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十二五”时期的收官之年，又是“十三五”时期的布局之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强烈的短板意识，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农村这块全面小康的短板。在2015年的最后一天，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三农研究院盘点回顾这一年的三农工作，遴选出三农十件大事，总结之余，亦希望能体现未来一年三农工作的趋势。
7000万贫困人口2020年全部脱贫，实现全面小康
每天早上，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北坑村村民陈文忠，到养鸡场放好饲料后，查看火龙果园一圈，然后再到临近的工业园中打散工。因为孩子生病，收入来源单一，陈文忠一家本是贫困户，近年经过扶贫工作组精准扶贫、产业扶贫，他已基本脱贫。
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已经吹响，“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到2020年，通过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和发展教育四种方式，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7000万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要求，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党委和政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要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目前，已经有22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向中央签署了责任书，立下军令状。
要建立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察制度，加强督察问责。要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考核。
今年广东全面完成第二轮扶贫开发“双到”工作，预计减贫人口达90.6万。截至今年第三季度，在第二轮扶贫开发中全省已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78.48亿元，帮扶2571个贫困村，平均每村投入694.2万元。当前，广东正在谋划第三轮精准扶贫攻坚，坚持“采取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用一套政策组合拳，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工作思路，以改革创新为推动力量，积极围绕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点评：扶贫开发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但当扶贫成为一项政府任务和目标时，单向型的外力扶贫、过度保护就有可能异化成为输入型贫困，贫困者的内生动力越来越弱化，从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劣势。精准扶贫不只是精准到人、到户、到村，更重要的是精准识别造成贫困的条件，需要通过基层治理创新整合资源，改善造成贫困的条件。
改变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怪象，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柑橘今年迎来丰产，但滞销也随之而来。云浮的水果种植大户刘伯瞅着树上的果实发愁，“种了100亩，比去年增产10%，本以为能卖个好价钱，现在却卖不出去。不算我们自己付出的劳力，每亩柑橘亏500-600元。”广西亦出现类似的现象。
增产不增收，似乎成为农业的怪象。12月25日落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去库存”这一概念。在这次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会议明确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高度重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量，加快粮食加工转化；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农业供给的薄弱环节，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
会议指出，要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点评：1980年代以来，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农产品价格改革得以不断推进和深化，到2004年国家层面全面放开了粮食收购市场和收购价格。与此同时建立了包括“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农业补贴、进出口调控“等措施在内的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农产品价格调控体系。上述体系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却也因调控政策倾向于计划手段，导致政策对市场的扭曲作用过大。
国内粮食价格高于世界水平，在大丰收的前提下，大量低价农作物涌入国内市场，而政府不得不以较高价格收储粮食，这就造成了库存过高。政府托底收购并未让农民获得实际收益，事实上，随着化肥和农药价格的不断提高，机械化耕种成本提升，农民增产却并未增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对于大众农产品进行去库存，调整粮食供给；另一方面，除了保障农产品数量充足，中央目标是通过政策改革等方式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具体包括降低成本来提高价格竞争力。与此同时，要在质量安全上满足消费者需要。
村民参与，村庄才会真正干净，乡愁才能留得住
“同意从种粮补贴中直接扣除垃圾费的举手。”怀集县怀城镇大象村今年下半年针对垃圾费一事，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以一事一议的原则，通过了从种粮补贴中直接扣除垃圾费这一决议。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该村每人每月需缴交2元垃圾费。
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一项民生工程，是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2015年8月底，住建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全国90%以上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意见》指出，中央财政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地方财政保障能力，支持各地开展农村垃圾治理；省、市两级财政给予积极支持；再次，县级人民政府要将农村垃圾治理费用纳入财政预算。此外，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垃圾治理。探索建立住户付费、村集体补贴、财政补助相结合的机制，引导村民和村集体出资出力承担一定的生活垃圾日常保洁义务。
