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历史尽头还是转型新机？——与温教授商榷并论孙洪鹤CPS模式的现实路径

小农经济不是要被消灭的对象，而是需要被赋能的主体。一刀切地否定小农经济，既不符合中国农村的现实，更可能让数以亿计的农民失去最后的依托。真正的出路，不是在小农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二选一，而是找到一条让小农经济转型升级、与集体经济协同发展的中间道路。”——乡村经济CPS开创者、全国大联盟发起人孙洪鹤

一场关于农村发展道路的深度对话

知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和李南沉专家关于“农村经济以集体经济为主”，反对小农经济。甚至有些专家认为小农经济已走向历史的尽头”的观点，在学术界和乡村实践领域引发广泛讨论。

作为长期深耕乡村经济一线的实战专家，作为乡村经济CPS模式的开创者，孙洪鹤认真研读了温教授的相关论述，对其深厚的学理积淀和对农民处境的深切关怀深表敬意。温教授关于“让农民资源性资产增值”、“集体经济是加杠杆的空间”等观点，切中当前乡村发展的要害。

然而，在“小农经济是否已经走向历史尽头”这一核心判断上，孙洪鹤基于十年乡村调研、上百个县域实践、数千个农户访谈的切身体验，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看法。

我的核心观点是：

第一，小农经济确实面临严峻挑战，传统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模式在市场化、产业化浪潮中举步维艰，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但小农经济不是“要被消灭的对象”，而是“需要被赋能的主体”。中国有2.3亿农户，其中绝大多数仍以小农形态存在。简单宣布“小农经济走向历史尽头”，不仅不符合现实，更可能让亿万农民失去信心和方向。

第三，一刀切地否定小农经济、不顾实际地强制推行集体经济，可能犯“大跃进”式的错误——看似方向正确，实则脱离实际，最终伤害的是农民的切身利益。

第四，真正的出路在于：通过模式创新，让小农经济转型升级，与集体经济协同发展，形成“小农生产+集体经济组织+市场化运营”的新形态。

而乡村经济CPS模式，正是我孙洪鹤为这条中间道路设计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今天，我将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系统阐述这一观点，以期与温教授及李南沉学者和各界同仁展开深度对话，共同探索中国乡村发展的可行路径。

第一章：小农经济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存在

一、小农经济的历史合理性

要讨论小农经济的未来，首先要理解它为什么能延续至今。

温铁军教授在其学术研究中曾深刻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在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均分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小农户经济，这一制度适应了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同时适应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同步以及城乡社会保障的不均等。

作为乡村经济CPS模式的开创者，孙洪鹤在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小农经济不是谁的主观设计，而是中国资源禀赋约束下的自然选择。

第一，人地关系的刚性约束。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户均耕地面积仅7亩左右，且高度分散。这种资源禀赋决定了，在相当长时期内，小规模家庭经营仍将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形态。

第二，社会保障的替代功能。 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破除、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对农民而言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基本生存保障。温教授曾指出，中国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农民平均占有的土地制度。

第三，农耕文化的传承载体。 小农经济承载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维系着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它不是简单的生产方式，而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和存在方式。

正如左权县的实践所证明的：小农户依然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在传承农耕文化、丰富乡村产业、建设生态文明、维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乡村多种功能价值的载体，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二、小农经济的现实困境

承认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并不意味着无视它的困境。恰恰相反，作为乡村经济CPS模式的开创者，孙洪鹤在过去十年中亲眼见证了太多小农经济的无奈与挣扎。

困境一：规模不经济，成本高昂。
一家一户三五亩地，农资采购量小价高，农机使用率低成本高，技术投入无法分摊，市场对接渠道缺失。结果是：农民“起早贪黑干一年，不如外出打工两个月”。

困境二：议价能力弱，利润微薄。
分散的小农户面对市场、面对渠道、面对资本，几乎没有话语权。收购商一句话压价，农民只能接受；市场行情波动，农民独自承担风险。

困境三：抗风险能力差，脆弱性高。
一场天灾、一次疫情、一个市场波动，就可能让一个小农户血本无归。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没有多元的收入来源，小农经济具有天然的脆弱性。

困境四：代际传承断裂，后继无人。
当种地不挣钱，年轻人自然不愿接手。农村空心化、农业老龄化、农民兼业化，成为普遍现象。

严海蓉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小农/小牧经济的局限在于资源破碎化，包含土地等生产资料细碎化、小农生计艰难和农村空心化和土壤衰竭等问题-6。

