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纵深演进，外太空从传统意义上的战略“高边疆”加速转变为关乎国家安全、科技安全与全球治理的“第四疆域”。美国太空战略学者埃弗雷特·卡尔·多尔曼（Everett Carl Dolman）指出：“谁控制了近地轨道，谁就控制了近地空间；谁控制了近地空间，谁就主宰了地球；谁主宰了地球，谁就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受限于低轨空间与频谱资源的天然稀缺性以及联合国框架下“先申先得”的制度真空，全球太空算力竞争日趋白热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由多达100万颗卫星组成的系统，中国将“天数天算”“地数天算”“天地同算”明确列入“十五五”规划，欧盟将太空数据中心纳入“地平线”绿色转型战略。太空算力竞争已经超越单纯的技术演进范畴，深度嵌入国际政治的核心议程，成为重塑地缘竞争格局的关键新变量。
太空算力并非单一技术突破的简单产物，而是在航天工程、信息网络、数据处理与智能计算等多维技术体系深度耦合与持续迭代中，逐渐演化而成的一种新型空间基础设施与战略能力体系。其核心价值并非替代地面数据中心，而是聚焦网络覆盖盲区、数据回传受限及高时效性场景，提供“在轨计算+天地协同”的新型供给范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将太空算力界定为“在轨分布式人工智能（AI）计算集群、天地协同算力网络”，即依托空间技术，通过在轨部署计算系统、数据存储系统与高速数据互联设施，构建集算力、存力、运力于一体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将太空算力定义为“将芯片、服务器、算法模型乃至云平台等计算资源部署于卫星，打造‘太空超级大脑’”。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太空算力从功能结构上解构为三个层次。一是算力资源层，包括卫星、空间站、轨道数据中心等空间平台上的芯片、计算节点与在轨处理资源。二是算力网络层，由星间链路、星地协同、天地一体化网络构成的数据传输与协同计算架构。三是算力服务层，即面向军事作战、政治传播、国家治理及商业创新等多元场景输出的终端应用能力。其中，资源层决定技术上限，网络层决定协同效率，服务层决定战略影响力的最终边界。
学界对太空算力的讨论尚处于起步阶段，既有研究较多聚焦技术演进、太空商业、太空军备和太空治理领域，这些研究为理解太空算力的多维面向提供了重要知识基础，但存在共同的理论局限，即未能从技术与权力的互构框架系统阐释太空算力的技术特性如何转化为重塑国际权力格局的致效机制。为此，本文尝试从学术经典中获得灵感。一是技术政治学传统。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提出“技术物具有政治性”经典命题，认为技术并非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具有特定的政治属性。二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权力传统。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技术体系与政治秩序之间存在深刻的互构关系，技术变革往往伴随着权力格局的重构，对信息基础设施的控制构成结构性权力的核心来源。这些经典理论为理解太空算力的权力效应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文尝试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聚焦太空算力如何重塑大国战略竞争的内在逻辑，将太空算力从工程技术叙事提升为政治权力议题。从技术演进与大国战略竞争互构的视角出发，探索太空算力的生成逻辑、战略属性和主要行为体的差异化布局，描绘全球太空算力竞争的复杂图景。同时，阐释太空算力如何改变战略竞争的时空维度、制度维度和治理维度，揭示轨道空间中权力生成、运行和重组的内在机理，为构建包容性的全球太空治理体系提供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太空算力既是维护空间资产安全，确保战略威慑有效性的技术基石，也是抢占未来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制高点的重要场域，正在深刻改写大国竞争的底层逻辑。从技术哲学与体系工程的视角审视，太空算力是人类计算活动从地表向近地空间乃至深空延伸的必然结果，在不断的技术迭代下逐步嵌入大国轨道空间博弈逻辑。
（一）太空算力的形态演进
太空算力的形态演进并非遵循单一的性能升级逻辑，而是经历了从信息传输、单星计算到星座协同三次功能与形态跃迁。
