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三螺旋理论与创新区理论为基础，构建“主体—制度—空间”分析框架，考察北京亦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从制造业高地向创新生态系统的转型。研究发现，亦庄的转型遵循“制造根基—制度破局—系统开放”三阶段逻辑，其核心机制在于主体进化与三维协同双重驱动：政府成为系统架构师与风险共担者，企业升级为创新链主控者，高校通过制度性链接转化为价值共创合伙人；并通过空间重构、制度突破与网络再造的协同，实现生态位解锁与系统重塑。由此凝练的“亦庄模式”，为制造型园区通过系统重构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供了本土范例。本文据此提出强化主体协同、优化制度供给、完善空间网络等政策启示，以期为同类区域转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创新生态系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生态位；三螺旋理论；创新区理论
引言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其竞争力高度依赖多元创新主体的协同作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竞争范式正经历从“单一技术突破”向“系统生态竞合”的深刻变革。例如，美国波士顿肯德尔广场创新区依托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顶尖大学科研机构，与诺华、辉瑞等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形成覆盖基础研究、临床转化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链条；美国宾州费城汇聚大量生物技术初创企业和大型制药公司，迅速成为生物技术的主要中心，形成以细胞及基因治疗产业集群为核心的生命科学创新生态系统，通常被称为“细胞谷”（Cellicon Valley）[1]；新加坡启奥城（Biopolis）在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主导下，依托园区物理载体及配套政策资金工具，构建起产业转化的空间闭环，显著提升技术转化效率。全球标杆案例表明，成功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需通过空间集聚、制度创新与主体协同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实现研发能效的提升与全球资源的整合。
北京市依托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及亦庄生物医药园三大核心载体，建设北部与南部两大产业集聚区，确立了北部基础研发、南部高端制造的产业发展格局[2]。在北京市北部区域，海淀区和昌平区携手，以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为引领，形成了创新研发集群，其规模贡献占比接近 20% 。在北京市南部区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形成了高端制造集群，医药健康制造业规模占全市近 50% ，是北京发展医药健康产业最为集中的区域[3]。同时，北京亦庄通过制造端积累的工程化能力和临床资源网络，逐步向研发端渗透，从传统制造基地转型为研发密集型创新区，呈现出中国式创新生态系统的独特演进路径。
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以下三大核心研究问题：第一，面对生态位锁定（Lock-in）[4-5]的现实困境，制造型产业集群应如何通过“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主体的功能重构实现系统突破？既有研究多侧重于锁定现象的成因分析，而对如何通过主体角色与互动机制的重构来破解锁定、实现价值链进阶，尚未形成系统性解释。亦庄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生态系统的转型，为检验这一重构机制提供了关键场景。第二，在三螺旋系统中，政府、企业与高校等异质主体，如何通过“自适应行为”[6]实现协同演化，避免功能边界的固化？经典三螺旋模型强调了结构层面的互动，但各主体在动态创新环境中如何进行策略调适、资源重组与角色转换，以实现更深层次的协同，仍有待深入探讨。亦庄的实践为理解这种自适应协同的动态过程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三，创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理论所强调的空间集聚效应，如何与制度创新、社会网络重塑形成“复杂适应”协同，共同驱动创新生态的演进？尽管创新区理论突出了地理邻近与网络联结的重要性，但物理空间、制度环境与社会资本三者之间如何耦合互动、相互增强，尚缺乏机制层面的清晰阐释。亦庄通过“空间重构—制度突破—网络再造”三维联动推动生态跃迁的路径，为回应这一问题提供了本土化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三螺旋理论与创新区理论为框架，并借鉴“技术—社会系统”视角，将亦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视为一个在“主体—制度—空间”互动中演化的复杂适应系统（CAS）。在该系统中，政府、高校与企业作为异质要素，通过多阶段、迭代式的角色进化与协同机制创新，逐步突破传统制造生态位的锁定，实现系统性的生态跃迁。研究旨在构建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从主体进化与三维协同双重维度出发，阐释从制造业高地到创新生态系统的转型逻辑，进而为制造型园区升级提供跨学科解释，并为区域协同与产业竞争力提升输出具有借鉴意义的亦庄模式。
