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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气候治理与低碳转型背景下，政府绿色采购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面临“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压力，亟须推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本文基于2015—2024年“政府采购—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绿色采购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政府绿色采购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内部绿色治理三条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并做了内生性、稳健性与异质性分析进一步验证结论。为此，本文建议构建精准协同的政策体系：一是改善绿色采购政策的设计，加强精准性以及动态性；二是赋能中小企业，缩小政策响应差距；三是加强金融协同，创建起需求和资金的闭环；四是构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夯实企业绿色转型的制度与技术基础。
关键词：政府绿色采购；制造业绿色转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一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治理加速与经济低碳化转型的深入，政府绿色采购（Green Public Procurement，GPP）已成为各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我国正面临着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压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制造业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其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迫在眉睫，是应对全球竞争、资源约束与环境挑战的必然选择。然而，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经济安全风险上升与关键技术受限的双重制约，其核心技术研发与低碳工艺改造需克服高成本与长周期等现实难题。与此同时，政策执行力度不均、绿色市场需求不足及产业链协同成本高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转型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从2006年的32.45%下降至2024年的24.9%，呈现出“过早、过快去工业化”趋势，这使得绿色转型长期难以达到社会最优规模，亟须政府政策的有效干预（郭克莎和田潇潇，2021）。在供给方面，政府通过提供环保补贴、实施研发税收优惠、推行环境税制度及绿色信贷等政策，对企业形成正向激励。在需求方面则借助绿色采购机制与绿色消费引导，积极培育和扩大绿色技术市场需求，从而拉动相关创新活动并促进企业绿色转型。2024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约3.97万亿元，其中具有节能与环保属性产品的购置规模占同类产品85%以上，可见，政府采购已经成为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一招，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一）制度背景
政府采购是指一国政府部门及其他法定主体，为了履行公共职能、提供公共服务，依法使用财政资金，以合同方式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公共交易行为，其主要目的就是满足公共需求，同时也可以起到政策调控的作用。国外对政府采购制度的研究较早，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政府绿色采购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德国、日本等国提出的，后来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推广。20世纪后期，伴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欧美发达国家陆续用立法形式把环保标准加入公共采购体系。欧盟2004年颁布的公共采购指令（2004/18/EC）就明确提出，在招标过程中要包含环境因素，并且要求各个成员国制定国家绿色采购行动计划（NAPs），推动节能、低碳产品的优先采购。美国不断更新《联邦采购条例》（FAR），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逐步加强，构建了把环境要求纳入联邦采购合同的制度。
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法律依据是200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该法首次从立法上规定采购活动要支持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为之后相关环境政策的出台奠定了法理基础。2004年，《财政部 环保总局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明确规定在公共采购中应优先考虑经官方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到2006年为止，首份《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正式制定并公布，该清单对国家机关实行强制采购，明确列入清单的节能和环境友好型产品成为政府机构必须选择的对象。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更加突出绿色采购理念，并将政策适用范围扩大到服务领域。2019年，《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发布，对绿色产品的认证和标识管理体系进行了统一。2022年，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项目实施指南》，在工程建设领域推进绿色建材采购。在“双碳”目标（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指引下，绿色采购成了推动低碳技术应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手段。
（二）文献综述
