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 9 月 16 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25 个基点至 3.75%—4.00%,这是自 2023 年以来的首次加息。最新利率预测显示,在提交预测的 18 名官员中,有 16 人预计年内至少还需进行一次加息。
尽管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仍具韧性,但通胀回落速度慢于预期。美联储将 2026 年 GDP 增长预测从 2.2% 上调至 2.3%,失业率预测从 4.3% 下调至 4.1%,PCE 通胀预测则从 3.6% 上调至 3.7%,并预计通胀要到 2029 年才能重回 2% 的目标水平。
| 美联储 2026 年预测 | 6 月 | 9 月 |
| GDP 增长 | 2.2% | 2.3% |
| 失业率 | 4.3% | 4.1% |
| PCE 通胀 | 3.6% | 3.7% |
| 通胀回到 2% | 2028 年 | 2029 年 |
增长预期上调与失业率预期下降,为美联储继续收紧政策提供了空间;而通胀预测的上调,则是此次加息的主要背景。
一、美国进口商品价格同比上涨 7%
数据显示,美国 8 月进口价格环比上涨 0.7%,同比大幅上涨 7.0%,创下自 2022 年 8 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其中,进口燃料价格环比下降 0.1%,连续第三个月走低;但剔除食品和燃料后的核心进口价格环比上涨 0.8%、同比上涨 5.6%,表明涨价压力主要源自非能源商品。
| 美国 8 月进口价格 | 变化 |
| 全部进口价格 | 同比 +7.0% |
| 剔除食品和燃料 | 同比 +5.6% |
| 资本品 | 环比 +0.9% |
| 非汽车消费品 | 环比 +0.5% |
| 进口燃料 | 环比 -0.1% |
具体来看,资本品价格环比上涨 0.9%,非汽车消费品上涨 0.5%。受美国 AI 投资热潮带动,资本设备进口需求旺盛,7 月资本品进口额达到创纪录的 1403 亿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 8 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 1.2% 至 7739 亿美元,核心控制组增长 1.4%。这表明消费需求尚未明显转弱,但商品价格压力仍在持续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BLS 进口价格指数不直接包含进口关税。7% 的涨幅仅反映进口商品本身的价格变化,美国进口商实际还需承担相应的关税、运输及其他进口成本。
二、中国供应商降价,美国采购转向其他国家
自 2025 年美国提高关税以来,中国供应商的对美报价出现明显下降。圣路易斯联储研究显示,中国是主要贸易伙伴中降价较为明显的供应来源之一,2025 年上半年中国商品价格的下降对美国整体进口价格形成了一定的下拉作用。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速调整进口来源结构。2026 年 7 月,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额达到创纪录的 605 亿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额约为 271 亿美元,两者差距已扩大至一倍以上。
然而,部分替代来源的价格水平和涨幅均高于中国。美国企业在减少对华采购后,节省的关税成本可能被更高的采购价格和供应链成本所抵消。随着中国商品进口份额的下降,其低价商品对美国进口价格的下拉作用也在减弱。
这导致美国进口成本呈现出新的组合特征:中国供应商通过降价分担了部分关税压力,美国企业通过更换供应来源降低了对华依赖,但供应链转移本身又产生了新的额外成本。
三、关税成本开始更多进入终端价格
新增关税初期并未完全转嫁给美国消费者。中国供应商通过降价承担了一部分,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也通过调整利润率和库存吸收了部分成本,因此终端售价的调整相对滞后。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最新研究估算,截至今年 7 月,关税因素已为美国核心 PCE 通胀贡献了约 0.4 个百分点。虽然关税不足以解释当前的全部通胀,但此前由供应链内部承担的部分成本正逐步向消费者价格传导。
在此过程中,进口商品自身价格上涨进一步叠加了成本压力。美国企业当前面临的不仅是关税,而是商品采购价格、关税以及供应链调整成本的同步上升。
鉴于 8 月零售销售仍保持增长,企业获得了一定的成本转嫁空间。若消费需求继续保持韧性,更多成本可能进入终端售价;一旦消费转弱,零售商则需重新在提价与利润之间做出权衡。
四、加息进一步增加进口商资金压力
美联储重启加息后,美国进口商将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对于依赖信贷进行采购和持有库存的进口商、批发商及零售商而言,利率上升将显著增加营运资金和库存融资压力,这可能促使企业控制库存规模并缩短采购周期。
采购价格上涨、关税传导效应显现以及融资成本提高三者叠加,美国买家对供应商的要求也将随之改变。除了关注报价,美国企业将更加重视库存周转率、交付周期和资金占用情况,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将从单一的价格维度延伸至综合供应链成本的比拼。
至美通观点
美国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不等同于进口成本的同步下降。中国商品与墨西哥、越南等替代来源之间的实际成本差异,正成为美国企业重新配置供应链时更关键的衡量因素。
对中国出口企业而言,下一阶段不宜简单跟随美国买家的关税压力继续降价,而应重新计算计入关税后的到岸成本是否仍具备优势。如果替代供应商报价更高、交付周期更长或供应链投入更大,中国商品即使承担更高关税,也未必失去竞争力。
具体品类仍需分别判断。对于替代来源充足、进入门槛较低的商品,仍面临较强的价格竞争;而对于供应链集中、认证要求较高、交付体系成熟的产品,则可以重新评估继续让利的必要性。未来中国供应商的议价空间,更取决于与替代供应来源之间的综合成本差,而不仅仅是美国对华关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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