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说过：“人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不可避免：死亡和纳税。”所以我们必须强调一个事实：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要依法纳税的，恶意逃税的后果要比未及时申报纳税的法律后果严重得多。
长久以来，总有一部分人不照章合法申报纳税，使得整个社会的税收环境受到破坏；而税收征管力度一旦加强，大家只是觉得表面上要缴纳的税更多了，却忘了这些税本就是应缴纳的。我们结合2017年的共同申报准则（CRS）一起来看看。
在过去，有一些人利用法律漏洞让自己的资产“隐身”，认为政府没有那么容易查到自己头上来。2017年，CRS一出，最先恐慌的就是这部分人，他们变着法地想要再次躲过所谓的“针对富人的大逃杀”。
彼时网络上也出现了“见招拆招”的应对策略，但是随着人们对CRS的认知加深及国家六部委的明确表态，理智的人不会再去思考如何耍小聪明。隐匿资产、转移资产、代持资产、空壳公司等把戏将无法成为逃税的手段，而将金融资产全部转为房产、珠宝、贵金属等也绝不是合理的做法。
那么我们如何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做好税收统筹和财富规划，以应对将来财富传承过程中的税赋过高的问题？人寿保险、信托、另类资产等方式的配置，显然是（超）高净值人士的选项，但前提是购置款项的来源在税务上并无瑕疵。
合法转为低税赋国家的税收居民是一个可选项，但选择在哪个国家或地区需要谨慎考虑。在很多发达国家，直接税要比中国内地重得多，比如所得税、房地产税、遗产税等，以及资本利得税，这一项在美国可高达33%。而一些税率低的不发达国家，虽然它们可能暂时不会加入CRS（甚至永远都不会），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政局不稳、市场闭塞，移民到这里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是缓兵之计。
对于（超）高净值人士而言，应该坦然地面对CRS造成的有限影响。如果你大部分的生意和生活还要扎根在中国，可以根据产业的特点寻求合法的方式有效降低税率。譬如寻求一些可以享受较低税率的行业，或选择一些某行业能够得到当地政府财政补贴的地区注册公司，或者考虑将企业形式设定为适合的法律形式。
如果要在境外成立公司，首先应该充分了解自己的资产在海外的分布情况，比如是以个人名义持有的，还是以其公司名义持有的，是否存在没有申报的收入（个人和公司层面的），从而计算出目前面临的风险敞口有多少。建议到中国香港或新加坡等税率较低的地区或国家真正组建一支核心团队进行实质上的经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直接税比中国内地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略低一些），而非到开曼群岛、百慕大这些“避税天堂”去注册一个不太可能有实质业务的“壳公司”。
所以，依法纳税是基本原则，此外可以借助税务师专业的意见，通过合理的规划，在如实上报资产状况的同时，尽可能地去享受各种政策上的优惠。
与此同时，还要避免个人风险带来的财富分割。
所有者风险给自身财富传承带来的影响有很多，财富传承过程中，除了死亡、婚姻等原因造成财产被分割，法律风险是中国（超）高净值客户最大的风险之一。中国的（超）高净值客户往往都是民营企业家，大家在经营企业过程当中，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包括所有制、市场机制、国际贸易、反腐败、法律法规等问题。
“当今的法治环境下，企业家都在通往监狱的路上。”这个业内曾一度流行的说法尽管有些夸张，但确实耐人寻味。企业家面临的法律环境非常复杂：
第一，与经济性质/所有制相关的罪名，贪污、侵占、挪用公款、受贿/商业受贿，涉及15年以上徒刑或者死刑。
第二，与计划经济相关的罪名，比如非法经营罪，以及注册资本、行政管理法、税收、走私等方面也有可能触犯法律。这些其实都是很多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会面临的挑战。
第三，在与企业经营自主权相关的方面也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考验，如职务侵占，为亲友谋取利益，关联交易的把握程度，特定关系人受贿，公司犯罪，投资权、销售权和收益处分权，内幕交易，公安侦查期间财产扣押、拍卖，以及冻结财产的主体资格，等等。
第四，与分配理论相关的罪名：资本收益（如非法劳动性收入的保护），智力收益（如风投行业的高利润高风险），财产性收入的保护，民间金融和食利行为，等等。
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包括财富管理领域的，把自己“做”进了监狱。从财富传承角度来讲，我们的财富拥有者一定要规避好这些法律风险。
此外，很多的（超）高净值客户在投资或者管理财富的过程当中，会“涉足”一些灰色领域，比如通过内幕交易获利，毕竟财富拥有者都有一些人脉资源。还比如进行某种特别的投资。如果没有清晰的法律安全边界，建议大家不要参与，这些投资方式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较好收益，但会让你长期面临法律风险，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