随着环境与资源压力的不断加剧，国外的学者普遍认为政府绿色采购的有效实施已经迫在眉睫。Geng and Doberstein（2007）认为政府采购制度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采购和推广环保型产品和服务来解决环境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比发达国家大。Simcoe and Toffel（2014）认为政府采购规则有溢出效应，会促使私营部门采用LEED标准，从而促使当地供应商储备绿色建筑专业知识，说明此类政策可以加快新的环境标准的传播速度，促进各个私人主体进行协调互补的投资。近些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视政府采购在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诸多方面的作用。Runtuk et al.（2024）提到，采取可持续的实践一般需要较高的初期投入，对资金能力薄弱的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也影响着中小企业开展相关转型的能力。另外，可持续材料也面临着供应不足、成本比传统材料高、不同区域之间供应不均等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采购和推广。
我国学界对政府采购的研究是从探索制度起步的。曹富国（1998）在《国外政府采购理论研究》中对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采购的不同进行了分析。冯健身（1998）讨论了建立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意义，包括它对经济发展、财政管理、廉政建设的作用，提出用试点来推进制度完善的途径。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国内的研究也渐渐地转到了政府绿色采购上。李挚萍（2002）首次提出“政府采购绿色化”的概念，认为政府采购要通过环保认证、扶持环保产业、加强监督来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的目标。陈军（2004）、万秋山（2005）分别对国际绿色采购的实践进展进行了介绍，包括实施计划、原则、标准等，为我国提供经验借鉴。吴晓青（2014）认为在政策、市场共同推动绿色转型的同时要加大政府绿色采购的推进力度。姜爱华和魏冕（2024）经由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政府采购对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为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扎实的经验证据。近年来还有许多研究集中于政府绿色采购对经济的影响。张亚欧（2020）认为政府绿色采购由于巨大的市场需求和示范效应，可以引导和拉动社会绿色投资，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从而对绿色经济的培育与发展产生显著的拉动效应。侯林岐等（2024）的研究表明，政府绿色采购可以提升企业的碳绩效，为政府绿色采购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虽然国内外有很多关于绿色采购的研究，但是现有的研究在识别政府绿色采购行为时，大多采用企业或其产品是否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作为核心标准（步晓宁和赵丽华，2022；Zhang and Jiang，2022），或将是否获得绿色公共采购奖项作为一个关键的评价指标（Krieger and Zipperer，2022）。这类方法通常仅区分企业是否在单一年度获得绿色采购合同，难以反映采购力度（如合同金额与数量）的差异对结果的影响。有少部分研究通过将政府采购合同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进行逐年匹配，以绿色采购合同总金额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衡量采购强度，更精准地捕捉政府绿色采购的政策力度，但大多从企业整体层面考察政策效应，鲜有专门针对制造业这一重点排放行业开展系统性分析。本文将研究视野聚焦于制造业企业，以绿色采购合同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衡量政策强度，系统考察政府绿色采购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应。第二，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政府绿色采购对绿色创新活动的直接激励作用（黄继承和朱光顺，2023；唐大鹏等，2023），很少从多维传导机制的角度出发，系统探究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怎样全面地促使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本文从融资约束缓解、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内部绿色治理这三个重要途径出发来分析企业绿色转型的传导途径，加深对于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作用机理的理解，拓展现有研究的深度。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政府绿色采购与制造业绿色转型
政府采购是调节经济、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方式，依靠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来推动产业升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政府绿色采购是其中的一种，是指公共部门在采购时优先选择环境友好型产品，以需求侧政策引导市场向绿色低碳转型，支持企业绿色发展。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社会层面，政府作为大宗购买者，以绿色采购为标杆，引领社会消费观念向绿色转变，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推动可持续消费模式形成（侯林岐等，2024）。经济层面，绿色采购为绿色产品提供稳定的、可靠的市场需求，降低制造企业转型的不确定性以及成本，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持续的激励（江鑫等，2024）。环境层面，采购中环保标准、绿色导向是硬约束，促使企业把环保纳入战略核心，推动产业链整体实现绿色化，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共同提高（步晓宁和赵丽华，2022）。技术层面，绿色采购通过技术标准引领和优先采购，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指明方向并提供转化渠道，激发研发投入，加快工艺与产品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向绿色化、高端化演进（刘锦英和徐海伟，2022）。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政府绿色采购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
（二）政府绿色采购、融资约束与制造业绿色转型