理论基础：三螺旋模型与创新区理论
1.1 三螺旋理论的核心内涵：从经典框架到创新网络整合
三螺旋理论由埃茨科瓦茨（Etzkowitz H.）与雷德斯多夫（Leydesdorff L.）奠定其理论基础，他们系统构建了大学、产业与政府三大主体动态交互与协同演化的关系模型，为解析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系统提供了核心范式[7-8]。其中，二人所阐释的经典动态模型，已成为分析创新生态中多元主体协同演进的关键理论工具[9]。随着研究与实践的深入，该理论内涵不断演进与拓展，最新研究将其系统梳理为一个持续发展的分析框架，其清晰的演进脉络与前沿方向，为将其应用于生物医药等复杂产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提供了坚实指引[10]。该理论将创新系统理解为一个由三个核心部门构成的动态网络。其中，大学及其他知识生产机构承担基础研究与人才供给功能；产业部门包括高科技企业、跨国公司与初创公司等市场主体，负责技术市场化与产业化运作；政府部门涵盖地方、区域及国家等多个层级，通过政策引导与制度安排为创新活动提供系统性保障。在此框架中，政府、产业与大学在分别履行其传统职能即政策协调、财富生产与知识创造的同时，更通过持续且深入的互动，不断衍生出超越传统边界的新功能与新角色。例如，政府通过研发补贴降低企业创新风险，大学通过技术转移办公室（TTO）推动专利商业化，企业通过需求反馈引导科研方向。三螺旋模型根据重叠（Overlap）的制度领域形成了一套知识框架[11]。政府、企业与大学的协同网络在彼此重叠的边界中形成，知识流动主要通过三类路径实现：一是机构内部的知识整合，例如企业研发团队的跨部门协作与大学不同院系之间的学科交叉融合；二是双边互动机制，典型形式包括企业与大学共建的联合实验室，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围绕产业发展的政策对话；三是三方功能交融，体现为同时承担国家战略任务、市场需求与学术目标的混合型研发机构。在生物医药领域，此类三元互动尤为关键，如政府设立的突破性疗法审批通道政策，能够显著加速高校基础研究成果向企业临床试验与产业应用的转化进程。
1.2 科技融合背景下的系统升级：三螺旋与“技术—社会系统”理论的耦合
美国技术史家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12]提出“技术—社会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s）理论，他强调，技术事务包含了丰富多样的技术问题、科学定律、经济原理、政治力量和社会关切。他贡献了技术动力、技术决定论、大型技术系统、技术的社会建构等概念[13]。
托马斯·休斯的“技术—社会系统”理论与“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模型之间是一种耦合的关系。休斯的理论可视为三螺旋模型的“元环境”与“深层耦合逻辑”。三螺旋并不是三个独立主体，而是已经被嵌入同一技术和社会系统之中的“异质行动者”。三螺旋模型所讨论的“大学—产业—政府”互动，本质上是在一个更大的“技术—社会系统”框架内发生的子系统协同。如图1所示，外层是宏观环境层，包括政治、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背景；中层是三螺旋耦合层，“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功能交叠、角色互换与制度创新；内层是微观技术轨迹，三螺旋交叠后产生的，由合作支持、投资与人力资源雇佣，研发、教育培训等节点构成的具体技术和市场演化路径。最终的核心是指向富有创新和创业精神的竞争力和地区发展动力。
图1 基于三螺旋模型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这一视角为三螺旋理论引入了技术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协同维度。政府需要通过政策设计引导企业、高校与中介机构围绕核心技术构建协同网络，具体可运用土地优惠与税收减免等激励工具，推动研发、生产与应用链条所构成的技术系统，与制度、组织及文化环境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之间实现动态匹配。例如，生物医药集群的高效运转不仅需要高校的基础研究突破，还需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可工业化生产样品的配套中试基地、加速临床试验进程的合同研究组织（CRO）专业化服务，以及允许创新失败的宽容制度环境。
后续学者对三螺旋理论进行了多维度拓展，杰克·斯沃（Jacky Swan）等通过对英国和美国生物制药业的定性研究，探讨区域集成能力对微观创新项目的影响，认为生物制药创新包含了跨学科、行业和组织的密集的合作，一个区域的集成能力和关系能力非常重要；进而提出了一个建设性框架来帮助解释区域集成能力对微观层面创新项目可能产生的影响[14]。
