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袭之后的伦敦（Andrew Testa 摄）
3月22日，不知道这个日期对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年前的同一天，布鲁塞尔发生恐怖袭击，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和市中心的马尔比克地铁站的两起自杀爆炸夺去了至少31人的生命，300人受伤。悲伤之余，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无力地说了一句：“我们曾经很担心，现在它还是来了。”事后，布鲁塞尔郊区的夏尔比克穆斯林聚集区被视作安全黑洞，反恐行动在此展开，破获多条与巴黎和布鲁塞尔恐怖袭击有关的伊斯兰国地下组织。
▲布鲁塞尔发生恐袭后，警方展开反恐行动
布鲁塞尔4个月之后，法国国庆节当晚，名叫默罕默德·拉胡瓦杰·布哈勒的突尼斯裔法国人跳上货车，冲进尼斯海岸旁正在举行晚会的步行街，在人群中横冲直撞几公里，86人死亡。事后人们发现，法国政府当年举行了75场反恐演习，尼斯还专门搞了两场，防核、防辐射、防细菌、防化学武器，就是没有想到防卡车撞人。再4个月后，同样是一辆货车，冲进柏林市西的圣诞市集，12人死亡，48人受伤，默克尔政府接收难民的政策倍受压力。
昨天，3月22日，一名恐怖分子在伦敦中心开车撞向人群，在被警方击毙前造成4人死亡，40人受伤。虽然“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们已经通过社交网站欢呼庆祝，但目前“伊斯兰国”尚未正式宣布对此负责。
目前，欧美各国的大多数本土防范措施，其立足点仍然建立在假定恐怖组织会和“9.11”时那样，采用让外籍专业恐怖分子从外入境，用“常规”军火发动“准特种作战”的形式。但包括“3.22”，伦敦12年来4次恶性暴恐袭击事件，嫌犯绝大多数是英国籍，有的甚至在英土生土长，除2005年的第一次外，使用的武器都是本土即可轻易获得的刀具，甚至大街上到处穿梭的普通汽车。
这并非偶然，事实上“9.11”后这类“本土独狼式”暴恐袭击远较“9.11”式为多。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案、麦克默里堡军医戕害战友案是如此，2016年法国尼斯“7.14”血案也是如此（凶器是一辆在欧洲到处可见的大卡车）。嫌犯大多是在虚拟空间和网络被洗脑的本国人，凶器也多为土造或就便，对于这类恐怖威胁，陈兵国门、严防死守，又能如何？
种种迹象表明，这种“中心开花”的暴恐方式，很可能成为极端暴恐的“新形态”：“伊斯兰国”发言人、著名恐怖首脑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Abu Mohammed al-Adnani）2014年曾经在网络“洗脑”中公开煽动，“即便没有枪，没有子弹和炸药一样可以‘圣战’，你可以用各种借口约‘异教徒’单独见面，然后用石头、用刀、用毒药、用车……都可以杀死他。你甚至还可以把他扔下悬崖，或者赤手空拳地掐死他”。很显然，在一颗充满偏执、仇恨、暴力的极端主义头脑中，任何在普通人看来不过是正常交往和日常生活一部分的行为方式，都可以成为恐怖计划的一环，任何在普通人手中用于工作、娱乐、社交的普通事物，都可变成致人死命的凶器。甚至哪怕什么武器都没有，只要这种“看不见的凶器”根深蒂固存在，惨剧就随时随地可能发生。
对于这种“新形态”，必须首先认识到“9.11”的时代已经过去，切断恐怖思想的“入境”、恐怖网络的联络，要比单纯的修墙隔离更重要、更有效——然而在所谓“巴顿修车定律”（“当头的在非常时刻必须做些什么显示自己有所作为，而无需在意是否有效”）影响下，我们所能看到的，恐怕反倒是修墙隔离的方式越来越起劲、越来越获得热烈响应。
▲图为凶徒驾驶的汽车
昨天，3月22日，一名恐怖分子在伦敦中心开车撞向人群，在被警方击毙前造成4人死亡，40人受伤。虽然“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们已经通过社交网站欢呼庆祝，但目前“伊斯兰国”尚未正式宣布对此负责。