在农村垃圾治理问题上，广东先试先行。2012年起，广东省政府便将农村垃圾管理工作列入重点工作。今年9月25日通过、并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更是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纳入法治轨道。《条例》明确规定，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处理费，通过政府补贴、社会捐赠、村民委员会筹措等方式筹集，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经费保障。
点评：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长久以来，乡镇农村垃圾的处理一直是各地政府的痛点和难点。农村垃圾治理不能光靠政府投资，村民参与进来，才能保证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有关部门做过一个测算，农民一年产生的生活垃圾约180公斤，这些垃圾全部治理平均所需费用约55元。如果每个农民每年缴12元，相当于每月缴1元，便基本可以负担村庄垃圾的村内收集成本。“十三五”规划对城镇环境治理的指标要求进一步提高，唯有实现县镇农村与环境协同规划、共赢发展，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拥有蓝天绿水的生态环境资源财富，为每个人留住美丽的乡愁。
将农产品卖出去，实现农民富裕
2014年，连州市西江镇高山村村民只能通过小卖部、传统市集购买日用品，买农资则需翻山越岭到县城。2015年，村里有了农村淘宝服务站后，村民购买日用品和农资，只需动动手指上网下单，货物隔几日就有人送上门。除了买，还有卖。高山村农村淘宝服务站合伙人毛嘉惠2015年在网上开了店，帮村民销售番薯、水晶梨、竹笋等农产品。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2015年10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农村电商，让亿万农民“触网”，加快农村电商发展，推动农业升级、农村发展、农民增收。11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10月底，农业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提升信息化能力的通知》，其中提到，“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大幅提升农民信息供给能力、传输能力、获取能力”。媒体解读时，很形象地将这个通知总结为：“农业部要用三年时间教会农民手机上网。”而据今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1.86亿，比2014年底增加了800万。
12月28日，《2016年度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申报指南》正式发布，力争到2020年实现98%的行政村通宽带。其中，2016年支持不超过1.5万个未通村、2.2万个升级村宽带建设和运行。
政策激励、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和农村网民数量的攀升，增加了农村电商消费市场的潜力，而如何经由电商帮村民把农产品卖出去，则成为农村电商发展的核心问题。
点评：发展农村电商，需要打通“任督二脉”：一是将农产品“外销”出去，即产品“上行”；一是网购进村，即产品“下达”。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在日用消费品、家用电器等工业品向农村流动的同时，如何搭建农村网络渠道，助力农产品销售，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同样重要。要实现“上行下达”的双向流通，关键还要物流来“穿针引线”。而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单向物流运输、配送成本很高是急需破解的难题。另外，农产品、生鲜品难以标准化生产，易损耗，不耐储存，难以长途运输，物流成本高等，都导致农产品电商很难持续运作和获利。
通过“双创”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武汉大学毕业的戴维弃医从农，在惠州租来400亩果园和养鸡，发展生态农业。曾经在广州某知名企业任负责人的林良菊，回到家乡阳江市江城区三洲村种起了蔬菜，致力打造绿色安全蔬菜基地。由阿里研究院和南方农村报社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新农人大会”今年中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新农人的规模已达百万级。
与传统农民重视产量不同，新农人更注重质量效益，用新科技生产、规模集约经营和全产业链品牌发展，实践发展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产业体系换挡升级，有望成为中国打造现代农业的新引擎。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提出支持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广袤乡镇百业兴旺，打开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新局面，确定了降低返乡创业门槛、落实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强化返乡创业金融服务、完善返乡创业园支持政策。
越来越多出外打工的农民成为“返乡创客”，但不少创业项目也存在着融资难、设施弱、用工贵等方面的问题。一些创业者不得不将自己的房子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或者通过民间借款，以获得项目的启动资金。另外，在返乡创业的企业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据了不小比例。近年来，随着用工成本的不断攀升，企业用工难问题逐步凸显出来，部分企业用工缺口甚至接近50%。
点评：随着各项优惠支持政策的陆续出台，农民工返乡创业遇到的一些问题得到缓解，但有些政策还需进一步细化。在打造现代农业的过程中，仍需要资金、配套服务的支持和因地制宜的政策保障和专业培训。基层政府应提高重视程度，改善工作态度，提高工作效率，从简化行政审批、落实优惠政策等方面入手来改善投资创业环境，做好服务和保障，充分发挥返乡人员的创业积极性。针对贷款难等问题，可探索由政府财政来提供担保帮助农民在银行贷款，现在政府支农资金规模很大，切出来一块做担保基金。这样做，既能够降低农民还款能力不足的风险，又能够发挥杠杆作用，带活农村经济。
种粮补贴补给种粮人，推动规模化经营
2015年12月8日，南方农村报披露普宁市梅林镇凤池村违规发放种粮补贴。原本应该按播种面积发放补贴，但为了操作方便，村干部按人口平均分配。这种基层“灵活”操作方式，正显示出种粮补贴发放的困境。专项资金并不能真正惠及种粮者，投放精度不足反令国家“好心办坏事”。而这样的操作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
自从实施种粮补贴政策以来，最普遍的补贴方式是按计税面积补。种粮农民只要有承包土地的面积，不论种什么，种多少量，种多少季，甚至种或不种，都可以拿到补贴。