对创新的“产业系统”理解，已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得以特别发展。弗朗哥·马雷尔巴（Franco Malerba）[15]界定了一批影响产业系统演变过程的“异质性行动者”，包括企业、大学、政府机关、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企业家、消费者、金融机构和工会[16]。正如马雷尔巴所提出的，产业创新系统方法“把重点放在例如大学、金融机构、政府、权威机构这样的非公司组织角色以及例如标准、规章、人力市场等机构和规则的角色上”。这些行动者在跨组织网络置上有很大不同。国内学者运用Franco Malerba的创新理论观点，阐释了创新与产业动态变化的演化关系[17]，以及基于多重螺旋创新理论视角，分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路径[18]。
1.3 创新区理论的视角：空间集聚与网络协同的补充
“技术—社会系统”被认为总是受到某些短板方面的制约，并且引发改进的尝试[19]。创业企业加速向城市中心区域集聚的态势，正引发学术界持续关注。源于19世纪末马歇尔提出的产业区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Industrial Location）、波特的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2014年提出创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作为新兴城市模式正在崛起，其定义为领先、前沿的锚机构（Anchor Institutions）、企业与初创公司、孵化器、加速器等集聚且连接紧密的地理区域，具备紧凑、交通便利、功能混合等特点。创新区通过整合各类创新资源、重塑经济地理格局，为城市和地区在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供新路径，以适应新时代创新发展需求。创新区分为三种不同模式：支柱核心或锚定++（Anchor Plus）模式、城市区域再造（Re-imagined Urban Areas）模式和城市化科技园区（Urbanized Science Park）模式[20]。国内学者运用多重螺旋理论，通过对中美典型案例的跨制度比较，系统论证了在创新区这一特定城市空间内，“教育与医疗”作为“锚机构”驱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UIE）动态演进的核心机制与差异化路径[21]。
本研究通过系统整合三螺旋理论与创新区理论，构建了分析亦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的双重理论框架。其中，三螺旋理论着重阐释政府、产业与大学三者间的动态协同机制，揭示创新主体的互动关系[22]；创新区理论则从空间治理维度，补充了地理集聚与网络协同对创新环境的支撑作用。这一综合框架既契合生物医药产业知识密集、网络协同的本质特征，又与亦庄通过政策引导、产业集聚和高校合作的实践路径相呼应，为深入解析亦庄模式的构成特征、运行机制与优化路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案例研究：亦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的多重螺旋模型实践验证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案例研究方法，考察亦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构成与特征，分析亦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对于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实践探索。案例资料获取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两部分。一手数据来自2025年3月至2025年10月期间对亦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展开深度调研。通过分层分类访谈策略，灵活运用半结构化访谈、开放式讨论等方法，确保数据采集与质量控制。二手数据为通过多方渠道收集的相关区域年度报告、规划文件、官网数据、学术文献、企业财报、纪录片等，丰富案例研究的叙事维度与数据支持。
基于三螺旋理论与创新区理论，亦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系统主要由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空间载体以及创新环境等要素构成，各要素在系统中扮演不同角色，相互协作共同推动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
2.1 政府：从政策引导者到系统架构师的实践基础
政府在亦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关键的引导和保障作用。北京市及经开区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如《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5年）》，为进一步加强创新药械研、产、审、用全链条政策支持，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培育优质创新生态系统，推动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了32条工作举措。2024年10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所属的药品审评中心、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药品评价中心（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行政事项受理服务和投诉举报中心、信息中心（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数据中心）六大核心业务部门，已全部落地北京亦庄[23]，为企业提供临床试验加速审批、数据合规指导等支持[24]。