依据信号传递理论（Signaling Theory），政府绿色采购凭借其权威认证效应，能够向金融市场传递企业环境合规与技术可靠性的积极信号，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困境，进而降低对于企业绿色项目的融资约束。制造业企业转型所必需的大量前期投入，使企业容易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从而加重财务脆弱性，并且有可能使企业放弃高风险、长周期的绿色项目（刘锦英和徐海伟，2022）。政府绿色采购可以经由三条途径改善企业融资环境。第一，在直接融资方面，政府采购合同属于优质抵押资产并形成稳定的现金流，为企业进行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等赋予了信用支撑，减轻融资约束（Hebous and Zimmermann，2020）。第二，在间接融资层面，获得政府绿色订单具有权威认证的信号作用，可以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信用评级，更容易得到长期、低成本的绿色信贷（王义中和袁珺，2017）。第三，在引导外部投资层面，政府采购的绿色资质认证能够向金融市场和外部投资者传递企业的环境合规性与技术先进性的积极信号，从而减少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或债券发行中的尽职调查成本，同时这种导向作用能够吸引绿色投资基金、风险资本等权益投资者的重点关注，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拓宽融资渠道（唐松等，2020）。因此，依靠上述三种融资缓解机制，政府绿色采购可以有效地解决制造业绿色转型资金瓶颈。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政府绿色采购通过改善融资约束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
（三）政府绿色采购、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
根据诱导创新理论（Induced Innovation Theory），市场需求与政策干预能够引导技术创新的方向与速度（Ruttan, 1997）。然而，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因高投入、高风险与低市场回报的双重挤压，以及共性技术供给不足，而陷入研发动力不足与产业化困难的困境，严重阻碍了企业绿色转型。政府绿色采购作为一种需求侧政策工具，通过创造稳定的绿色产品市场需求，向企业传递明确的技术导向信号，从而诱导企业将创新资源向绿色技术领域集中，破解研发动力不足与产业化困难的现实困境。第一，在技术研发引导层面，政府通过制定绿色采购技术标准和产品目录，为企业技术研发指明方向，减少企业技术路线选择和研发决策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的创新资源更好地集中到政策支持的绿色领域。第二，在市场激励强化方面，陈剑慧等（2024）研究指出，政府采购形成的规模化、稳定性需求给绿色技术成果提供了一条可靠的转化渠道，这种确定性的市场预期可以激发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内在动力，促使企业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创新。第三，在竞争压力传导层面，政府采购资格的门槛效应和有限的中标名额在同行业企业间形成了显著的竞争压力。侯林岐等（2024）进一步指出，为获得这一重要的市场份额和政策认可，企业必须持续提升绿色技术水平、改进环境绩效，这种基于市场竞争的倒逼机制推动企业将绿色创新从选择性策略转变为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政府绿色采购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
（四）政府绿色采购、内部绿色治理与制造业绿色转型
根据管理学中的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组织的行为与结构深受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规制性压力会推动企业调整内部治理实践以获取合法性与市场准入。政府绿色采购正是这样一种规制性制度压力，通过设定环保准入标准、明确绿色采购清单，影响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重塑，进而从微观角度夯实企业的转型基础。政府绿色采购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标准设定层面，政府通过绿色采购清单、技术标准和认证体系给企业传递出明确的环境合规与治理要求，促使企业对内部架构进行系统性重构，即成立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创建全生命周期评估流程或者把ESG指标加入到董事会的考核当中，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的转变（邓洋洋等，2025）。二是在正向激励层面，符合标准的企业不仅可以依靠政府采购合同获得稳定的收入，还可以利用其绿色认证效应来提高自身品牌形象，获得融资便利；此外，长期稳定的订单给企业绿色创新提供市场保障，降低技术迭代的风险，也为治理改革赢得缓冲时间（张莉，2024）。三是反向约束层面，不达标企业将受到市场准入限制、处于竞争劣势，被排除在政府采购市场之外，不但会直接损失市场份额，还会产生声誉损失等连锁反应，从而迫使企业不断改善环境管理实践（中国财科院“企业成本”调研“环保成本”专题组等，2023）。按照上述设定标准、提供激励与施加约束，政府绿色采购系统性地推动企业将内部绿色治理从合规要求提升至战略核心。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4：政府绿色采购通过加强内部绿色治理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
四
研究设计
（一）数据处理与来源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政府采购相关数据，都来自中国政府采购网下设的政府采购合同公告查询平台。本文在筛选政府绿色采购数据时，参考了江鑫等（2024）的研究思路，依据《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以及《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基本要求》所设定的产品分类标准，对2015—2024年政府采购合同记录进行了系统处理。利用文本分析工具分别对合同文档中名称、主要标的名称和规格型号或服务要求等各个字段进行识别和匹配分析，准确地识别出属于政府绿色采购的合同样本。
本文借鉴了韩旭和武威（2021）的方法论思路，将2015—2024年政府采购合同数据同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名录逐年进行比对、匹配，得到“政府采购—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其他涉及企业的基本资料与财务指标等数据，则主要源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数据来自上市公司的年报。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以及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对“政府采购—制造业上市公司”匹配得到的初始数据集做了如下预处理：一是对样本中所有的连续型变量做双边1%的缩尾调整，以控制极端观测值造成的估计偏差。二是对样本中公司的数据进行筛选，剔除样本期内出现ST、PT、ST*等异常情况的公司数据。三是由于金融类企业特殊的经营模式和财务结构，将其从样本中剔除。四是剔除了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者小于0的异常观测值，保证财务数据合理、有经济意义。五是剔除政府采购合同金额、关键财务指标缺少样本，保证研究样本数据完整有效。