在各种形势的倒逼之下，在稳定加大农业补贴力度的同时，逐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改进农业补贴办法，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就显得迫在眉睫。财政部、农业部于2015年5月22日印发了《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其核心就是将补贴重心转移回到种粮大户。这种改变体现了农业补贴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
《意见》建议将中央财政提前下达的农资综合补贴中调整20%的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对象为主要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体现“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
点评：粮食补贴的直接受益者应该是种粮农民，政府应该将补贴集中到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种粮多的多补贴，种粮少的少补贴，不种粮的不补贴，这样才有利于激励大规模、采用先进技术、多付出汗水的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促进农户扩大粮食规模经营，推动粮食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实现粮食生产经营的规模效益。《意见》的出台对于解决当前种粮补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一些关键细节上仍然有不足的地方，具体细则还需要完善。
祛除群众身边的腐败，执政基础才更牢固
佛山高明区杨和镇对川村党总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谢超雄，今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谢超雄2009年在江肇高速佛山高明段征地工作中，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采取虚增该村农户青苗数量和虚构承包合同的手段，骗取青苗补偿款20.7万元，个人分得4万元，并帮助某花木场老板骗取青苗补偿款180万元，事后收受好处费10万元。
这一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反腐工作，各级纪检机关将查办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作为重点任务，把查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特别是扶贫领域违纪违法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对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与民争利、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等典型问题快查严处。
从今年6月起，广东全省开展基层三大专项治理工作：由省纪委牵头开展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线索排查工作，由省检察院牵头开展查办与预防涉农领域职务犯罪工作，由省公安厅牵头开展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工作。
今年4-11月，广东省共排查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线索23033条，其中重大线索3052条，转立案8347件，结案5169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5115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40人。今年1-10月，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农领域职务犯罪883件1145人，占同期立查职务犯罪案件总人数的39.6%。
点评：村官虽小，却是国家政策落实到基层的支点，也是农民意愿向上表达的渠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因此，村官腐败引人注目。国家推进的反腐败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在农民来说，也许会关注“大老虎”，但更关注的还是身边的“苍蝇式腐败”。从近年案件查办情况看，基层的一些单位和领域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窝案、串案明显增多；一些违纪违法人员级别虽低，但涉案金额之大、影响之恶劣，令人发指。
反腐要涉险滩，更要下基层。祛除群众身边的腐败，需要立足群众需求，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抱怨最多甚至被逼无奈上访的地方改起，从人民群众最盼望的事情做起，要坚决查办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征地拆迁、食品安全等领域的腐败问题，用基层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三块地”试点改革，农民进城无后顾之忧
广州市海珠区下渡村民刘伟在宅基地上建了一栋小楼房，一楼二楼出租给别人开饭店，一年的租金收入20多万元。很多人想买下他的房子，但都被刘伟婉拒了。
一直以来，宅基地禁止入市，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加速，农民入城落户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宅基地制度改革破冰。
今年1月，《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愿有偿退出或转让宅基地。2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分类实施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11月，《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探索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有效途径。12月，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县（市、区），允许以农民住房财产权（含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部署，明年农村“土改”将会呈现三大方向：一是以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为代表的“三块地”改革试点将全面深入；二是以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为代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将迎来系列部署；三是耕地保护和补偿制度将迎来顶层设计。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关于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的意见》，准备适时就二轮承包期满后耕地延包办法、新的承包期限等内容提出具体方案。