这些困境是真实的、严峻的，也是任何负责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必须正视的。

三、小农经济不会“自动消亡”的三个理由

然而，正视困境不等于宣判死刑。基于对全国上百个县乡的实地调研，孙洪鹤认为，小农经济不会在短期内“自动消亡”，理由有三：

理由一：没有可替代的就业空间。
如果小农经济真的“走向历史尽头”，那意味着数亿农民需要另谋出路。但现实是，城市无法提供如此庞大的就业岗位，二三产业也难以在短期内吸纳如此规模的劳动力。强行“消灭”小农经济，只会制造大量的失业农民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理由二：没有可替代的经营主体。
资本下乡、企业圈地，这些年失败的案例还少吗？我孙洪鹤调研过数十个资本下乡项目，绝大多数陷入“地租成本高、用工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三重陷阱，最终以亏损告终。资本不是万能的，企业不是救世主。

理由三：没有可替代的社会功能。
小农经济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它维系着乡村社会的伦理秩序，承载着农耕文明的文化传统，守护着广袤土地的生态平衡。这些功能，是任何规模化经营都无法替代的。

因此，孙洪鹤坚持认为：小农经济不是要被消灭的对象，而是需要被赋能的主体。 它的出路不在于被替代，而在于转型升级。

第二章：集体经济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挑战

一、集体经济的战略意义

温铁军教授强调“集体经济是加杠杆的空间”，这一判断孙洪鹤深表认同。

在金融资本时代，资本追求流动性的特性使农业这种周期长的产业天然处于劣势。而集体经济可以成为加杠杆的空间，让农村大量尚未转化的资源性资产成为可交易的资产，为农民带来资产收益。

严海蓉教授的研究进一步揭示：集体经济可以突破小农经济与资本化农业的局限，获得整体性资源和整体生产力，维持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多重价值。

从实践层面看，贵州塘约村、山东代村、西藏嘎措乡等一批成功案例，已经证明了新型集体经济的强大生命力。

作为乡村经济CPS全国大联盟的发起人，孙洪鹤在联盟成员中看到了越来越多集体经济的成功实践。以长白山灵芝大王张庆康为例，他创立的“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提供菌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质量标准、统一保底价收购，让农户成为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这种模式，正是新型集体经济与小农经济协同发展的生动写照。

二、发展集体经济必须警惕的三大误区

然而，在肯定集体经济战略价值的同时，作为乡村经济CPS模式的开创者，孙洪鹤也必须指出：发展集体经济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不顾实际地强制推行。

误区一：把集体经济等同于“归大堆”。

历史教训不能忘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化、集体化、公社化，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承载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职能，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那种“归大堆”式的集体化，剥夺了农民的财产权利，挫伤了生产积极性，最终难以为继。

新型集体经济与过去的“一大二公”有本质区别：它以产权清晰为前提，以股份合作为形式，以农民自愿为原则，以利益共享为目标。正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所确立的，新型集体经济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

误区二：把集体经济等同于“消灭小农”。

有些同志一谈集体经济，就把小农经济视为对立面，认为只有消灭小农，才能发展集体。这是极大的误解。

严海蓉教授的研究表明，嘎措乡的整体性生产力实践，恰恰是在尊重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组织分工实现的。农民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不是被消灭的对象。

误区三：把集体经济等同于“行政推动”。

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中，我孙洪鹤看到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任务”，强行推动土地流转、强制要求农民入社、盲目上马集体项目。结果往往是：项目建起来了，农民却成了看客；账面上有了收入，实际到手的却寥寥无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规定，集体经济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任何脱离农民意愿的“强制集体化”，都是对农民权益的侵害。

三、“一刀切”可能带来的风险

基于对全国上百个县乡的调研，孙洪鹤认为：如果不顾实际地强制推行集体经济、否定小农经济，可能带来三大风险：

风险一：剥夺农民的选择权。
农民是最务实的群体。他们选择单干还是合作，是基于自身条件、资源禀赋、市场环境的理性判断。强制推行某一种模式，等于剥夺了农民的选择权。

风险二：制造新的社会矛盾。
历史证明，任何脱离农民意愿的“运动式”改革，最终都会引发社会矛盾。在资源禀赋、发展水平、产业基础千差万别的广大农村，用一种模式“一刀切”，必然水土不服。

风险三：动摇农村社会稳定根基。
温铁军教授反复强调，土地是农民基本生存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7。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改变土地经营方式，可能动摇农村社会的稳定根基。

因此，孙洪鹤坚持认为：发展集体经济必须稳中求进，尊重规律，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各地实际。