（二）模型设定
（三）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1. 政府绿色采购
参考江鑫等（2024）的做法，以企业在该年度内获得绿色采购合同总金额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作为政府绿色采购强度的度量指标。该种衡量方式可以准确地反映企业参与政府绿色采购的程度，为之后的研究提供更加有力的数据支撑，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政府绿色采购和企业相关行为之间的关系。
2. 制造业绿色转型
本文根据陈福中等（2024）的研究，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来度量制造业企业的绿色转型。本文将企业环境污染因素纳入评价体系，运用非径向 SBM-ML 指数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展开测度。关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与产出指标的测度方式具体如下：（1）要素投入：劳动投入选取企业员工数为代理变量；资本投入选取企业固定资产净额为代理变量；能源投入则以企业所在城市工业用电量，按企业从业人员占城市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换算后作为代理变量。（2）期望产出：将企业营业收入作为衡量该指标的代理变量。（3）非期望产出：依据企业从业人员占所在城市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进行换算，以此作为该指标的代理变量。
3. 控制变量
参照孙薇和叶初升（2023）的做法，考虑影响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其他因素，选取了8个控制变量。①企业规模：用企业当期获得的环保补助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度量；②资产负债率：使用期末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衡量；③固定资产占比：使用固定资产净额占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④独立董事占比：使用独立董事人数除以董事会总人数；⑤两职合一：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同一人用1表示，否则用0表示；⑥托宾Q值：用公司市值除以总资产；⑦市场竞争程度：根据企业营业收入数据来构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该数值等于行业内每个公司的营业收入与行业营业收入合计的比值的平方的累计；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总数除以总股本数量来衡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由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普遍存在着融资约束紧、绿色技术创新难（徐利和雷洁琼，2024）、内部绿色治理能力弱（陈前等，2022）三大难题，整体上制约了转型的进程。其中，融资约束是指企业绿色转型的行为特性往往使企业面临外部融资缺乏的困境，政府绿色采购可以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增强企业信用背书，吸引绿色领域的投资者，从而缓解企业转型的资金压力。绿色技术创新是指制造业企业受制于研发投入高、周期长，以及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导致企业绿色转型动力不足。政府绿色采购凭借稳定的订单需求，给企业研发活动赋予明确的市场支撑，缩减其研发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从而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内部绿色治理能力是指制造业企业环保合规性差、资源利用效率低，难以适应绿色低碳转型要求，市场竞争能力逐渐被削弱。政府绿色采购可以倒逼企业改善环境管理体系、推动治理结构绿色化。为了获得更多的绿色订单，企业会不断提升绿色产品的生产及服务的整体水平（黄继承和朱光顺，2023）。因此，政府绿色采购可以改善融资约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加强内部绿色治理，从而系统地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
表2为政府绿色采购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影响的回归结果。列（1）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之后，GPR对于GTF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列（2）中加入控制变量后GPR仍保持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GPR的促进作用是稳健的。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政府绿色采购促进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说明政府绿色采购可以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验证了本文的假说1，即政府绿色采购可以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
表2 政府绿色采购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机制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政府绿色采购可能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完善企业内部绿色治理机制这三个途径，促使制造业企业实现绿色转型。下文对这些潜在的作用机制做实证检验。
1. 缓解融资约束
