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家族企业来说，PE不仅是二代继承人负责的重要领域，对于那些独立创业的一代、二代而言，拿到钱也至关重要。市场化的标准对家族成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财务规范、税务规范，以及商业模式和核心竞争力明确，从而具有一定的倒逼效应。与VC、天使资本提供增长基金相比，PE还可以用于满足股东的紧急，有时甚至是持续的流动性需求。与银行融资相比，PE强化了家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给企业未来可能的债务融资留下了空间。
核心PE融资
除了单纯的财务投资，PE还可以在资源、战略、团队等各个方面给予加强。有些协同效应的PE投资人可以被认为是战略投资人，它们出现在上市之前的场景中，能直接帮企业拓展边界、度过危机。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案例中窥见一斑。
高瓴投资京东
在提供资金的同时为初创企业赋能，高瓴投资京东是经典的投资案例。与“门口的野蛮人”不同，关注长期收益，帮企业创造价值、不断超越的资本是有再造之功的。2010年，高瓴投资京东3亿美元，而不是京东一开始设想的7 000万美元，就是为了通过巨资投入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方面建立竞争壁垒。高瓴投资后的第二周，张磊就安排刘强东去了美国，在沃尔玛总部待了四五天，全面了解沃尔玛的物流和仓储系统，并很快在京东展开供应链再造和物流渠道优化。2013年，高瓴又撮合京东和腾讯旗下易迅在电商方面的合并，成就了当时最大的电子商务交易。
在2018年京东出现售假货、客服差、管理层声誉危机等一系列负面事件之后，高瓴进行了大幅减持，转投拼多多，但资本的特性本就如此，善加利用才能合作共赢。
PE战略投资者通常在上市前进入，并持有较大比例拟上市公司的股份，在公司上市后继续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持股较长时间。PE战略投资者通常拥有一系列投资者的特殊权利，相关持股锁定36~60个月甚至更长。出于对投资资金的负责和公司获取协同效用的需要，通常还要求PE战略投资者派董事深度参与公司治理、经营管理或提供战略规划、客户渠道、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增值服务。
最有名的是2003-2007年五大行重组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曲——引进战略投资者。由于当时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处于破产并亟须走出困境的阶段，其需要提升竞争力，实现整体优化从而为第三步上市做准备。当时引进的境外大行主要希望实现深度的业务合作和技术支持以帮助五大行改善资产负债表和公司治理。合作的机构是摩根大通、苏格兰皇家银行等顶尖机构。除了必备的持股锁定承诺安排外，PE战略投资者通常还会签署具有实质内容的业务技术合作协议，很多还要与持股比例相互绑定。
基石投资人
另外一种在上市过程中拿到的有协同作用的资金，基于IPO时的战略配售，对标的基石投资人在中国香港IPO中非常常见，涉及公司选择和谁“做朋友”的重要问题。这也是境外上市中设定发行价格的重要依据之一。1999年7月28日，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方式的通知》首次引入了IPO发行中战略投资者的概念。
根据现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IPO发行数量在4亿股以上的，可向战略投资者直接配售股票。不论境内还是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签署认购配售协议的方式而无须以摇号中签的方式获配股票，被认为是“市场稳定器”，减轻对二级市场形成的大面积“抽血效应”的压力。境内的规则明确要求战略投资者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的持有期限不少于12个月，而且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因此，除了与发行人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大型保险机构、国有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发行人内部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均可以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由于证监会担心基石投资人存在利益输送问题，境内的操作一度被中止。在2018年5月工业富联IPO重启之前，距其最近一次的是2014年1月陕西煤业的IPO。2019年7月，科创板发行上市最大融资金额的中国通号当时也采用了战略配售。28家战略投资者获得的战略配售数量达到IPO发行总数量的30.00%。572名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