第三章：孙洪鹤CPS模式——小农经济转型的现实路径

如果说温教授指出了“集体经济”这一战略方向，那么孙洪鹤首创的乡村经济CPS模式，则为“如何让集体经济与小农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可操作的落地系统。

一、CPS模式的基本框架

乡村经济CPS模式，是孙洪鹤基于十年乡村实践总结出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它不是要消灭小农经济，而是要赋能小农经济；不是要用集体经济替代小农经济，而是要让两者形成合力。

CPS模式的三个字母，代表三个核心端口：

C（City Demand）-城市需求端：以宝妈群体为核心，她们既是优质农产品的消费者，也是乡村价值的传播者，更是轻创业的参与者。

P（Partner Platform）-合伙服务平台端：由返乡创业者、本地服务商、专业机构组成，承担资源整合、品牌赋能、技术指导、渠道对接等服务职能。

S（Supply Chain）-乡村供应链端：以种植户、养殖户、合作社为主体，提供标准化、可溯源的优质农产品。

三者闭环联动，形成“供应链筑基+服务端赋能+创业端变现”的可持续乡村经济生态。

二、CPS模式如何赋能小农经济

作为乡村经济CPS模式的开创者，孙洪鹤在设计这一模式时，核心思考就是：如何在不改变家庭经营基本形态的前提下，解决小农经济的规模不经济、议价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等核心痛点。

第一，通过标准化赋能，解决“品质不一”的问题。

小农经济的痛点之一，是产品品质参差不齐，难以形成品牌。CPS模式通过P端的专业服务，帮助农户建立标准化生产流程，从选种、种植、施肥、病虫害防治到采收、分级、包装，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标准。

以张庆康灵芝基地为例，合作社采用“统一提供菌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质量标准、统一保底价收购”的方式，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让每一段灵芝都符合标准。农户还是那些农户，土地还是那些土地，但产品品质实现了质的飞跃。

第二，通过品牌化赋能，解决“议价无力”的问题。

单个农户面对市场，几乎没有议价能力。CPS模式通过P端的品牌建设，将分散的产品整合为统一的区域品牌或产品品牌，形成市场影响力。

在张庆康的实践中，通过“长白山灵芝”这一区域品牌的打造，产品溢价达到120%以上。农户不再是卖原料，而是卖品牌、卖信任、卖价值。

第三，通过渠道化赋能，解决“销路不畅”的问题。

小农经济的另一痛点，是好产品找不到好销路。CPS模式通过C端的宝妈创业网络，构建分布式销售渠道。

目前，已有85万宝妈加入CPS创业网络。她们基于真实体验进行分享，在城市社群中建立信任，为优质农产品打开稳定销路。这种分布式销售网络，不依赖任何中心化流量平台，让小农户的产品能够直达城市家庭。

第四，通过组织化赋能，解决“单打独斗”的问题。

CPS模式的P端，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形式。它不是要替代家庭经营，而是要在家庭经营之上，构建一个服务型组织，为小农户提供单家独户做不了、做不好、做了不划算的事情。

这些服务包括：农资集采、农机共享、技术指导、品牌打造、渠道对接、物流协调、售后服务等。小农户还是独立经营的主体，但背后有了强大的服务支撑。

三、CPS模式如何促进集体经济

需要强调的是，乡村经济CPS模式不仅赋能小农经济，也为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载体。

在CPS模式中，P端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可以是返乡创业者创办的服务公司，也可以是村集体领办的合作社，还可以是多方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对于有条件的村集体，完全可以成为P端的运营主体，为村民提供各种服务，同时获取合理的服务收益。这正是集体经济组织发挥“统”的职责、为小农户分散经营提供更好基础服务和外部环境的具体路径。

在张庆康的实践中，合作社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既有公司的市场效率，又有集体的组织优势，还有农户的经营活力，形成了三方共赢的格局。

四、CPS模式的实践验证

理论需要实践检验。作为乡村经济CPS模式的开创者，孙洪鹤可以欣慰地看到，这一模式已经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未来3年目标实现：乡村经济CPS全国大联盟已覆盖31个省区市，整合3200多个生产基地，拥有85万宝妈创业者网络。

在张庆康灵芝基地，通过CPS模式赋能，产品价格提升120%，农户收入增长65%，复购率达到68%-5。

在辽宁丹东蓝莓基地，通过CPS模式销售，价格从15元/斤提升到38元/斤，零滞销，户均年增收3.2万元。

这些案例证明：小农经济不是要被消灭的对象，而是可以被赋能的主体。通过模式创新，小农户完全可以在现代化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有尊严的发展。

