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意志力的最佳途径，就是把锻炼意志力培养成一种习惯。习惯培养起来的意志力对于帮助孩子寻找成功的目标至关重要。
星巴克的创始人舒尔茨虽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和平凡的家庭，但只要有积极的引导，一旦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其丝毫不缺乏努力精进和积极向上的动力源泉。达·芬奇作为私生子所遭遇的歧视，不被教皇看好，这些也都成为其意志力的源泉。也就是说，在有了人生的目标之后，实现这样的目标，仍然需要意志力、自制力，而生活中的匮乏感会成为磨炼意志力的朋友。
200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员选取了164名八年级生作为样本，测量了他们的智商和其他因素，其中包括通过自律性测验得到的意志力程度。意志力水平较高的学生在学习中会获得更好的成绩，他们通常不会缺课，会花更多时间来做功课。
研究还表明，提升意志力的最佳途径，就是把锻炼意志力培养成一种习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员解释道，“有时自制力强的人看上去工作并不努力，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把意志力变成了一种自发意识，已经不用刻意去激发他们的意志力了。”可见，习惯培养起来的意志力对于帮助孩子寻找成功的目标至关重要。
对于富裕家庭尤其是财富家族的孩子，没有生活的压力、缺乏源动力和意志力怎么办？物质和社会地位没有任何“匮乏感”，这是否成为成才路上的一个障碍和挑战呢？
如何让富裕家庭孩子找到充实感与幸福感，著名企业家王石提出这样的理念：“当你处在短缺的环境中，才会懂得珍惜。”热爱登山运动的王石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这一点，他说，如果你在登山的环境下生活，一个月、两个月都没有地方洗澡，你会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能洗个热水澡。再比如，平常出差在宾馆，那里一定有鲜花水果，你习以为常，根本不会注意到它们，但如果是在喜马拉雅营地，你的同伴掏出个苹果给你，你就会觉得这个苹果太诱人了。
王石的登山感悟告诉我们短缺创造幸福感——至少是暂时的幸福感。延伸到“富二代”的人格培养，如果能够有机会通过这样的经历，让孩子懂得自己努力获得的成功来之不易，这样才会拥有人生的充实感和成就感，他就会更加珍惜家族努力奋斗的成果和财富。
让孩子懂得自己努力获得的成功来之不易，这样才会拥有人生的充实感和成就感。
要有智慧地创造“短缺感”。对于财富家庭来说，家庭成员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消费，因为孩子迟早会知道，家里的财富可以买得起世上几乎一切的东西。一直瞒着孩子家里的财富状况可能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明智之举。如果随意满足孩子物质方面的任何需求，这对孩子培养健康的财富管理习惯以及通过努力获得物质财富的成就感都是不利的。所以，有的财富家庭就选择了这样的模式，孩子要买车，父母亲只提供一半的资金，另一半资金则要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挣出来。
然而，制造“短缺”环境也会有矛盾：一方面，毕竟孩子只能经历短暂的“短缺”环境训练，无法一天到晚参加登山、支边或者“吃苦夏令营”；另一方面，对创一代来说，他们既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吃苦耐劳，又不希望或者舍不得自己的孩子重走弯路，经历痛苦。这似乎是富裕家庭针在二代教育上最常见的矛盾。我们不妨先从两个心理学理论以及相关实验来分析富裕家庭在孩子教育方面的常见问题。第一，给孩子奖赏是否会产生正向激励？第二，斯坦福的“延迟满足”实验和培养孩子的意志力。
美国的财富咨询专家对多个财富家族进行访谈后发现，成功和健康的财富家族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十分注重培养家族成员的正确人生态度：
· 拥有一家成功的企业所带来的满足感不是因为获得了金钱，而是来自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
· 父亲经常对我说，任何工作都有其荣誉感；对公司来说，清洁工的作用也是如此的重要，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
· 要谦和低调，我们的成功和财富是因为上天的眷顾，而我们有义务善待这份责任。
· 我们很感恩上天对我们的眷顾，所以我们必须回馈社会。
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这本身会产生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如果再给予额外的物质奖励，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将志愿者们请到实验室，让他们花30分钟玩拼图游戏。志愿者分两组，一组被告知会得到金钱奖励，另一组则被告知没有任何奖励。30分钟过去后，德西找了借口故意离开实验室，但他在偷偷观察实验室里的情况。在他离开的10分钟内，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那些没有奖励的志愿者继续在玩拼图，而被告知获得奖励的那一组志愿者则无所事事，少有人继续玩拼图游戏。
