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经营】少林寺全球扩张背后：文化播种还是资本收割？资本和公益该如何调和？

中国企业出海竞争力调研

海外扩张的“双刃剑”

少林寺海外扩张采用 “独立法人 + 品牌授权” 模式：本地合作者支付授权费即可使用 “少林” 标识，自主运营武馆、禅修营等项目。这种模式看似高效，却埋下监管失控的隐患。公开报道显示，德国少林寺曾因本地资本方撤资纠纷被接管，最终需少林寺本部 “回购重建”；美国多地武馆未经授权擅自开设 “少林功夫速成班”，收费高达数千美元，少林寺既无力追责，也难以管控教学内容 —— 品牌授权成了 “一卖了之” 的敛财工具。

更值得警惕的是资本运作的 “暗线”。澳洲 “少林村” 项目是典型案例：该项目最初以 “文化促进中心” 名义获得当地政府税收减免，随后却规划建设高尔夫球场、五星级度假村，整体估值超 6 亿元。这种 “以文化换政策、以公益套资源” 的操作，在海外并非个例 —— 非洲部分 “少林文化中心” 以 “孤儿救助” 名义获得土地划拨，最终却用于商业武馆运营；奥地利 “难民武术课” 的公益宣传背后，是当地禅修酒店的客流引流。

虽然少林寺在非洲设有孤儿院式文化中心，在奥地利组织难民武术课看似公益，但不少项目背后仍是“以慈善换土地、以文化换资源”的战略布局。例如，澳洲分寺开发“少林村”项目时，曾以“文化促进中心”之名换取税收减免，随后却规划高尔夫球场和五星级酒店，严重背离宗教公益本质。

释永信危机是警钟

根据公开信息，少林寺自 2010 年代启动的全球扩张计划，至今已在 60 余个国家设立 200 余个 “文化中心”。这些机构名义上承担着传播少林文化的使命，实际运作却深陷商业泥潭。其核心模式 “独立法人 + 品牌授权”，看似为本地化运营提供便利，实则成为监管真空的温床。德国分寺 2023 年被曝遭本地资本方强制撤资接管，最终少林寺不得不斥资千万欧元 “回购”；美国加州 17 家挂着 “少林” 招牌的武馆中，12 家未经官方授权却长期使用商标，而少林寺本部因跨法域监管难题难以追责。这种松散的治理结构，为后续的资本乱象埋下伏笔。

更值得警惕的是资金链路的透明度问题。释永信被调查的核心线索之一，便是海外分寺的 “账目迷雾”。英国《卫报》2024 年曾披露，伦敦少林文化中心虽注册为非营利机构，但其关联公司 “少林禅修有限公司” 近三年营收超 800 万英镑，资金去向未向少林寺本部报备。另有未证实的消息称，部分海外分寺通过 “供养金”“课程费” 等名义形成资金池，再通过离岸账户转移，这与调查中 “海外资产非宗教人员实控” 的线索形成呼应。

文化传播的异化同样触目惊心。少林文化本应是 “禅武合一” 的精神体系，但在海外商业逻辑下，逐渐被拆解为可售卖的消费碎片。巴黎少林中心推出的 “禅修 + 法式下午茶” 课程，将禅宗 “明心见性” 的修行简化为 “都市减压体验”，单次收费 180 欧元；纽约分寺的 “功夫特训营” 完全对标健身行业，用 “燃脂”“塑形” 作为宣传点，彻底剥离了功夫背后的修行内核。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非洲内罗毕分寺将《金刚经》翻译为斯瓦希里语时，为迎合当地市场，刻意弱化 “空性” 等哲学概念，强化 “祈福消灾” 的功利性解读 —— 这种为商业妥协的文化简化，与其说是输出，不如说是自我消解。

以 “公益” 之名行 “资本” 之实的操作，进一步透支着公众信任。澳洲 “少林村” 项目初期以 “文化交流 + 孤儿救助” 名义获得维多利亚州政府的土地优惠，容积率从 0.3 放宽至 1.2，却在实际开发中规划了占地 120 亩的高尔夫球场和五星级度假村，商业建筑面积占比超 70%。当地宗教事务委员会 2025 年调查报告指出，该项目通过 “宗教用地” 身份规避了约 1.2 亿澳元的土地增值税，这种 “政策套利” 行为已引发当地舆论对 “宗教诚信” 的质疑。