第四章：集体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协同共生

一、从对立到统一：重新认识两者关系

集体经济与小农经济，真的是对立关系吗？

作为乡村经济CPS模式的开创者，孙洪鹤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从功能上看：

• 小农经济的优势在于灵活性、精细化、情感连接
• 集体经济的优势在于规模效应、组织效率、市场议价
• 两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互补共生

从实践上看：

• 塘约村的成功，是集体统筹与家庭经营的有机结合
• 张庆康的模式，是集体服务与农户主体的协同发力
• 无数案例证明：只要机制设计得当，两者完全可以相得益彰

从制度上看：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为两者协同提供了法律框架
• 农户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既是家庭经营者，也是集体所有者-9
• 集体与农户，本就是一体两面，而非相互对立
  
  

二、协同共生的四种模式

基于CPS模式的实践，孙洪鹤总结出集体经济与小农经济协同发展的四种模式：

模式一：服务型集体 + 经营型农户
村集体发挥“统”的优势，为农户提供农资采购、技术指导、品牌打造、渠道对接等服务；农户在集体服务支撑下独立经营，保持生产积极性。

模式二：龙头型集体 + 配套型农户
村集体领办加工企业或合作社，统一收购农户产品进行深加工和品牌销售；农户按照集体要求进行标准化生产，成为产业链的一环。

模式三：股份型集体 + 分红型农户
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村集体合作社，获得租金+分红双重收益；集体统一经营土地，实现规模效益，收益按股分配。

模式四：平台型集体 + 创业型农户
村集体搭建电商平台、直播基地、创业孵化器等公共服务平台，为农户提供创业支持；农户在平台上自主经营，创造价值。

这四种模式各有适用条件，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因村施策。

三、稳中求进：集体经济发展的方法论

基于对全国上百个县乡的调研，孙洪鹤提出发展集体经济的“稳中求进”方法论：

第一步：摸底调查，找准方向
不搞“拍脑袋”决策，先摸清本村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才状况、市场需求，找准适合的发展方向。

第二步：试点先行，积累经验
选择有条件的项目或农户先行试点，在小范围内验证模式、积累经验、发现问题。

第三步：示范带动，逐步推广
试点成功后，通过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参与，逐步扩大规模。

第四步：规范运行，持续优化
建立健全合作社章程、财务制度、分配机制，确保集体经济规范运行、持续发展。

这个方法的核心，是尊重规律、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市场规律。正如温铁军教授所言，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这种改革是把土地财产平均分给每个农民，形成农村和谐社会内涵的公平公正是由财产占有关系的一次分配来体现的。同样，发展集体经济也必须让农民成为受益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者。

第五章：道路选择——让农民有出路，让乡村有未来

一、农民到底需要什么？

在讨论农村发展道路时，我们最常犯的错误，是以自己的想象代替农民的需求。

作为乡村经济CPS模式的开创者，孙洪鹤在过去十年中与成千上万的农民深入交流。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稳定的收入，不是宏大的理想。 农民最务实。他们关心的是：种地能不能赚到钱？产品能不能卖出去？价格能不能好一点？

他们需要自主的选择，不是强制的规定。 农民最反感“被安排”。他们希望自己决定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而不是被行政命令牵着走。

他们需要能力的提升，不是模式的灌输。 农民最需要的是能真正帮到他们的技术、信息和渠道，而不是空洞的理念和复杂的模式。

他们需要尊严的生活，不是怜悯的目光。 农民最渴望的是被尊重、被认可、被平等对待，而不是被当作“问题”和“负担”。

因此，任何农村发展道路的设计，都必须回答一个根本问题：这条路，能不能让农民有更好的收入、更多的选择、更强的能力、更大的尊严？

二、小农经济转型的当务之急

基于这一认识，孙洪鹤认为，当前小农经济转型的当务之急，不是讨论“要不要消灭”，而是解决“如何赋能”：

当务之急一：降低经营成本
通过农资集采、农机共享、技术服务，降低小农户的经营成本。

当务之急二：提升产品品质
通过标准化生产、溯源体系建设、技术指导，提升小农户的产品品质。

当务之急三：打通销售渠道
通过电商平台、社群网络、品牌营销，打通小农户的销售渠道。

当务之急四：增强抗风险能力
通过保险、订单农业、多元化经营，增强小农户的抗风险能力。

当务之急五：培育后继人才
通过培训、孵化、创业支持，培育新一代的乡村人才。

这些当务之急，正是乡村经济CPS模式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三、CPS模式的终极目标