政府绿色采购（GPR）作为政策工具，可能通过扩大绿色产品订单规模直接增加企业经营现金流，降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难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间接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足够的内部资金储备是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的前提。衡量直接现金流、融资约束这两个重要指标的时候，本文采用了已有的文献中成熟的办法，其中直接现金流的度量参照王筱筱等（2023）的研究思路，用经营性现金流来衡量企业的现金流动情况。对于融资约束指标的确定，参考了陈峻和郑惠琼（2020）的研究成果，用虚拟变量FC指数（FICN）来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该指数越大说明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严重。
表3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列（1）中政府绿色采购（GPR）对企业经营现金流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政府绿色采购行为可以直接提高企业的现金流入。列（2）中GPR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府绿色采购改善了被采购企业资金状况，降低了被采购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程度，从而给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提供资金保障。因此，假说2得到了证实。
表3 机制检验：融资约束
注：同表2。
2.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按照诱导创新理论，本文认为政府绿色采购（GPR）可以明显提高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其绿色转型。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它不只是创新数量的增多，更是实质性的技术突破带来的质量的提高。具有较强绿色创新能力的企业一般已经形成以绿色专利、发明专利为载体的技术储备体系，企业内部也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绿色研发导向和持续创新机制。这些技术积累和创新文化一起形成了企业应对环境规制、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能力基础。为了科学地度量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研究采用姜爱华等（2025）的做法，选择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加上1的自然对数和企业绿色发明授权专利占比作为指标度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从表4中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政府绿色采购（GPR）能够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列（1）GPR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政府绿色采购每提高1单位，绿色专利授权数量平均提高2.214单位；列（2）GPR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政府绿色采购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很强的激励作用。该结果符合政策牵引理论，政府用绿色采购直接创造出市场需求，并发出环保政策信号，降低企业的创新不确定性。假说3成立。
表4 机制检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注：同表2。
3. 优化内部绿色治理
本文依据制度理论提出，政府绿色采购（GPR）通过强化企业内部环保意识以及制度建设，促使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提升。绿色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一般都已经建立了健全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在企业内部已经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绿色价值取向。该类企业的员工积极参加环保相关培训和学习活动，总体环境知识和实践能力较强。这些因素一起形成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制度基础。为了准确衡量企业的内部绿色治理水平，本文参考李亚兵等（2023）的研究方法，选取“是否建立了绿色环保制度体系”和“是否开展了环境保护教育培训”这两个重要指标，作为企业内部绿色治理水平的一个度量指标。
表5中GPR对于绿色环保制度体系、环保教育培训的系数都是显著为正的，说明政策不仅可以提高绿色意识，还可以促使企业采取制度化的绿色治理措施。这表明政府绿色采购经由开展环保教育培训并完善内部绿色治理制度，可以有效地促使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由此得出假说4成立。
表5 机制检验：内部绿色治理
注：同表2。
六
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1. 企业类型异质性
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属于高科技企业的重要标准，就在于它能否持续把高强度的研发投入转化为自主掌握的核心技术，进而形成明显的技术壁垒和市场竞争力（刘岱等，2020）。按照这个标准，高科技企业一般会具有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而更好地支撑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本文在具体的识别方法上借鉴彭红星和毛新述（2017）的研究思路，在行业分类标准、样本筛选这两个主要方面对高科技行业企业进行精准识别。表6的列（1)（2）显示，GPR对高科技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非高科技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高科技企业能通过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加快绿色转型进程。
2. 企业规模异质性
企业规模差异主要体现在规模经济效应、资源整合能力、技术创新驱动绿色转型的效能、生产效率及市场竞争力等方面。为考察政府绿色采购对异质性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本研究借鉴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的研究思路，以企业规模作为分组依据，即计算样本企业中期末总资产自然对数值的中位数（50%分位数），然后将企业实际值与中位数比较，据此将企业分为不同规模组别——企业实际值高于分位数的归为大企业，企业实际值低于分位数的归为中小企业——分析企业规模在政策影响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从表6的列（3）、列（4）数据可以看出，政府绿色采购对大企业的绿色转型促进作用更明显，对中小企业影响不大。由此可以看出，政府绿色采购对大企业的绿色转型效果比中小企业更好，这与大企业凭借自身资源优势更好应对政策不确定性以实现发展的理论预期一致。
