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深港两份五年规划文本的对接分析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于2026年9月16日公布,“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被列为五大目标之一,前海、河套、北部都会区与规则衔接贯穿全篇。这意味着香港未来五年相当一部分新增发展动能将通过与内地城市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协同来释放,区域协同效应的外溢不再是规划的副产品,而是规划的内在构成。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发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供图)
这一轮香港与内地合作的形态已经改变,从此前以产业转移、消费北上为主,转向制度型、创新型、功能型协同效应沿空间、产业、功能三条轴定向释放;深圳是唯一与香港陆路接壤、创新资源密集、产业层级完整互补的超大城市,是香港“一五”规划释放区域协同效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重要承载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协同效应放大的基本盘,其成效不取决于新上了多少项目,而取决于能否在面向未来的有限赛道上把规则接口做宽做深。
对照香港“一五”规划与深圳“十五五”规划可以看到,深港之间平台、产业、通道、规则四类接口已基本对位,但呈现“物理接口强、化学接口仍需强化”的特征:项目安排多、成文规则少,制造环节强、中试与高端服务弱,各自规划多、联合布阵少。香港以约束性指标把北部都会区五年熟地产出锁定为900公顷,并明确提出2030年后创新投入强度力争达到3%、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比力争达到5.5%,进一步凸显大湾区在中试转化和产业化环节的重要支撑作用。“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虽连续两年位居全球创新指数榜首,这一排名反映了跨区域创新活动的高度集聚,但并不等同于三地创新链、产业链和制度体系的深度一体化。
建议集中力量做好五件事:把河套建成制度型开放第一区,2027年前形成可复制的“河套规则包”;围绕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功率半导体与微电子、生命健康与创新药、低空经济、量子科技五条产业链共建深港创新要素协同配置机制;以前海科技金融对接香港资本活水,组建科技金融与企业出海服务联合体;把港深西部铁路等跨境基建的时间表转化为就业、居住、教育、医疗同城化的日程表;借2026年11月深圳APEC会议和“一带一路”平台,把深港共同推向全球。
区域协同强化的三条主轴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个五年规划于2026年9月16日正式公布,第一次以五年为期、以可考核指标的方式,把香港的发展方向、量化目标和重大项目与国家“十五五”规划进一步衔接,区域协同成为主动设计的取向,将沿空间、产业、功能三条主轴强化。
(一)空间轴向北:北部都会区把香港的发展重心推到深圳河边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一五”规划中唯一以约束性指标锁定的空间板块,也是区域协同浓度最高的板块。规划把北都定位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南金融、北创科”的双重心布局由此确立。熟地五年产出量从上一个五年的约120公顷提高到约900公顷,为原来的7.5倍;住宅五年落成量由约1.1万套提高到7万套,另提供约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三项均列入22项主要指标,其中熟地产出为约束性指标。
沿深圳河由西向东,87公顷的河套香港园区、210公顷的新田科技城、三个北都大学城(约300公顷教育设施、整体范围逾1000公顷)、2029年前投入营运的沙岭数据园区(规划2032年算力为目前全港的36倍)依次铺开;洪水桥现代服务业及物流枢纽直接定位为对接前海和南山的窗口。通道方面,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2027年展开详细设计及建造招标、力争2035年与深圳段同步开通,北环线主线与支线力争2034年同步开通,新皇岗口岸和北环线支线同步推进。
香港新增的城市界面几乎整体朝北,一河之隔的深圳,是这轮北都空间拓展最直接、最重要的内地协同对象。空间协同首先考验的不是招商能力,而是跨境基础设施和同城化制度安排能否跟上土地释放的节奏:铁路2035年才通车,北都的人口和产业导入却从当下开始,承接侧的口岸经济带、通勤安排和公共服务必须提前布局,否则就会出现“熟地等人、人等通关”的错配。
(二)产业轴补链:香港第一次用指标明确与大湾区产业链协同方向
香港“一五”规划最值得深圳重视的,不是它要发展哪些产业,而是它用量化指标标明了自身产业链的缺口位置。规划提出,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由2024年的1.63%提升至2030年之后达到3%,期间年均开支增长约10%;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24年的3.8%提升,力争2030年后达到5.5%。为此,香港新设人工智能研发院、微电子研发院、生命健康研发院,依托微电子研发院建设香港首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聚焦极端环境功率半导体,2027年成立);同时设立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按不少于3倍杠杆组建五个主题板块、总规模至少400亿港元,另设25亿港元创科创投配对基金,吸引不少于75亿港元市场资金。