从威斯敏斯特到特拉法尔加广场，是伦敦最热闹的街区。游客们都爱威斯敏斯特大桥，举起手机在桥上自拍，既可以拍到伦敦眼，也可以与大本钟同框，因此桥上常常人满为患。而在3月22日这天下午，威斯敏斯特大桥异常安静。通过BBC直升机拍摄到的镜头，仿佛桥上的一切都静止在了下午2点40分，红色的双层公交车和其他轿车停在桥上，人们躺在地上，都一动不动。
▲威斯敏斯特大桥上的伤者（Toby Melville 摄）
▲警方的紧急救援（Carl Court 摄）
下午2点40分，此次恐怖袭击从威斯敏斯特大桥上开始。一名一袭黑衣的男子，驾驶着灰色的现代i40汽车，从泰晤士河南岸上桥，撞向桥上的人行道。桥上的人群先是听到声音，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汽车将人行道护栏撞倒，冲向他们。慌乱中20多名行人倒下。汽车下桥后继续前进，并最终撞上国会大厦外的围墙。
他跳下车，不远便是大本钟，但有着严密的围栏保护，他跑向国会广场的一个拐角，就在丘吉尔像对面，有一个国会大厦的入口，但并非公众通道，所以安保严密。在那里，他用刀捅死了一名站岗警察，并在准备扑向另一名警察时，被击毙。
▲现场遗留的袭击者所用的凶器
▲凶手被特警击毙（Stefan Rousseau 摄）
恐怖袭击过后，就像威斯敏斯特大桥一样，整座伦敦都陷入了恐慌带来的僵直和停滞。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当时就在国会大厦办公，随后在特警保护下离开。国会大厦内，进行中的议会正常日程被暂停，期间，有消息称另有一名恐怖分子已经进入了国会大厦，于是议员们被要求留在那里以保证安全。
另一些议员被安排躲进了旁边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警方负责人坐在主教座位上指挥大家。甚至连伦敦眼也因安全应急机制而停止了运转，游客们被关在舱内三个小时。
▲恐袭发生后，警方封锁议会大厦（Matt Dunham 摄）
恐惧和震撼中，托比亚斯·埃尔伍德（Tobias Ellwood）属于最冷静最清醒的人之一。这位英国外交部中东与非洲事务大臣当时就在国会大厦入口旁，恐怖分子被击毙后他第一个冲上去试图挽救受袭警察的生命。“我试图给他止血，并在等待医生到来的时候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但我觉得他最终还是失血过多。”他后来复述道。埃尔伍德对眼前的场景并不陌生，他曾是军人，他的兄弟2002年在巴厘岛恐怖袭击中丧生。
▲左为受袭警察Keith Palmer，右图中间为对其进行施救的外交部大臣埃尔伍德
袭击一小时之后，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场便将此定性为“恐怖袭击”，并称虽然已经知道了袭击者的身份，但不愿透露，袭击者因“受国际恐怖主义影响”而进行恐怖袭击，但英国政府并没有升高恐怖威胁级别。
此前伦敦最后一次严重的恐怖袭击还要回溯到2005年的伦敦地铁爆炸案，56人死亡。但对于伦敦来说，恐怖袭击从未走远。虽然相比于巴黎、布鲁塞尔和柏林，伦敦近几年逃过了好几次恐怖袭击，自从2014年8月以来，英国恐怖威胁等级上升并一直维持在“严重（Severe）”。“我们有全世界最优秀的警察和最好的情报部门。”内政大臣安布尔·拉德（Amber Rudd）当时这样说道。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当天发表声明称，恐袭威胁等级将维持“严重”一级，英国绝不在恐袭面前低头。（Richard Pohle 摄）
可想而知，灾难过后，受袭牺牲的警察并没有配枪的事实，以及国会大厦的安保力度，将会引发英国社会政治界的大讨论。前部长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Smith）就表示，“不可能将国会大厦变成一座堡垒，国会大厦是议员工作的地方，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必须向公众开放。”特蕾莎·梅则发表讲话，在怒斥这场袭击是“病态和邪恶的”后，保证明天议会照常开会，生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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