这就是心理学中所谓的“表现”原理，那些有物质奖励的实验参与者会不自觉地认为：“别人之所以付我钱，是因为他们想让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都要付钱给我玩游戏，所以这个游戏肯定不好玩。”德西的“奖赏”似乎把有趣的游戏变得让人感觉枯燥。所以获得奖励的人在德西离开实验室之后立马把游戏丢在一旁，奖励促使参与者“被迫”做出了逆反行为，也抑制了正能量的产生。
另一个著名的实验来自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马克·莱珀及其同事。他们来到一些学校，让学生们画画。在拿到画笔和画纸之前，莱珀告诉一组学生，如果他们画画的话，他们就会得到一枚“好孩子”奖章；而另一组学生则没有得到相应的允诺。
根据“表现”原理，那些得到奖章的孩子会下意识地认为：“只有当大人们想让我做不喜欢做的事情时，他们才会给我奖励；画画会得到奖章，所以我肯定不会喜欢画画的。”同样，另一组孩子会想：“当大人们想让我做什么事情时，他们会给我奖励；我画画，他们没有给我奖励，那么我肯定会喜欢画画的。”
几周后，莱珀及其团队回到这所学校，又向孩子们分发了绘画的原料，并且仔细观察孩子们是如何利用它们绘画的。几周前得到“好孩子”奖章的孩子绘画的时间明显比其他孩子短很多。
通过奖励学生、吸烟者、开车者，实验者其实是在鼓励他们表现得仿佛自己本来不喜欢读书，本来也不想戒烟，并不想系安全带一样。结果呢？一旦不再有奖励的话，人们往往也停止了相应的曾经被奖励的行为。
对于财富家族的孩子，物质奖赏是永远不缺的。然而，奖赏却产生了负能量。孩子的爱好，认真学习，取得优异成绩，这些都可能被不当的奖赏所“误导”。而我们基于克里斯坦森的理论，对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充分开发“动力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
如果“奖赏”可能产生负能量，与本来善良的愿望背道而驰，那么有什么正确的方法可以给孩子积极的影响呢？
在哈佛大学莱昂·曼的一个实验中，邀请了26个重度吸烟成瘾者参与，并将他们随机分为两组。第一组实验参与者扮演肺癌患者这一角色，为了产生“淋漓尽致”的效果，还特意布置了一间假的医生办公室，还会有医疗器械以及穿着白大褂的演员——而这个“医生”会拿出一张假的X光片，告诉“病人”情况不妙，还有一些看上去像是医疗记录的东西显示实验参与者已经患上了肺癌。然后“医生”和“病人”开始讨论戒烟计划。而第二组实验参与者也会假定被诊断出肺癌，但是没有任何角色扮演，也没有什么关于戒烟计划的讨论。
实验结果显示，“角色扮演”产生了巨大的正能量。实验开始前，每个参与者平均每天吸烟25支，实验开始后，第二组参与者每日抽烟量平均减少5支，而第一组每日抽烟量平均减少了10支。随后的几年，又对这些实验参与者进行了跟踪，发现这一影响是长期的。
对于孩子，我们也同样有类似实验，对智商测试结果没有明显差异的孩子进行分组，第一组，老师明确告诉他们，他们是学校的佼佼者，他们被抽选出来是因为学校要对他们进行特别的培养；第二组，则没有这样的额外说明。经过之后的跟踪调查，第一组学生进步明显，表现越来越出色，第二组则没有明显的变化。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心理学家肖恩·伯恩进行了一个实验，意图改变人们对于垃圾分类和废品回收方面的不良习惯。伯恩的团队首先进行了秘密的观察，确定了200多家不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和回收的家庭。然后开始了他的行动计划。
伯恩先征得了当地童子军的支持帮助，花了三周时间对童子军进行培训。童子军三人一组，由实验人员带到当地的不同地方，敲开门之后，童子军就会训练有素地进行他们精心准备过的演讲，宣传垃圾分类和回收的重要性。之后，他们会给被访的居民一张承诺卡以及一张贴纸。承诺卡上简单地写着：“我，____，承诺支持克莱尔蒙特的垃圾回收计划。我愿意献出一份力，反对浪费。”而贴纸上也是简单直接地写着“我支持分类回收垃圾，反对浪费”。

在接下来的6周时间里，实验人员进行了秘密的跟踪观察，效果相当显著：那些签过承诺书、有贴纸的家庭，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的新增了20%。相反，未曾承诺但对垃圾进行回收的家庭只增加了3%。
这个实验对家长有很大启示：一方面，家长应该把说理的工作做到家；另一方面，“承诺书”有魔术般的效果。如果让孩子自己在听懂道理之后，自己写感受、写承诺，让其觉得做出相关举动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想法，效果就会好。
20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这个实验是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的一家幼儿园开始的。研究人员找来数十名儿童，让他们每个人单独待在一个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的小房间里，桌子上的托盘里有这些儿童爱吃的东西——棉花糖。研究人员告诉他们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研究人员回来时再吃还可以再得到一颗棉花糖作为奖励。他们还可以按响桌子上的铃，研究人员听到铃声会马上返回。
