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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里的机遇

【财富管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里的机遇 四葉草财富管理
2023-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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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普职分流”这个让家长“坐立难安”的教育规划为什么被热议？中国为什么推行“东数西算”政策？一个经济体量还不如
“普职分流”这个让家长“坐立难安”的教育规划为什么被热议？中国为什么推行“东数西算”政策？一个经济体量还不如广西的小国越南，为何能够在全球经济发展浪潮中“勇闯天涯”，甚至“赶超深圳”？
这一系列热点事件的背后，都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数字标准衡量不准确
如果你在大多数网站查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会知道，按照当前世界银行发布的标准，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I（Gross National Income，国民收入）达到12535美元（在中国应换算成人均GDP为12560美元）时，如果经济出现停滞、反复波动，说白了就是经济发展“躺平”了，那这个国家就不用谈什么要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因为它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么表述你不能说它有错，只能说它不严谨。这是因为历史上有些国家在上述统计意义上曾跨过去，然而没过多久又掉进去了。比如，有的拉美国家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时，在政权更迭、经济发展失衡、国际局势变换等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停滞甚至陷入深度贫困。
那么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了呢？
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来类推“国家”，举一个不太恰当但比较有趣的例子：我们经常形容一个人是“土财主”“暴发户”，也就是说，这个人“有钱没文化”。换个方式来形容国家也是同样的逻辑，作为“国家”，经济发展赚到钱了，但是，你的经济发展靠的是低端制造、低端产业出口支撑的，喝的是发达国家吃剩的肉汤，哪天发达国家说我不想给你汤喝了，我想倒掉或者施舍给你的“小兄弟”——就是与你同质的其他国家，那也是有可能的。
在股市中，有句特别流行的话叫作“你永远赚不到你认知之外的钱”，这个逻辑可以形容人，也可以形容国家。
用这句话形容国家，那就是：如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不重视高端制造业、实体经济、科技发展等，就不能够冲破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人口红利、技术创新、制度安排、城市化等方面的藩篱，此时，“中等收入陷阱”就会等着你！
所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够仅仅使用以人均GDP为主的数字结构进行衡量，如果制度跟不上现代化、社会治理跟不上经济发展、科技实力跟不上城市化进程，诸多潜在的威胁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中等收入陷阱”就不算“跨越”。
“引进来”再“转出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二法门
至此，我们都清楚了什么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引进来”和“转出去”两个步骤。
第一步，引进来。下面以日本为例说明。
在东亚，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最先进入高收入阶段，我们如果把每个国家都比作一个投资世界里的“理性人”，当日本发现周边的好多“小兄弟”地价低、劳动力廉价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那就是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迁往这些国家加工生产，并且还能销售部分产品过去。
这些“小兄弟”在引进这些产业后欢喜得很，因为他们只需要不断地“接受”，就能实现经济持续、稳步发展。这个阶段是不需要“动脑子”的，上游产业国家（大哥）给资金、给技术，“小兄弟”只管出人、出地就可以。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放弃了“思考”，如果再延伸一点，这也可以解释另一个经济学术语——“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也被称为富足的矛盾。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大量某种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从经济发展来看，反而形成工业化低落、产业难以转型的窘境，那就是陷入了“资源诅咒”。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可能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更慢。
比如，尼日利亚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1970年到2000年，该国累计获得35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反而从1970年的36%上升到2000年的70%。从阿根廷到委内瑞拉，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过分依赖，往往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
回到前面，“小兄弟”接受这些产业转移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引进来”。但是“引进来”的过程也有尽头。
“小兄弟”国家在不断“接受”的过程中，由于经济飞速发展，地价、人力资本也会上涨，如果再遇到通胀，这些问题就会产生乘数效应。作为上游产业国家的“大哥”迟早会发现这一点。发现之后，他们就会寻求更经济实惠的地方转移低端产业，这时就要进入第二个步骤——“转出去”了。
文章开头提到的“越南赶超深圳”，也正是因为越南接到了上游国家从中国转出去的单子。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家、地区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大哥”想要转出去这些低端产业，那你拿走好了，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这些国家或地区当然也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也有些“小兄弟”并没有准备好，比如泰国。但是“大哥”不会为你考虑的，该转出还是要转出，你“青黄不接”是你自己的事情。结果“小兄弟”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从此停滞。
所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二步尤其重要，也更为艰难。
以上比喻不一定能够完全说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整个模块的内容，因为它涉及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从一定层面来看，这个比喻可以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剖面图。
我们再回到开头内容，根据前文的介绍不难发现，“普职分流”让家长“坐立难安”，“东数西算”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越南速度”赶超深圳等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出的底层逻辑是：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二阶段。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二阶段中至关重要的一关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换句话说，就是在低端产业因地价、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将要“转出去”之时，高端产业发展能够迅速“接盘”，从而实现全方位产业结构的战略升级。