3. 企业产权异质性
国有企业凭借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更易受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的直接驱动，绿色转型的行政导向较强，然而，其决策效率较低、市场化动力不足，制约了转型效果的进一步提升；非国有企业更多依赖市场激励，绿色采购政策通过需求拉动倒逼其创新，转型过程具有灵活性与竞争性，但受限于融资约束和资源不足，其转型发展亦面临一定阻碍。这种差异会使得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对两种企业的作用机制和效果不同。表6列（5）显示GPR系数显著为正，而列（6）不显著，这说明相比依赖市场的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更密切，绿色采购政策对其推动力更强。
表6 异质性分析
注：同表2。
（二）内生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互为因果、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会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造成干扰。在互为因果方面，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可能通过市场需求引导机制促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与结构升级，但与此同时，制造业的绿色转型进程亦可能反向影响绿色采购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反向因果关系的存在会使得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出现偏误，从而造成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效果被高估或者低估。遗漏变量方面，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因素具有多维性，如果不充分控制相关协变量，就会造成估计结果的非一致性。若这些变量未被纳入模型，其遗漏将导致核心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进而使回归系数产生偏误。为应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本研究运用工具变量法展开检验。
本文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参考了Fisman and Svensson（2005）的实证方法，把特定城市、行业的所有企业政府绿色采购金额的平均值（记为GPR_IV）作为企业层面政府绿色采购（GPR）的工具变量。选择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城市—行业”维度上汇总得到的政府绿色采购平均水平，可以较好地体现该细分市场中单个企业所处的外部政策环境，因此和企业的实际GPR值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宏观层面的政策变量不容易直接作用于微观企业的创新决策，所以可以很好地满足工具变量对外生性的要求，从而缓解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干扰。
表7给出的是工具变量法两阶段回归的估计结果。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中，工具变量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可以得出工具变量与政府绿色采购强度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另外，本阶段回归所得的F值大于通常情况下用来判断的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相关性的临界值10，满足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高度相关的假设要求。第（2）列给出的是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其中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与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检验结果都拒绝了工具变量弱识别、模型识别不足的假设。进一步验证所选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之后，政府绿色采购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效应依然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可靠的。
2. Heckman两阶段模型
一方面，企业能否得到政府绿色采购订单并不是完全随机的，企业本身的环保能力、管理水平、研发能力等都会影响其进入采购体系的难易程度。另一方面，被采购企业本身就拥有较好的绿色资源，绿色转型的意愿就更大。这两方面问题都可能会使观测样本无法代表总体，从而导致解释变量（政府绿色采购）与误差项相关，使得估计量出现偏倚。本文参考喻旭兰和周颖（2023）的研究，用Heckman模型做两阶段分析来修正这个偏差：第一阶段用Probit模型估计模型（2）识别影响企业进入采购体系的因素，计算逆米尔斯比率（mills）来衡量选择的非随机性：
第二阶段把mills加入基准模型（1）中进行回归，从而排除样本选择时未观测到的因素对估计的影响，更加准确地估计政府绿色采购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真实影响，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7第（3）列给出了回归结果，其中政府绿色采购（GPR）的系数估计值依然显著为正。该发现说明，即使控制了样本选择性问题，政府绿色采购对制造业企业的绿色转型仍然有明显的正向激励作用。
表7 工具变量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
注：同表2。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核心自变量的衡量指标
核心自变量的设定方式有可能引发度量误差，进而影响本研究结论。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用替换政府绿色采购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在衡量政府绿色采购行为时，设立一个虚拟变量GGP：如果企业当年得到政府绿色采购订单，则GGP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表8第（1）列结果表明，政府绿色采购（GP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替换核心自变量的度量指标之后，基准结论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说明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2. 改变样本区间