释永信被调查事件，本质上是对 “宗教商业化扩张” 的系统性审视。海外扩张本身并非原罪，但当文化成为资本的伪装、修行沦为套利的工具，宗教机构的公信力便会从根基上崩塌。对少林寺而言，当务之急不是继续在全球布局新的文化中心，而是必须直面三个核心问题：如何建立统一的海外治理体系，终结 “品牌授权即甩锅” 的松散模式；如何将财务透明度延伸至所有海外实体，接受第三方审计；如何在商业化中守住文化底线，避免精神内核被消费逻辑吞噬。

宗教的生命力在于超越世俗的精神感召，文化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内核传承。当少林寺的海外扩张从 “文化播种” 异化为 “资本收割”，失去的不仅是释永信个人的声誉，更是公众对 “少林” 这一千年符号的最后敬意。

公益与资本该如何调和？

——编者按：大众经常有个误解，将“非营利性组织”误读为“非盈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并非“非盈利”,法律上没有“非盈利组织”这一概念。试想，如果一个组织无法盈利，将如何发展？如何开展业务？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慈善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的一种，非营利性组织未必都是慈善组织。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参与。非营利性组织本着为社会服务的宗旨而设立，如果没有资本的参与，自然也无法发展，更无法实现其服务社会的目标。但非营利性组织作为服务社会大众的公益性机构，必须保持其独立性，否则将失去其设立的初衷，沦为资本套利的工具。从早年的郭美美和商业红十字会事件到这次的释永信事件，都因未正确处理商业利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其实，“非营利”与“资本”之间并非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无论中外，从治理及法律角度，都早已经明确了核心在于平衡 “公益使命” 与 “资本属性” 的内在张力 —— 既需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又要防止资本的逐利性侵蚀非营利的本质属性。这种调和需要从目标共识、机制设计、边界划分等多维度构建动态平衡体系。

一、明确 “资本的角色定位”：从 “主导者” 到 “赋能者”

资本对非营利组织的价值，应体现在 “支持公益目标实现” 而非 “主导组织方向”。需通过规则预设资本的功能边界。

• 应本着公益资本优先的原则，优先吸纳 “无回报诉求” 的公益资本，如基金会捐赠、政府购买服务、公众捐款等，这类资本与非营利组织的公益目标天然契合，可作为核心资金来源，保障组织的独立性。

• 要限制性引入逐利资本，对追求经济回报的资本（如社会投资、商业贷款），需通过协议明确 “回报上限” 和 “用途约束”。

• 作为面向公众的重要窗口，许多非营利性组织作为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补充环节，天然享受税收减免等政策便利，资本通过参与这些非营利性组织，本身已经享有了很多利益上的优惠，理应让渡更多利益给社会大众。

二、构建 “资本使用的闭环机制”：确保公益属性不稀释

资本的流入和使用必须围绕 “公益使命” 形成闭环，避免被异化。

• 无论何种资本，其使用需严格限定在 “实现组织宗旨” 的范围内（如项目执行、能力建设、基础设施投入等），并通过财务公开、第三方审计等方式确保专款专用；

• “盈利” 的公益转化：部分非营利组织可通过商业活动（如产品和服务销售）获取收入（即 “非分配性盈利”），减少对外部资本的依赖。但这些收入必须回流到公益项目，而非分配给资本方或个人。例如，公益书店的利润需全部用于乡村图书馆建设，以此实现 “资本自循环”；

• 退出机制的公益导向：若资本方需退出，其回报应限定在合理范围（如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且退出方式不得损害组织的公益功能。

三、借助 “制度与生态保障”：降低冲突风险

调和关系需要外部制度与生态的支撑，减少 “资本越界” 的可能性。

• 依靠法律与监管兜底，通过立法明确非营利组织接受资本的规则，限定过度的商业活动。许多国家的法律对于非营利性组织的定义有严格界定，比如我国的法律及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明确规定非营利性机构禁止向成员分配利润；
  

• 第三方监督与评估：引入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资本使用的 “公益效能” 进行评估（如项目受益人数、社会问题改善程度等），而非仅关注财务回报。评估结果向公众公开，形成社会监督压力，倒逼资本方和非营利组织坚守公益初心；

• 培育 “公益资本生态”：鼓励发展专注于公益领域的资本形态，如公益创投基金、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等，这类资本本身以 “社会价值” 为核心目标，能天然与非营利组织形成协同。例如，公益创投不仅提供资金，还配套管理咨询、资源对接等支持，帮助非营利组织提升资本使用效率，而非单纯追求回报。

编辑：赵彦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