在这期间需要全社会要素方方面面的努力，而“普职分流”和“东数西算”这两个举措能够在克服生产要素分配不均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带动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这一切从某种程度上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推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要素结构中的部分力量，普通人更能从中找寻到自我职业发展的定位，与国家转型发展一起“乘风破浪”。
“普职分流”有机遇
逆向思维、批判思维、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是能够让我们终身受用的思维方式。所以当多数人“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可以侧面想想，逆过来想想。
面对“普职分流”，大多数人都是焦虑的，这很正常。这个问题是人们受长期以来的传统文化、思想观念、社会环境、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形成的。
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就会发现，事情将来的走势不会是这样的。“普职分流”本质上是教育领域的一次“供给侧结构改革”。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稀缺”的学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生”之所以“吃香”，毕业就分配工作，那是因为他们“稀缺”。如今“大学生”不再稀缺。2022年，中国高等院校毕业人数达1076万，人群庞大。
与之相对立的是，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二阶段中，与产业转型至关重要的高端制造业，其人才缺口巨大。这就是就业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而“普职分流”正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
当前，中国制造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制造体系，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制造业人才队伍。在人才培养规模、人才资源结构、高端人才队伍建设、人才发展环境等四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与制造业发达国家相比较的优势。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为此，从2021年以来，中央推出一系列针对人才发展的政策，从《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出台，都表明：激发制造业人才活力已迫在眉睫。
所以，仅有规模化发展的制造业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拥有高质量发展的高端制造业才能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经之路。
发展高端制造业需克服产业人才结构短板，这个短板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人才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两个方面。“过剩”体现在传统产业人才素质提高和转岗转业任务艰巨；“短缺”体现在领军人才和大国工匠紧缺，基础制造、先进制造技术人才不足，这已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桎梏。
造成人才结构性过剩与短缺的根本原因是：人才培养与实际需求脱节。人才供需的结构性问题会导致用人单位主体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技能人才发展通道不畅等问题也逐步凸显。
“青年强则国强，青年立则国立”。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强大的制造业转型发展的助力，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道上需要青年人才的助力。“青年人才”从哪里来？答案是：教育。而实施“普职分流”是培养高端制造青年人才的重要路径，促进“普职均衡发展”，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搭上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顺风车”。
“普职分流”从中国国内教育培养人才方面提出了新的长远规划，为解决就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提出方案，有助于全社会要素逐步转变人才观念，从而扭转就业和用人中的职业偏差，形成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当然，如果这个行业正好响应时代所需，那就犹如乘上时代东风，所以对于广大家长来说，焦虑并不能解决问题，何不顺势而为，让孩子学好一门技术呢？
“东数西算”助力数字经济转型升级
当你逛淘宝、“刷”抖音、看B站、用百度时，大数据无时无刻不在“跟踪”着你。所以，你会发现，淘宝首页推荐的衣服大多可能是你想要的，抖音推荐的视频也是你最近关心的，当你通过百度搜索完一个问题后，你可能会收到相关的网页广告推送甚至手机短信。
在这里，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没有任何人能够独立于“数字经济”而存在，信息和数据技术将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区域经济格局产生根本影响。
“东数西算”正是立足于这一时代背景所提出的，那么什么是“东数西算”呢？
我们学习地理的时候都知道，中国的资源东西分布严重不均衡，而今这种不均衡在信息技术领域（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中也较为凸显。数据显示，至2020年底，北京及周边、上海及周边、广州和深圳及周边地区IDC（互联网数据中心）资源占比分别为23.3%、16.4%、13.7%，合计65.3%，而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总占比却不超过三成。
中国东部地区创新能力强，但算力基础设施资源紧张，中西部地区能源和算力资源丰富，但产业过于低端化。
所以，如果能够将这些资源实现“东西整合”、优化配置，将有利于在中国建立新的数字经济增长点，这也就是“东数西算”。
“东数西算”工程项目的启动将助力于中国的空间产业均衡发展、人才分布均衡发展和数字经济的转型升级，使东西部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从而促进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为实现国家层面上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添砖加瓦。
“普职分流”和“东数西算”本质上都是在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是经济发展效率的问题，但它们不是全部。
很多人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抓住了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第一阶段的机遇，投身于制造业产业发展的浪潮中，勇于创新，开拓进取，从而在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这一阶段脱颖而出，成为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赢”的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二阶段将比第一阶段更艰难，但依旧充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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