点评：2015年，广东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0%，举家进城居住落户的农民日益增多。尽管广东农村宅基地转让出租的地方法规还未出台，但农民私下交易已是常见，但这些宅基地没有经过确权，交易时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交易存在风险。进城的农民需要一个完善的退出机制去处置他们的宅基地。长久以来农民缺乏对农地的自主支配权，我国的城乡二元制又导致他们无法分享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红利，宅基地入市可以让部分农民拿到想要变现的宅基地财产，在城市里生根立足。但在入市之前，必须进行确权，以避免损害农民权益。
让农民摆脱融资困境，推动农业发展
“往广州运柚子，一车有4万多斤，流动资金就得十来万。贷款能帮上大忙。”正是柚子收成季节，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大黄村振平水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廖振平通过信用评级，从银行贷到了10万元用于周转。
为了给农户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2015年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解决农民融资问题。今年8月，《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赋予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融资功能；强调流转土地的经营权抵押需经承包农户同意，抵押仅限于流转期内的收益；明确农民住房财产权设立抵押的，需将宅基地使用权与住房所有权一并抵押。
11月，《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提出，稳妥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创新和完善林权抵押贷款机制。坚持社员制、封闭性原则，在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前提下，以具备条件的农民合作社为依托，稳妥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
从2012年起，广东梅州、清远等地试点信用评级，对农户进行授信，帮助农户进行信用贷款。今年3月，广东省出台《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意见》，鼓励各地在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海域使用权等纳入抵押品登记范围。探索以集体资产股份作为抵押担保物的贷款办法。随后，广东阳山、佛冈等地开始尝试“两权抵押贷款”。
点评：“两权”抵押不少地方一直有尝试，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农民抵押物变现难，农业生产风险大、还款能力弱、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依然是农民贷款的“拦路虎”。最现实的问题是，农民的抵押变现难，因此金融机构不认，农民的财产也就无法抵押，归根到底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没有跟上。
目前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以试点的方式进行，试点能否做成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愿不愿意。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产权制度改革不但是试点问题，更是经济重组、政治格局改变的问题，很有可能是不情愿的。因此，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应由党和政府强力推进，统一部署，不留口子，不留余地。
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
杨海鑫在惠州市博罗县杨村镇拥有一家农资店。与其他农资店不同之处在于，店内大量摆放了缓释肥料等高效新型肥料。杨海鑫所经营的店铺在2015年成为世界银行贷款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以下简称“世行项目”）指定农资店。从2016年起，“世行项目”将在省内19个市铺开，计划全省年治理耕地约100万亩，其目标要求化肥、农药减施10%以上，且保持作物产量稳定。
我国粮食连年增产，离不开化肥、农药等要素投入的重要作用。但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和农田残膜等农业废弃物不合理处置，让农业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农业生态系统退化明显，水土资源管理、生态补偿等体制机制不健全，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
为遏制农业面源污染扩大趋势，农业部发布了《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意见》就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提出了“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一控”即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大力发展节水农业；“两减”即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三基本”指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资源化利用。
2015年初，我国启动实施了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全面普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达到14亿亩；深入实施绿色防控，设立国家级绿色防控示范区150个，陆续淘汰高毒农药33种。力争到2020年，我国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农作物化肥及农药使用总量实现零增长，规模畜禽养殖场（区）75%以上实现配套建设废弃物贮存处理利用设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5%以上，当季农膜回收率达到80%以上，在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方面建立长效机制。
点评：面源污染治理，关乎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人体健康、人类未来等等。依靠“大药、大水、大肥”的传统农业种植方式，不但容易造成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和环境污染，而且可能带来农药残留等问题。“看不见”的重金属污染，正在扮演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隐形杀手”，不仅可能影响到农田和农村周边环境，也让普通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产生疑虑。往大的方面说，还关乎子孙后代的发展。拼资源、拼投入品、拼生态环境的传统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农业生产理念和生产方式必须转变。本文来源：农业电商【nyds88】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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