对这些孩子们来说，实验的过程颇为难熬。有的孩子为了不去看那诱人的棉花糖而捂住眼睛或是背转身体，还有一些孩子开始做一些小动作——踢桌子，拉自己的辫子，有的甚至用手去打棉花糖。结果，大多数的孩子坚持不到三分钟就放弃了。“一些孩子甚至没有按铃就直接把糖吃掉了，另一些则盯着桌上的棉花糖，半分钟后按了铃”。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成功延迟了自己对棉花糖的欲望，经过15分钟，他们等到研究人员回来兑现了奖励。
从1981年开始，米歇尔逐一联系现今已是高中生的653名参加者，给他们的父母、老师发去调查问卷，针对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及与同学的关系等方面提问。
米歇尔在分析问卷的结果时发现，当年马上按铃的孩子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更容易出现行为上的问题，成绩分数也较低。他们通常难以面对压力、注意力不集中而且很难维持与他人的友谊。而那些可以等上15分钟再吃糖的孩子在学习成绩上比那些马上吃糖的孩子平均高出210分。
实验并未就此结束。米歇尔和其他研究人员继续对当年的实验参加者进行研究，直到他们35岁以后。研究表明，当年不能等待的人成年后有更高的体重指数，并更容易有吸毒方面的问题。
在米歇尔看来，这个棉花糖实验对参加者的未来有很强的预测性。“如果有的孩子可以控制自己而得到更多的棉花糖，那么他就可以去学习而不是看电视”，米歇尔说，“将来他也会积攒更多的钱来养老，他得到的不仅仅是棉花糖。”
“我们通过棉花糖实验测试的实际是自我控制能力，”米歇尔说，“这项实验迫使孩子们去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都想得到第二颗棉花糖，但怎么做才能得到呢？”所有孩子都急切地想得到第二颗棉花糖。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自我控制能力呢？米歇尔通过观察得出结论，秘诀就在于“转移注意力”。愿意等待的孩子不会一直盯着棉花糖，他们捂住眼睛、玩捉迷藏或是唱歌，他们对棉花糖的渴望不是消失了而是暂时被忘记。
如果我们不停满足孩子的各种需要，将来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无法自我调节，因为他们没有“延迟满足”的能力。
延迟满足不是对快乐说“不”，而是帮助我们达成短期快乐和长期收获的平衡，让生活更美好。所以“延迟满足”的能力是一种意志力和自控力。
这个著名的“糖果实验”对富裕家庭的后代教育有着特别的意义，在物质条件极为充裕的情况下，要培养孩子调控自我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可以对物质、物欲说“不”，哪怕是暂时说“不”，这对将来拥有更健康的心理和更大的成功机会十分有益。
在韦伯（Weber）和梅耶（Meier）合著的《超高净值银行家手册》一书中提到了这么一个真实案例，一位富豪让银行雇佣其独生女，目的是通过这份银行的工作来培养和锻炼这位独生女的性格和素质，作为交换，富豪将大笔资产交给银行管理，银行同意了这个安排。富豪希望银行能够给其女儿多一些压力，让她变成一个勤勉、敬业、有担当的人。银行自然敬谨如命，但是这位大小姐却摆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她很清楚，父母已经上了年纪，亿万家产可能数年之后就将归她所有，父母没有别的选择。
银行做了很多尝试，包括通过展示一些努力精进的“富二代”的“正向”榜样来给她以积极影响。然而她依然我行我素、不断违纪，最终银行不得不痛下决心请她走人。而她的富豪父母表现出对银行的极大不满，认为银行没有做好工作，也将交托给银行打理的资产抽走。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难道就真的没有选择而只能被任性的孩子“玩弄于股掌”吗？从心理操控、谈判和博弈的角度，让对方觉得自己只剩下一手烂牌而只有用“亲情”来求饶的份，自然是作茧自缚。所以，对父母来说，策略在于“反其道而行之”，就是避开对方（孩子）心理操控的锋芒，而是了解孩子的弱项和短板。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关掉零花钱的水龙头，停掉家里的ATM机。当任性的孩子发现，自己在被剥夺了金钱之后其实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她就得面对冷冰冰的现实——作为一个成人，需要挣钱糊口，需要建立责任和担当。
除了零花钱之外，父母也可以开始成立不可撤销的信托，逐渐将资产装入信托，并且让任性的子女知道，将来资产的受益人可能是这位独生子女的孩子，也可能是公益慈善基金，还有可能是其他人。
父母也确实可以开始将一部分资产用于公益，例如捐助给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孩子、孤儿院，让孩子参与其中，逐渐学会感恩、学会给予和反哺社会，最终建立自我认知和责任感。
这些工作也可以和专业的人士共同策划来进行——冷静客观地看待问题并且富有专业经验的第三方会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