本文参考江鑫（2024）的研究方法，剔除2019年以后的数据做稳健性检验，表8给出了相应的检验结果。由列（2）可知，政府绿色采购（GPR）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改变样本区间后，GPR对GTFP的正效应仍然成立。
3. 考虑同期其他政策的影响
在本文研究样本期间内，为准确评价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的效果，需要考虑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这个混杂因素。我国自2013年起，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下，分批次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六个省份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该机制通过形成碳价格信号，促使企业出于经济效益动机进行低碳技术创新，从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齐绍洲等，2018），其政策影响可能会与绿色采购效应产生交互，造成估计偏误。因此，本研究参考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的做法，在实证分析中将试点地区样本排除，做稳健性检验。表8第（3）列结果表明，在排除了碳排放交易政策影响之后，政府绿色采购（GPR）的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基准结论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进一步支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本研究以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的颁布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政策虚拟变量来识别其产生的外生冲击效应。具体构建方法如下：首先，根据该法实施后是否提高应税污染物征收标准，将处理组（Treat）定义为标准提高地区，取值为1；标准不变地区定义为对照组，取值为0。其次，设定时间虚拟变量（Time），将2018年及之后年份取值为1，之前取值为0。交互项Treat×Time即为该政策冲击的代理变量。表8第（4）列结果显示，政府绿色采购（GPR）的估计系数仍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环境保护税政策的影响后，政府绿色采购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作用依然成立，这一发现强化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为主结论提供了有力支撑。
表8 稳健性检验
注：同表2。
七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用2015—2024年的“政府采购—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政府绿色采购（GPR）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其中包含的作用途径做了详细的考察。主要结论为：政府绿色采购对于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说明政府绿色采购使制造业企业走上了高质量、高效率的绿色发展之路。机制分析得出三条主要的中介路径：第一，绿色技术创新驱动路径，GPR给予稳定的市场订单和明确的绿色技术导向，削减研发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核心技术动力；第二，内部绿色治理优化路径，GPR的环保准入标准倒逼企业改进环境管理体系，把绿色治理观念融入其中，为持续创新和效率提升创建制度根基；第三，融资约束缓解路径，GPR既改善了企业经营现金流，又凭借“政府认证”的信号效应加强了企业的信用，引来绿色投资，减轻了转型时期的融资压力。另外，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并做了替换自变量、改变样本区间和考虑同期政策的稳健性检验，以及企业类型、企业规模和企业产权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绿色采购是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政策设计、企业赋能、金融协同、生态构建四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最大化政府绿色采购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撬动效应。第一，改善绿色采购政策的设计，加强精准性以及动态性。细化采购标准：根据“双碳”目标分行业设定差异化的绿色技术门槛，动态更新绿色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加入碳足迹、循环利用率等量化指标。强化长期合同激励：对承诺技术攻关的企业提供5年以上的采购保障，实行阶梯式价格补偿，降低企业研发风险。创建区域协同机制：在京津冀、长三角等产业集群区创建“跨省绿色采购联盟”，统一认证标准，防止市场分割导致的重复投入。第二，赋能中小企业，缩小政策响应差距。首先，设立中小企业绿色转型基金，为第一次入选采购清单的企业提供高认证费补贴，并提供免费技术诊断服务。其次，简化投标流程，开发“绿色采购一站式平台”，合并环保认证、信贷申请等功能，减少中小企业参加费用。最后，要求大型中标企业把一部分订单分包给配套中小企业，推动产业链整体升级。第三，加强金融协同，创建起需求和资金的闭环。首先，创新绿色金融工具，推广政府采购订单质押融资，以企业未来政府回款为抵押物获得低息贷款；试点绿色技术保险，降低企业创新失败的风险。其次，完善增信机制，把政府采购合同纳入央行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对相关贷款给予更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优惠。最后，激活资本市场，鼓励绿色采购关联企业发行碳中和债券，吸引更广泛的社会资本参与。第四，构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夯实企业绿色转型的制度与技术基础。依托政府绿色采购项目，推动龙头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组建绿色技术联合攻关平台，围绕共性技术开展协同创新，形成的专利成果由参与方共享。支持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牵头制定重点行业的绿色产品团体标准，对采用高标准的企业在采购评审中给予加分激励。发挥政府采购的示范效应，通过宣传绿色采购成果引导社会公众形成绿色消费偏好，进一步放大政策的市场牵引作用。
发布人：蔺萍绯 审核人：李亚光
《工信财经科技》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