规划文本对产业落点的表述相当直白:新田科技城要“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完整的产业供应链相互结合”,新兴产业要“善用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完备的生产基础,建设下游制造的供应链”,并明确提出构建“高校研发—湾区制造—港澳融资—国际市场”的产业模式。香港规划实际上进一步明确了“香港研发、河套及新田转化、大湾区制造、全球销售”的产业协同方向,为深港之间加强研发成果转化、中试验证和产业化协作提供了新的空间。
链条上缺口最大、深圳供给最充分的环节,是概念验证、中试线、应用场景和规模化制造。深港合作正在从传统的“功能互补”进一步转向“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服务链的跨境耦合:香港的研发成果需要深圳的中试和供应链完成“从1到100”,深圳的硬科技企业则需要香港的高校、资本和国际通道完成“从100到全球”。
(三)功能轴跨境:高端服务的市场半径越来越指向内地与出海企业
金融、贸易、法律、知识产权、航运航空等香港传统优势板块,在规划中都被赋予同一个动作方向——跨境服务。金融方面,香港以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推动“股票通”“债券通”“理财通”“私募通”扩容,研究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推动香港交易所与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对接,与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协同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并探讨黄金交易以人民币计价。贸易方面,“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升级为覆盖市场分析、风险管理、法律争议、品牌建设和融资的综合服务生态,CEPA继续以负面清单方式扩大对港澳开放,数字贸易和数据跨境便利化被列为重点。专业服务方面,国际商事法庭、全球调解之都、原授专利2030年实现重大科技范畴自主实质审查、知识产权融资沙盒等安排,服务对象明确定位为“走出去”的内地企业。
航运航空领域的协同效应同样指向湾区:香港从“吨位大港”转向“价值港”,依托监管沙盒X测试低空跨境飞行路线、构建大湾区低空跨境物流网络,并研究与内地联合推动设立国际低空经济合作组织;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布局东莞、2030年前投产;绿色船用燃料要形成“华南生产贮运、香港加注贸易、服务全球船舶”的格局,建设五条绿色能源走廊;国际机场航点由220个增至240个。这类功能协同不表现为机构搬迁,而表现为服务流量的跨境配置,承接它靠的是服务贸易开放、专业资格互认和规则对接,而不是土地和厂房。
三类区域协同效应对应三种协同能力:空间轴需要同城化安排支撑,产业轴需要中试平台和供应链协同,功能轴需要规则衔接和市场互认。
深圳接口全面预留,但“物理接口”强、“化学接口”仍需强化
(一)四类接口已经对位
深圳“十五五”规划与香港“一五”规划同期编制、目标年份完全重合,文本中已预留平台、产业、通道、规则四类接口,规划目标具有较高的对应性。
平台接口上,前海布局深港国际金融城“AI+金融”、“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依托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打造“赴港上市直通车”,建设“深圳出海e站通”,并提出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3200亿元、港资企业1.5万家、香港居民在前海就业1.5万人的量化目标;河套深圳园区提出建成30个国际化科技创新平台设施、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产出标准300项,布局硅基量子计算研发平台、万比特超导量子计算装置、开源鸿蒙河套数字经济实验室、具身机器人中试平台、华润生命健康研究院等项目,并争取生物样本、科研数据从深圳园区便捷出境至香港园区。
产业接口上,深圳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超2.3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6%,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8%,实时可用算力超150EFlops,低空物流航线超1000条,并前瞻布局6G、生物制造、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细胞与基因等未来产业,与香港“一五”的人工智能、微电子、生命健康、低空经济、量子科技几乎逐条咬合。通道接口上,港深西部铁路开工建设,穗莞深城际前海至皇岗口岸段建成,新皇岗口岸、沙头角深港融合商圈、深港跨境绿色物流网同步推进。规则接口上,数据跨境“负面清单”在前海、河套落地,开展深港医疗数据跨境互通、临床检验结果共享和电子病历跨境流转,推广“港资港法港仲裁”,深化粤港澳律师事务所合伙联营,深圳“三中心一所”与香港“一所一中心”联动。
从文本接口逐项对照看,已经打通的多是“物理接口”——地块、楼宇、口岸、铁路和项目;真正决定要素流动成本的“化学接口”——规则、标准、机制、监管互认,仍需强化。
(二)四个缺口需要正视
一是重项目、轻规则。深圳侧的安排多体现为“争取、探索、推动”,香港侧则明确要求深圳园区“趋同香港对接国际的科研规则”,并把香港园区定位为人员、物资、资金、数据四要素便捷流动的“国内境外”特殊地区。目前人员通行、物资通关等便利化已有较多突破,资金跨境和数据跨境仍以试点、清单等方式推进,规则的系统集成、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仍有提升空间。