亦庄政府部门针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特点和需求，出台了精准的政策措施。例如，对创新药研发、临床试验、生产等不同环节给予不同程度的政策支持，提高了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通过建立政策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政策咨询和服务，确保企业能够及时了解和享受政策优惠。政府还通过规划产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等方式，为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提供硬件保障[25]。
2.2 企业：从制造主体到创新链主的生态格局
企业是亦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系统中承担技术创新、产业转化与市场价值实现的核心主体。亦庄已构建起一个涵盖化学药、生物药、现代中药、新型疫苗、高端医疗装备、细胞与基因治疗以及第三方服务等全产业链的产业集群，汇聚了超过5000家生物医药企业[26]。该集群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全球巨头引领与本土创新标杆崛起深度协同的“混编舰队”格局[3]。国际医药巨头已将亦庄从生产基地升级为区域性研发与创新中心；同时，一批本土企业正从技术追随者成长为特定领域的定义者与领跑者。这种全球资源与本土智慧的深度融合，为企业生态注入了强大的韧性、活力与创新爆发力。
2.3 高校/科研机构：通过链接与转化，构建外部高校资源的“创新合伙人”机制
亦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特征之一，在于其通过主动的制度设计与网络构建，将地理上不属于本区域的高校及科研机构，深度转化为体系的“创新合伙人”。尽管本地高校资源有限，但通过建立系统化的校企对接平台、共建实体化联合研发机构，以及探索技术入股、收益分成等激励相容的成果转化机制，亦庄成功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等顶尖机构的科研能力与人才梯队，“嵌入式”地接入本地产业创新链条。这种模式并非高校自身的简单角色转变，而是园区作为生态构建者，对外部知识源进行主动链接、精准匹配与价值共创的系统工程。
2.4 空间载体：从产业园区到产城融合的创新平台
空间载体是亦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系统中产业集聚和协同创新的重要平台。亦庄生物医药园是亦庄生物医药产业的起点，整合了亦庄新城相关载体资源，正在建设的国际医药创新公园（BioPark）[27]。更是吸引了礼来、辉瑞、拜耳、阿斯利康、美敦力、赛诺菲等全球巨头入驻，成为全球生物医药产业资源集聚的重要平台。同时，BioPark通过与国际知名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合作，引入国际先进的研发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了亦庄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化水平。这些空间载体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了集中的发展空间，促进了企业之间的集聚和协同创新。例如，BioPark设置了共享实验室，允许不同企业共用昂贵的检测设备，亦庄社区定期组织政、企、学三方对话，通过空间临近性提升了互动频率与信任水平，加速了知识流动与资源匹配。
2.5 创新环境：制度、文化与服务的系统性支撑
创新环境是亦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系统中制度、文化与服务等因素的综合体现，为创新活动提供了系统性的外部支撑。在制度层面，政府通过持续的政策创新与监管试验，构建了有利于研发转化与产业协同的制度框架。在文化层面，园区逐步形成了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氛围，激发了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在服务层面，亦庄建立了覆盖科技、金融与人才等关键要素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有效降低了创新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这些环境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耦合、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了支撑亦庄从制造业高地向创新生态系统转型的软性基础设施，并为系统构建高度开放的协同网络与全链条赋能机制奠定了基础。
运行机制与核心问题：亦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的挑战与破解路径
亦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生态位锁定的现实挑战。基于创新区理论与复杂适应系统视角，通过剖析其锁定成因，系统阐述借助“空间—制度—网络”三维协同实现系统升级的破解路径。
3.1 生态位锁定的双重约束：制造依赖与协同短板