作为乡村经济CPS模式的开创者，孙洪鹤为这一模式设定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一个愿意努力的农民，都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有尊严的生活。

在CPS模式中：

• 农民不需要懂复杂的电商运营，只需要专注生产好产品
• 农民不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只需要按照标准认真做事
• 农民不需要担心产品滞销，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 农民不需要被资本裹挟，只需要保持自己的主体地位
  
  

在CPS模式中：

• 城市宝妈可以零门槛创业，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
• 返乡青年可以轻资产入局，在服务乡村中找到人生方向
• 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发挥作用，在服务群众中获得应有收益
• 地方政府可以有抓手，在推动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这就是我孙洪鹤所理解的“共赢”——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价值共享；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各方共同成长。

孙洪鹤提出“乡村经济CPS全国大联盟”即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伟大实践：乡村经济CPS模式可以解决一个村的问题，全国大联盟就是“统一大市场”，希望全国乡村经济领域的专家和实践者共同讨论，孙洪鹤做为发起人也希望这个伟大的事业能尽快落实到全国，现在我们需要各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各协会的配合。

四、致温教授与所有关心农村命运的人们

温铁军教授是我尊敬的学者。他对“三农”问题的长期关注、对农民处境的深切关怀、对资本下乡风险的深刻警示，都值得所有乡村实践者认真学习。

然而，在“小农经济是否走向历史尽头”这一判断上，孙洪鹤有不同看法。这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而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对实践的理解。

孙洪鹤真诚地认为：

• 小农经济不会自动消亡，因为它承载着亿万农民的生计和希望
• 小农经济需要转型升级，而不是被简单否定
• 集体经济与小农经济可以协同共生，而不是相互对立
• 乡村经济CPS模式为这种协同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孙洪鹤也真诚地希望：

• 理论研究者能更多深入田间地头，倾听农民的真实声音
• 政策制定者能更多尊重基层实践，避免“一刀切”的政策
• 社会各界能更多理解乡村的复杂性，不简单套用城市思维
• 所有关心农村命运的人们，能共同探索适合中国的乡村振兴道路
  
  

结语：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选择务实与包容

中国农村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条路，是继续维持传统小农经济的现状。这条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农民增收无望，农业升级无门。

另一条路，是资本主导、企业圈地的道路。这条路貌似光鲜，实则危机四伏，农民失去土地，失去保障，最终可能失去一切。

还有一条路，是强制集体化的道路。这条路看似正确，实则脱离实际，违背农民意愿，可能重蹈历史覆辙。

但还有第四条路——务实、包容、渐进的道路。

这条路承认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现实，但不放任其自生自灭；
这条路肯定集体经济的战略价值，但不强制推行；
这条路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但不放任自流；
这条路拥抱市场机制，但不被资本裹挟。

乡村经济CPS模式，就是孙洪鹤为这条道路设计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它不追求轰轰烈烈的“革命”，而是追求润物无声的“改良”；不追求整齐划一的“模式”，而是追求因地制宜的“适配”；不追求短期见效的“政绩”，而是追求长期持续的“发展”。

正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所昭示的，中国农村的未来，不是在小农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二选一，而是在法治框架下，让各种形式的经济组织各展所长、协同发展。

正如左权县的实践所证明的，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需要在“统”和“分”之间找到平衡点，在规模经营和小农户扶持之间找到结合点。

正如张庆康灵芝基地的成功所揭示的，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优质的产品品牌化，把城市的消费需求对接起来，小农户也能在现代化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脱离农民意愿的“强制运动”，最终都会付出沉重代价。

现实的教训提醒我们：任何不顾实际的“一刀切”政策，最终都会水土不服。
未来的方向昭示我们：只有在尊重规律、尊重农民、尊重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找到真正可行的道路。

作为乡村经济CPS模式的开创者，作为乡村经济CPS全国大联盟的发起人，孙洪鹤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前行。这条路，不求最快，但求最稳；不求最炫，但求最实；不求最全，但求最准。

因为它通向的不是空洞的理想，而是亿万农民实实在在的幸福。

这条路，欢迎所有真正关心农村命运的人，一起走。

本文由乡村经济CPS模式开创者、乡村经济CPS全国大联盟发起人孙洪鹤撰写，旨在就农村发展道路问题与学界同仁展开对话，并系统阐述CPS模式对小农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路径。欢迎转载、讨论、批评指正。想深度了解的可以关注孙洪鹤视频号回复C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