二是重前端、轻中试。香港规划持续强化中试转化,而这一环节恰是深港共用制度安排仍需加强的领域。科研设备免税进口、生物样本和科研数据跨境、跨境研发采购、试验结果互认仍有逐项审批成本;粤港澳大湾区临床试验伦理审查互认、单一审查的目标年份排在2030年,制度供给节奏慢于项目落地节奏。
三是重制造、轻服务。深圳专业服务业正加快向国际化、高端化发展,但与香港相比,在国际法律、仲裁、会计、咨询等高端跨境专业服务领域仍存在功能差异。广州的同类研究表明,本地高端跨境服务“仍需依赖香港等境外中心”。这种差异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深港专业服务协同效应释放的重要空间
四是重各自规划、轻联合布阵。两份规划目标期重合、未来赛道高度重合,但目前深港两地在重点产业布局、招商信息共享、产业基金协同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时序等方面,仍缺少更加常态化的协同机制。两地在部分新兴赛道上的布局高度重合,未来需要通过产业链分工和功能协同,避免局部出现重复布局,削弱深港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三)2026年11月APEC会议是不容错过的时间窗口
协同效应释放需要一个向区域和世界展示制度成果的场合,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的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了这一窗口。中国香港是APEC的单独成员经济体,深圳是会议举办地,为深圳与香港依托各自优势开展经贸、科技和专业服务交流提供了重要国际场景。前海金融开放、河套规则试点、低空与数字贸易标准、企业出海服务体系,都可以借会议前后形成可视化、可传播的制度成果。窗口具有明显时效性,如部分成熟试点能够在会前形成可展示、可复制的制度成果,将有利于凸显深港合作的新进展。
从双城咬合到全域资源配置
(一)第一落点在深圳,价值兑现绝不止于深圳
区域协同强化的第一落点在深圳,辐射效应在粤港澳大湾区和全域。大湾区将把深港双核的能量沿珠江口和产业链传导。香港承担通道、规则、资本和原始创新功能,继续做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深圳承担产业组织、中试转化和硬科技攻关;广州依托空港、海港和科教商贸资源建设综合性“南方枢纽”;东莞、惠州、中山、江门、佛山、珠海和深汕特别合作区承担制造承载、空间纵深和能源资源配套。
香港规划文本已按这一分工落笔: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和机场空港中心放在东莞,冷链物流依托华南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绿色船用燃料依托泛珠三角产能和港口协作。中山大学团队的相关研究把枢纽升级概括为从“门户型交通商贸枢纽”转向“具有经济组织和资源配置功能的综合性枢纽”,并指出广州自身仍存在“联而不畅、联而不融、联而不强”、通道“流量大而关系浅”、高端跨境服务依赖香港等问题。这恰好说明,大湾区各城市面对香港不是争夺承接份额,而是在各自位置上补齐从“通道流量”到“资源配置”的功课。
(二)全球第一的创新集群,要从“地理第一”做成“制度第一”
“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这是区域创新活动高度集聚的重要体现,但这一排名反映的仍是跨区域创新活动的高度集聚,但并不等同于三地创新链、产业链和制度体系的深度一体化。该集群2021—2025年合计提交PCT专利申请约12.01万件、发表科学论文约21.59万篇、完成风险投资交易7325笔,PCT申请人前三位为华为、中兴、OPPO,论文产出第一机构为中山大学。从这些指标的空间分布和机构构成看,深圳、广州在产业创新和科研产出方面优势突出,香港则在基础研究、高等教育和国际化资源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集群的“第一”目前主要在统计意义上,要做成制度意义上的第一,还需要跨境联合实验室的常态化经费机制、仪器设备与样本数据的互通共用、技术经纪人跨境执业、风投跨境募资退出便利化,而这些恰是目前两份规划共同留白但又共同需要的部分。五条未来产业链上的分工卡位,决定了联合布阵的具体方向。
(三)硬件一张网、软件一张网,缺一不可
硬件网络方面,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新皇岗口岸、香港机场东莞空港中心、“经珠港飞”、香港与深圳及澳门机场的空域协同、葵青—盐田错位发展经验向湾区港口群推广、低空跨境物流网络,在两份规划中均有明确时间表。软件网络方面,CEPA升级版和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大湾区规则衔接“试验田”、多式联运“一单制”、数据跨境流通、职业资格互认、医疗教育民生同城化,是未来五年的主战场。国家“十五五”规划已明确要求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决定深港协同的广度和效率,规则机制“软联通”则决定要素跨境流动的深度和质量。过去十年湾区硬件补课成效显著,深港之间口岸、轨道、机场群的密度已居世界都市圈前列。未来五年,软件网络将成为决定深港协同质量的重要短板,制度供给的边际收益也将进一步提升。
(四)把制度型开放向“两湾一港”延伸
在深港协同之外,本文进一步作一个区域层面的延伸思考,笔者在2020年就提出“两湾一港”(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融合命题,主张以要素自由流动为主线建设制度型开放高地。六年之后回看,香港北部都会区正在补香港自身的空间短板,河套和前海正在补跨境制度短板。更进一步,香港的国际通道功能——申请加入RCEP、东盟经贸网络、离岸人民币市场、普通法与争议解决服务——可以与北部湾西部陆海新通道、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形成接力,使大湾区成为“两湾一港”制度型开放的组织中枢。深圳作为面向东盟经贸和产业出海的主力城市,有条件扮演衔接角色。这是香港“一五”规划的区域协同效应在更大地理尺度上的意义,也是湾区从“开放窗口”走向“开放枢纽”的题中之义。