亦庄的路径依赖源于其在京津冀产业分工中长期扮演的“制造基地”角色。尽管这一角色带来了显著的规模优势（2023年生物医药产值突破千亿元，多项制造指标居全国经开区首位），但也导致了结构性锁定。
（1）制造业高地的认知与结构锁定
锁定效应首先表现为“认知锁定”：由于长期专注于生产制造环节，本地企业的知识搜索半径逐渐收缩至工艺优化、成本控制等邻近领域，对颠覆性技术的敏感度降低，原始创新投入相对不足。更深层次的是“结构锁定”：在“研发在海淀、智造在亦庄”的区域分工格局下，创新链条被人为分割。虽然亦庄搭建了从概念验证到中试的全环节服务体系，但该体系在客观上强化了以制造为核心的资源配置逻辑，使企业更倾向于承接外部研发成果进行转化，而非主导“从0到1”的原创探索。
（2）三螺旋协同的机制性缺口
在三螺旋框架下，各主体的功能边界存在固化倾向。企业因资源向生产倾斜，在与高校的合作中多采取短期的技术购买模式，缺乏共建实验室、联合培养人才等深度协同的自适应行为。高校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仍偏重学术文章发表，与亦庄产业需求的对接效率有待提升。更关键的是，区域内缺乏顶级临床医学资源，使得研发与临床验证环节脱节，制约了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创新药械开发。
3.2 三维协同的重构路径：空间、制度与网络的联动升级
破解锁定并非单一维度的改革，而是空间重构、制度突破与社会网络再造三者联动的系统工程。
（1）空间重构：从物理集聚到创新催化
作为“空间重构”的核心例证，亦庄国际医药创新公园BioPark的规划生动诠释了空间如何从被动容纳转向主动赋能创新的范式变革。BioPark位于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未来轴线——南中轴核心地带。其选址与规划深度整合了首都特有的政策、创新与开放三重核心优势，旨在建设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药健康创新合作枢纽。在产业功能规划上，BioPark摒弃传统园区单一功能分区模式，以构建相互支撑的高端产业链生态系统为目标，系统性布局了总部集聚区、医工融合区、研发转化区、医药智造区等四大核心功能区。在“人才吸引力”构建上，BioPark创新性地规划了“基因艺廊、共享智廊、生态趣廊”三条主题廊道，将产业功能区、公共景观与社交空间有机串联，塑造激发创新的活力人文网络。配套方面，园区正加快推进国际学校、高端人才公寓及综合性生活片区建设，为全球人才提供涵盖居住、教育、商业、休闲的全方位、高品质生活服务。在生态可持续性塑造上，BioPark将生态理念深度融入空间肌理。位于核心的风池公园将被打造为融合文艺体验、创新交流、休闲活力主题的复合功能生态核。通过对城市“第五立面”与天际线的统筹设计，利用退台、屋顶花园等手法，开辟出丰富的立体绿色与公共活动空间，最终在南中轴线上塑造一个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标杆性城市地标[28]。因此，BioPark的空间重构，实质上是构建了一个将战略区位、产业链条、人才网络与生态基底进行精密耦合的创新催化器，其目标不是企业的简单聚集，而是通过空间设计本身来系统性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知识溢出，并最终催化前沿产业的涌现。
（2）制度突破：锚机构引领与金融工具创新
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激活“锚机构”的辐射效能与拓展资金供给渠道。国家药监局六大中心的落地是典型范例，其作为“监管锚机构”不仅提供了审批提速，更吸引了全球创新药械的临床与申报环节集聚，重塑了亦庄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节点地位。同时，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如以CAR-T专利为基础资产融资）、设立科创板培育库、发展风险投资等一系列金融工具创新，亦庄构建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有效缓解了生物医药产业融资难、估值难的核心瓶颈。
（3）网络再造：文化培育与非正式交流
社会网络的重塑是提升生态活力的关键软环境。亦庄通过定期举办科学家俱乐部沙龙、行业月度研讨会等非正式活动，有效打破了政府、企业与高校人员间的组织与身份壁垒，构建了基于信任与共情的交流网络。这种高频率、跨领域的互动，不仅促进了隐性知识的流动，更在社群层面潜移默化地营造了一种鼓励探索、包容试错的创新文化氛围，使失败的经验得以分享并转化为新的合作契机。
更为重要的是，亦庄构建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金融体系，如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专项基金，并对符合条件的早期投资给予风险补偿，实质性地降低了原始创新与成果转化的试错成本。这种将耐心资本与非正式网络相结合的做法，为创新主体进行高风险、高潜力的前沿探索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最终驱动了创新生态的良性循环。
3.3 核心载体强化：三螺旋主体的功能进化
三维协同路径的最终落脚点，是驱动政府、企业、高校三大主体实现自身功能的进化与更深层次的协同。
（1）政府：成为系统架构师与风险共担者
政府角色从管理者演变为生态的主动设计者与建设者。例如，为吸引和服务外资研发中心，亦庄集成推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提升外企服务力度若干措施》（简称“服务20条”）及配套清单，提供从研发补贴到人才公寓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更具突破性的是，政府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直接对高风险的早期研发项目进行投资，与企业共担创新风险，从而释放了市场主体的探索勇气。
