运人行为。
如果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任何物流供应链压力的缓解都将被抵消。中国的零新冠政策使该国大部分地区在正常条件下运行。然而，更具传染性的变种病毒（如奥密克戎）可能成为一个因素，据报道，中国的国内疫苗提供的保护力低于西方使用的疫苗。疫情爆发及随之而来的封锁可能会重创许多依赖中国货物的公司。
政府行动很可能引发摩擦
由于国会和拜登政府的行动，预计 2022 年将出现更多的贸易摩擦。《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强迫劳动法案）将于 2022 年 6 月实施，届时将在供应链中引起涟漪效应。如果拜登政府决定根据第 301 条对中国工业补贴发起调查，也将产生类似结果。
强迫劳动法案禁止进口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并实施一种可反驳的推定，即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生产的所有商品均使用强迫劳动制成。虽然重点在于新疆，但强迫劳动的推定将扩展到不位于新疆实体。此外，进口禁令向上游延伸，以捕获使用来自新疆投入品的成品，无论成品在哪里完成。公司将需要提供“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在其供应链的任何阶段均未使用强迫劳动。预计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发布合规指南。
为了修改第 301 条知识产权关税（除了取消它们之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需要进行新的调查。针对中国工业补贴的潜在第 301 条行动将授权拜登政府对来自中国的更多产品加征关税，但也可能对其他物品降低（或取消）关税。信号表明，拜登政府内部某些派系希望加征更多关税，但 USTR 凯瑟琳·泰想继续与中国同行对话。虽然取得突破是可能的，但历史上中国一直利用对话来防止针对其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对美国及其他西方政府的要求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此外，在中国以外，中国政府为数个行业——包括绿色能源、半导体和汽车——提供大量补贴这一点并无争议。调查将依靠中国政府文件来证明这一点。如果根据第 301 条采取行动，关税很可能有针对性地协助政府实现供应链和回流目标。
然而，这些行动将对来自中国的商品造成更多中断。中国可能会采取报复性行动，包括对美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中国还可能对离开中国的出口采取行动。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将如何反应，报复可能发生在中国的国内市场。政府可能会通过中国媒体和网络用户鼓励抵制某些美国公司。同样，中国政府可能会像过去一样，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采取无根据的监管行动。即使中国不采取报复性行动，中国近期的监管动荡也表明，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某个行业变得过于强大或有影响力，可能会出现更多限制。
商业领袖应做好应对更高成本的准备并考虑采取行动
即使商品开始更顺畅地流动，商业领袖也应做好短期内成本上升的准备。通货膨胀将继续推高投入品价格，合规性将增加行政成本和负担。尽管如此，仍应进行供应链尽职调查——尽管成本高昂——以确保在公司供应链的任何阶段都没有强迫劳动，因为不合规的成本将大得多，特别是对于在中国运营或从中国采购商品并向美国进口商品的公司。即使一家公司不在中国运营或不从中国采购商品，也应进行尽职调查，以确保没有任何部件或投入包含强迫劳动。
鉴于运输成本上升及其他摩擦因素，企业领导者可能会考虑将其供应链进行转移。拜登政府与国会正通过两项正在国会审议的立法，激励企业领导者采取此类行动：众议院的《美国创造制造业机遇、技术卓越与经济实力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以及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SICA）。这两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是《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的资金支持，该法案为在美国建设半导体生产设施的企业提供激励措施。这些法案还拨出大量资金，旨在削弱中国在国内及海外的影响力。这两项法案获得了跨党派支持，其中部分内容被标记为“必须通过的”立法。这些法案中包含扩大联邦政府在“战略行业”——包括半导体、无人机、无线宽带和人工智能——中作用的提案，并增加对各个行业的资金支持、监督与监管。其他组成部分还包括应对供应链脆弱性以在美国制造更多商品、加速美国的科学研究与技术领导力、加强美国在国内和海外的经济与国家安全，以及强化拜登总统的“购买美国货”议程。拜登政府还将动用行政权力，为寻求迁往美国的企业提供激励措施，并已指示各联邦机构尽其所能协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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