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驱动市场的创新”还是要“被市场驱动的创新”是个一直被争论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要“相马”还是要“赛马”？其实这更取决于“赛马场”的客观情况。如果每匹马从小就能够有足够多的机会参加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赛马比赛，而且即使输了比赛，也不否定它继续报名参赛的资格，还可以通过各类数据反馈来调整和优化技术动作，那么，更多的“千里马” 就一定会不断出现。
因此，如果以前没有条件搭建更多的“赛马场”，那么只能依靠少数“难得”的“伯乐”来相马，但这对伯乐的道德水平、专业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当前，信息革命的发生，已经开始让“赛马场”的扩建“零边际成本”，并且能够开发出足够优秀的数据统计服务系统，那么，我们的目光应当转变焦点，将更多精力放到如何建设“赛马场”上来。
文 | 阿里研究院 崔瀚文
当我们谈论创新时，核心该关注什么？
关注服务体系。有人认为创新源于科技进步，尤其是技术的重大突破。然而往往被忽略的是，人们最关注的重大科技创新也往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整个经济体系长期酝酿的结果。甚至可以说，重大科技创新是人类既有科学知识系统在成熟时向实用和市场转化的一次集成突破。
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18世纪的工业革命，将英国推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
第一，英国的成功创新不仅仅是蒸汽机的发明，而是大量应用类产品如水利纺纱机、多锭纺纱机、生铁冶炼熟铁的工艺、蒸汽机车、蒸汽轮船等一系列创新的集合，才推动了大产业的形成。必须承认，大批没有记载的工匠、企业家的细微的、面向应用的“创新”，才积累出了产业革新的滚滚浪潮。
第二，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能够将创新转化为社会经济全面崛起的重要原因，是其自身演化出一种系统性新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有助于发挥本土的创造性并完成创新过程，例如：《大宪章》对私有财产及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牛顿、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物理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牛津、剑桥等新型大学的出现；较完善的金融体系对企业家的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对工业革命的保障；政府给予科学家和技术发明者极高的荣誉和社会地位等等。
新经济体系的综合作用，培育和推动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最终将这个国家送上持续、迅猛增长的轨道，成就了国家的全面领先。
关注企业家。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据此，熊彼特对企业家与企业做出如下的定义：“将这些新的组合加以推行的组织，我们称之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之为企业家。”所谓“经济发展”也是指整个社会不断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曾说过，“创新的可能性被打开后很快会流传出来，但创新的真正实现或应用却需要又足够意愿和能力的企业家完成必要的工作：筹集资本、组织新兴企业、开发潜在的新产品。简而言之，把事情做成。”
关注市场选择。是否赢得市场是评判创新的标准，“创新是否成功不在于他是否新颖、巧妙或具有科学内涵，而在于它是否能够赢得市场。”彼得·德鲁克多次指出，创新不仅仅是聪明的创业和发明，创新不一定必须和科技有很大相关，很多科技含量很低甚至“零科技”的社会创新，不仅机会更多，而且效益更大。英、美、德、日曾经的崛起之路，也均是在紧跟科技革命历史机遇的同时，不断推动实用性创新走向市场，才构建其本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科技创新也要尊重客观发展规律
科技创新很重要。但首先要明确，科学、技术和创新是不同的概念：科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其自身发展的周期，很多前沿成果是可以在期刊等平台上获取的公共资源；而技术创新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概念，必须有收益，必须是面向实际应用的。
我国在1978年前，科技创新基本上靠自力更生，试图“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在最尖端的技术、产业方面与欧美竞争。然而，一方面当年技术突破基本是来自政府重大需求，且主要仍然只是追赶，目标是既定的，并非引领型突破；另一方面，其带动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没有缩小。反观1978年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其主要原因是通过市场驱动，引进国外技术、管理，从而获得很快的发展。
随着我国多年“模仿”西方造成的印象，加之既成事实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让一些声音逐渐被国内外的力量共同放大：1、“中国创新能力差、假冒伪劣多、知识产权保护不力”；2、“市场经济发展只能促进流通领域、商业模式的创新，无法真正推动科技创新、产品创新。” （虽然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军事、科技、经济与艺术发展的起初，都要经历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以至于，目前很多人对于发展“实验室创新”、“规划审批创新”再次产生极大热情。
目前，中国开始在一些领域走向世界前列，准备尝试走上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创新道路，这是举国上下系统性迎接创新方式转变的重大课题。特别要注意的是，近200年来中国长期处于落后、跟随、追赶的角色，很少在一线直接的感受到大科技周期的波动（以及由其影响的生产力发展周期和经济周期的波动）。如果此时不尊重客观规律，过度强调“人定胜天”，将资源和精力投入脱离市场需要和不能产生大量应用场景的科技研发上，反而可能会再次错失很多契机。相反，立足于市场的创新，其创新覆盖面广、体量大、投资效益高，能够在市场中持续不断的涌现、演进，并接受反哺，为下一次相关领域的重大创新提前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以阿里云为例。2015年10月，阿里云在有“全球科技公司计算奥运会”之称的Sort Benchmark竞赛中，阿里云飞天分布式计算系统在其含金量最高的两项比赛中，打破了全部四项世界纪录，把100TB数据的排序时间缩短到了377秒。阿里云自主研发的OceanBase是中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库，也是全球首个应用在金融业务的分布式关系数据库，它承载了2015年天猫双十一100%的交易流量和支付宝的整个核心链路。
目前，基于这些核心技术，阿里云开始打造开放平台，为更多人提供服务。阿里研究报告显示，对于技术类创业企业，采用公共云平台后，计算成本平均降低70%，创新效率上升300%，阿里云计算希望未来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和电、水、气、网络一样，成为创业创新重要的“基础设施”。
阿里云和华为的发展道路相似，都是中国信息技术领域从跟随追赶到不断创新突破的一个典型缩影。这背后，正是来自应用场景的切实“商业机遇”和“市场倒逼”激发系统性创新和突破，帮助企业实现了由跟随到领先的跨越，并带领了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
如果一个市场的规模足够大、层次足够丰富，并且在其中创意创新实现转化的协作效率足够高、成本足够低，那么许许多多看似“不起眼”、“草根”的微小创新就将不会再被白白耗损，而是能够被敏锐捕捉和筛选，甚至不断放大升级，最终就会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诸多细小创新浪花的不断涌现，将汇聚成滔滔创新之潮。这般的市场，以前似乎不能想、不敢想、不去想。但现在，它却正在一步步实现中。商业逐步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
本文首发于《商学院》 2016年9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