（2）企业：从制造端迈向创新链主控者
龙头企业正积极整合内外部资源，主导创新链条。在跨国企业方面，以阿斯利康、拜耳、GE医疗为代表的巨头已将亦庄升级为研发与创新中心，深度嵌入本地网络。在本土企业方面，一批创新标杆已从技术追随者成长为领域定义者。例如，得益于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落地亦庄带来的高效沟通与全程指导，神州细胞的抗PD-1单抗菲诺利单抗的上市申请（2023年11月受理）[29]在约15个月内即获得批准（2025年2月获批）[30]，显著缩短了创新药的上市周期，是“亦庄效率”的生动体现；赛诺威盛研发全球首台超大孔径站立位CT，实现了诊疗模式革新[31]；百度智能云AI制药平台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显著缩短新药研发周期[32]。这些企业通过自建研究院、与高校共建实验室等方式，推动合作模式从“技术引进”转向“共同创造”，并在特定领域开始掌握行业标准与定义权。
（3）高校/科研机构：转变为深度参与的“创新合伙人”
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角色，已从传统的知识输出方，转变为深度嵌入产业创新流程的“合伙人”。在合作机制上，与顶尖学府共建的联合实验室与研发中心，将前沿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直接对接。在激励机制上，园区探索建立技术入股、收益分成等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共享机制，将科研人员的个人回报与成果的市场价值深度绑定，有效激发了其面向产业需求开展研发的主动性。在人才培养上，通过设立产教融合培养项目，联合设计课程并嵌入企业实践，为园区定向输送具备产业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创新的同步演进。这些机制共同推动了高校从资源供给者向价值共创者的系统性角色进化。
3.4 “亦庄模式”的总结与升华
基于上述“空间重构—制度突破—网络再造”三维协同路径以及政府、企业、高校三螺旋主体的功能进化实践，亦庄的转型经验得以升华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分析框架，即亦庄模式（见图2）。该模式是北京亦庄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经验和模式，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其核心内涵在于依托自身强大的制造基础和产业优势，通过制度创新打破传统发展瓶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创新效率，进而以开放协同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吸引全球优秀资源进入，实现产业的快速升级和跨越式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
亦庄模式在理论上深化了三螺旋角色动态模型，提出了从传统政府、制造型企业和基础型大学，通过彼此协同创新发展，形成了政府风险共担、企业开放创新和高校研发成果转化嵌入园区的新适配形态，补充了该理论在转型经济体中应用的不足。同时，升级了创新区理论，通过空间重构、制度突破和社会网络重塑的三阶创新路径，破解了物理集聚与知识溢出的背离难题。此外，以政策、资本、文化的耦合，诠释了制度环境与主体行为的动态互动，为生态韧性研究提供了新范式。
图2 “亦庄模式”的三阶转型分析框架
该框架揭示了亦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从制造业高地向创新生态系统转型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遵循从制造根基到制度破局再到系统开放的三阶段演进逻辑，每一阶段均由特定的核心挑战与驱动机制所定义。贯穿全程的“空间重构—制度突破—网络再造”三维协同驱动力，是破解生态位锁定、驱动三螺旋主体功能进化并最终实现系统范式升级的根本动力。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三螺旋与创新区理论为框架，系统剖析了北京亦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从制造业高地向创新生态系统转型的实践。案例表明，制造型园区可通过战略性的系统重构突破生态位锁定，实现发展范式的根本跃迁。亦庄的实践不仅验证了转型路径的可行性，更呈现了一种具有普适意义、强调阶段演进与多维协同的系统发展逻辑。
4.1 研究结论：“亦庄模式”的三大特征
第一，转型遵循“制造根基—制度破局—系统开放”的三阶段演进逻辑。亦庄并未简单移植硅谷或波士顿等地的学术或风险投资驱动模式，而是立足自身坚实的制造基础，走出一条渐进式特色路径。首先，巩固并升级制造优势，形成转型的产业与资本起点；继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突破口，打破主体协同壁垒与资源错配瓶颈；最终通过深度开放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实现价值环节的攀升与生态能级的跃迁。这一阶段模型为面临类似路径依赖的园区提供了兼具现实性与可操作性的参照框架。