瞄准未来精准发力的五条建议
综合两份规划的重合度、赛道的未来位势和深圳的比较优势,建议把资源集中到五件事上,并明确的时间节点和责任。
(一)把河套建成“制度型开放先导区”,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河套规则包”
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为载体,推动现有单点突破、项目突破升级为体系化、可预期的‘河套规则包’。优先在四件事上取得规则突破:一是科研数据、医疗数据和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跨境流通白名单与标准合同;二是创投资金跨境募资、退出和QFLP/QDLP额度的统筹试点;三是科研仪器、生物样本、实验试剂的保税免证与“一次查验、两园互认”;四是国际职业资格单方认可目录扩容。建议以2027年香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成立、香港园区集中进驻为时间锚点,同步发布“河套规则包”,向全球科研机构和硬科技企业提供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理由很直接:这是香港规划写明“国内境外”、深圳规划写明负面清单落地的重要交汇点,条件最成熟、协同效应杠杆最大,最有资格为全国制度型开放探路。
(二)共建深港创新要素协同配置机制常态化,按五条未来产业链联合布阵
围绕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功率半导体与微电子、生命健康与创新药、低空经济、量子科技五条链,逐条建立“一个联合专班、一支联合中试基金、一份联合招商清单、一套跨境应用场景清单”。香港三所新研发院和两所大学医学院的成果,优先在深圳中试平台和应用场景验证;深圳化合物功率半导体中试线、低空测试基地、临床“三中心一所”向香港机构开放;把“港澳药械通”、真实世界数据和香港新药械第一层审批改革联动起来,使河套成为全球新药新械进入中国、中国创新药械走向世界的快车道。联合招商清单对两边同时洽谈的项目统一协调,避免对同一企业重复让利、重复布局。
(三)组建“前海+香港”科技金融与出海服务联合体
探索香港创科产业引导基金、香港投资管理公司的耐心资本,与深圳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QFLP试点、科创债券等形成协同投资机制,推动形成“深圳研发-深港中试-香港上市融资-香港专业服务护航”的协同链条;推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赴港上市直通车”与港交所前海合作机制实体化运作。出海服务方面,推动深圳“出海e站通”与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实现数据互通、服务协同和功能分工,法律仲裁、知识产权、品牌标准等高端环节多用香港优势,政策对接、供应链组织、数字平台多用深圳优势,避免两套体系重复建设,并争取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期间联合发布。
(四)把跨境基建时间表变成同城化日程表
对照港深西部铁路2035年同步开通、北环线2034年开通、新皇岗口岸和机场群协同等时间节点,提前规划口岸经济带和沿线产业、居住布局,避免基础设施建成后才补制度安排。把香港北都7万套新住宅与深圳面向青年人才的住房保障统筹考虑,探索跨境通勤人才的税务、社保、公积金衔接;推动北都大学城与深圳河套学院、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学分互认、课程共享、实验室共用;在前海、河套率先实现医疗、教育、养老服务的跨境结算和资格互认,让“港澳居民内地发展首选地”从招商口号变为可核算的生活成本优势。
(五)借助APEC和共建“一带一路”,放大深港协同效应
支持香港积极推进加入RCEP,发挥其国际经贸网络优势,深港联合制定面向东盟、中东的经贸行动方案,香港发挥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专业服务和国际网络优势,深圳发挥先进制造、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科技产业和供应链组织优势,依托APEC、共建“一带一路”等国际平台形成优势互补的全球化合作能力,形成“制度+产业”的组合出海。抓住香港规划提出“研究与内地联合推动设立国际低空经济合作组织”的契机,推动低空经济、可持续航空燃料、绿色船用燃料、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形成深港联合标准提案,依托香港参与国际民航、航运等国际规则和标准合作的平台优势,推动深港联合标准和技术方案参与国际规则制定。2026年11月的APEC会议,应成为这套组合的第一场全球路演。
本文作者
胡振宇
前海分院副院长、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博士、研究员
📞 13530366702
本文作者
郑宇劼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助理、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秉持七个理念,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订下香港中长期发展战略,明确发展方向和主要目标。
透过推进《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六大范畴,香港发展方向将更清晰,资源配置更有效,社会预期更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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