第二，系统升级依赖于主体进化与三维协同的双重驱动机制。研究发现，转型的深层动力源于两个维度的交织与共振。在主体维度，政府、企业、高校三大核心行动者实现了角色与功能的根本性重塑：政府从政策管理者演变为系统架构师与风险共担者；企业从生产执行者升级为创新链主控者；高校则通过制度性链接与激励机制，从外部知识供给方转变为深度嵌入产业创新流程的价值共创合伙人。在系统互动维度，空间重构、制度突破与社会网络再造构成了一个相互增强的协同体系。
第三，本土实践实现了对经典理论的情境化拓展与深化。亦庄模式为三螺旋与创新区理论在转型经济体中的应用提供了生动的中国方案。一方面，它丰富并细化了三螺旋理论中角色重构的动态机制，展示了政府、企业与高校如何在制度牵引下完成从“管理者—生产者—供给者”到“架构师—主控者—合伙人”的具体进化路径。另一方面，它推动创新区理论从“空间集聚”向“空间—制度—网络协同演化”的研究范式延伸，为理解创新生态的生成与演化提供了更整合、更具动态性的理论视角。
4.2 实践启示：基于三阶段框架的生态化治理体系
成功的产业升级必须依托于不同发展阶段精准匹配的系统性治理。本研究所提炼的三阶段演进逻辑及其内在的三维协同驱动力，构成了设计生态化治理体系的根本依据。表1对应的治理工具箱，是这一框架的操作化呈现。
表1 “亦庄模式”三阶段转型框架与对应的治理工具箱
基于上述框架，本文进一步提出构建面向未来创新生态系统的四个方面启示：
（1）强化三螺旋主体协同，推动从互动走向共生
未来政策应致力于推动政府、企业、高校从项目式互动迈向基于共同规则的制度性共生。具体举措包括：设立实体化常设共治平台（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共生体”），明确政府作为创新生态系统架构师与持续赋能者的角色；建立“创新链主企业生态贡献度评价”体系，激励龙头企业开放资源、引领标准；实施“高校创新合伙人计划”，通过共建法人化研发机构、互聘产业教授与企业导师等方式，将高校作为价值共创者的角色制度化、前置化地嵌入人才培养与研发全过程。
（2）优化制度供给，构建激发原始创新的风险收益新平衡
通过精细化政策工具，重塑创新中的风险共担与价值分配机制。重点探索如下举措：推出“创新保险”并联设“研发风险共担基金”，市场化分散早期研发风险；创建“监管科学协同创新中心”，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审批向事中、事前协同服务转变；探索基于真实世界证据的“临床价值”支付机制，打通从研发到市场回报的关键通道。
（3）完善面向数字时代的智慧空间网络
未来创新区建设需超越物理功能混合，着力构建支撑前沿研发的智慧设施与开放网络，包括：规划建设“脑科学与生物医学计算”超级集成设施，提供开放算力与算法平台；构建京津冀临床试验网络一体化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临床资源高效合规共享；打造国际创新合伙人社区，集成高品质软硬件环境，促进全球顶尖人才的柔性入驻与知识转化。
（4）培育宽容失败、崇尚长期主义的创新文化
通过系统性设计，将韧性文化从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制度。具体建议包括：制度化设立“亦庄创新探索奖”并配套“探索再启基金”，公开表彰路径科学但未达商业目标的探索，赋予“探索性失败”以建设性价值；发起“未来生物医药创想家”全球计划，连接世界青年科学才俊，在思想源头植入“亦庄坐标”。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作为一项聚焦典型个案的探索性研究，虽力求揭示转型的内在机制，仍存在局限，这些局限也指明了未来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在研究边界的普遍性方面，亦庄模式的形成与北京独有的战略资源密切相关。其在资源禀赋不同地区的适配性条件、表现形态及内在逻辑，需通过系统的比较案例研究进一步辨析，以明确该框架的适用边界。
在方法论的精进路径上，未来研究可通过构建面板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计量模型，对文中提出的政策工具组合与创新行为弹性、空间重构与知识溢出效率等机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与量化测量。
在议题的纵深拓展层面，随着科技革命与全球化格局演变，未来研究需深入关注“政、产、学、研、医、资”多元主体构成的复杂协同治理网络的动态效能，并前瞻性探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颠覆性技术与生物医药融合带来的伦理、监管及产业范式革命。
亦庄的转型是中国产业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其展现的系统重构思维、主体协同智慧及对既有优势的创造性再利用路径表明，在全球竞争日益升维为系统生态竞合的今天，成功的转型绝非源于对单一要素的追逐，而在于能否基于自身条件，精心培育一个让主体共生、制度适配、空间融合、文化包容的复杂适应系统。
来源 | 公众号"中国科技论坛”，原文刊于《中国科技论坛》杂志2026年9月 第9期
作者 | 张洵君1,2，邢菁华1,2,3
1. 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
2. 华商科技创新发展（济南）中心
3. 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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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梁兆南、陈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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