第一次跃迁：信息传输，信息在太空中的中继与传递。太空算力早期形态表现为“信息上天”，其核心是将外层空间转化为可持续运行的通信基础设施，为后续算力嵌入奠定平台基础。1963年7月，第一颗通信卫星“辛康2号”（Syncom 2）进入地球同步轨道。1965年4月，“晨鸟”通信卫星投入商用，标志着外空开始转化为全球信息网络的关键节点。这一阶段的太空能力核心在于信息中继，而非自主计算。
第二次跃迁：单星计算，航天器具备在轨处理能力。太空算力形态的真正拐点在于计算进入航天器本体，实现计算载荷的嵌入式集成。阿波罗计划时期所使用的制导计算机（AGC），是第一台在太空自主导航中部署的集成电路计算机，不仅承担导航与控制任务，更能够在异常情况下进行优先级调度和实时响应。由此，航天器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地面指令的执行终端，而是成为具备在轨判断、自主处理和实时控制功能的实体。2017年8月，惠普企业（HPE）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将商用超级计算机送入国际空间站进行为期一年的实验，验证了高性能计算在轨运行的可行性。太空计算不再局限于飞控与载荷管理，而开始迈向图像分析、边缘智能和在轨数据处理。
第三次跃迁：星座协同，推动算力从单星走向网络。进入21世纪20年代，随着遥感分辨率提升、星座规模膨胀以及应用场景复杂化，传统的地面处理模式已难以满足实时性要求极高的对地观测、导航增强及自主避障需求，这也倒逼算力向外层空间侧延伸。以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为代表的商业航天企业，通过“星链”（Starlink）等大规模卫星星座建设，加速了太空算力的规模化布局。2019年5月，SpaceX发射了星链互联网巨型星座中的首批60颗卫星，开启了低轨巨型星座的快速扩张阶段。这一时期，低轨星座不只是通信平台，而是具备显著分布式处理特征的天基网络。这种去中心化的网络拓扑结构，不仅增强了在强对抗环境下系统的生存能力，也预示着太空算力正从服务于特定任务的辅助工具，演变为支撑全域作战、全球覆盖的数字底座。太空算力由此完成了从“星上计算”向“星座计算”的跃迁，并加速向集感知、传输、处理、决策于一体的计算基础设施转型。
太空算力之所以迅速由技术议题上升为战略议题，并不只在于算力被部署到轨道空间，更在于其具备了足以改变竞争方式的战略属性。在轨自治、实时响应、全球覆盖与军民两用，构成了太空算力最值得关注的四个核心维度。四者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塑造了太空算力作为新型战略基础设施的权力基础。
第一，在轨自治重塑太空系统对地面链路的依赖关系。过去，卫星系统高度依赖地面测控、数据回传与人工干预，一旦通信链路受到干扰，系统整体效能迅速下降。而在太空算力支持下，部分计算、识别与响应能力被前移至轨道端，卫星能够依据任务环境变化自主完成目标识别、轨道调整与资源分配。太空系统不再只是信息采集终端，而开始向具备独立感知、分析与协同行动能力的智能节点演化。从更深层次看，在轨自治能力的提升，实际上反映出太空竞争正从“进入太空”转向“控制太空”和“利用太空”。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为卫星数量、发射能力和轨道资源的比拼，更体现为谁能够在轨形成持续稳定的智能计算与自主运行体系。
第二，实时响应使太空算力由信息支援转向行动支撑。太空技术长期以来的瓶颈之一，在于数据处理和回传速度滞后于数据获取速度，导致出现“看得见、传得回、用得慢”的现象。太空算力的兴起，实质上是在压缩从信息获取到决策响应这一时间差。算力开始从地面后端向轨道前端延伸，数据处理环节被嵌入信息生成过程之中。依托星间链路和分布式计算架构，不同卫星节点能够同步共享任务信息并快速完成资源调配，使空间系统由单一功能平台转向协同运行网络。实时响应正在重塑战略竞争中的时间优势，谁能够更快完成信息处理与行动转化，谁就更可能在高强度对抗中占据先机。以星链卫星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为例，其依托星间链路与在轨处理能力，实现了战术级通信与图像信息的实时回传，极大提升了乌军的战场态势感知速度。
第三，全球覆盖拓展了国家权力的空间投射范围。与受制于国土边界、光缆路径和基础设施分布的地面算力不同，太空算力依托星座网络、轨道体系和天基平台，天然具备跨地域、跨海域、跨战区运行优势，算力开始从区域性资源转变为全球性能力。对于大国竞争而言，全球覆盖意味着技术能力不再局限于本土支撑，而是可以外溢至海外利益保护、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连接和地缘政治介入等多个层面。更重要的是，太空算力的全球覆盖改变了战略竞争中的控制范围与作用方式。传统地缘竞争强调对关键地理空间的占据，而太空算力的发展则推动竞争进一步向“空间网络控制”转变，轨道资源、频谱资源以及星座覆盖能力的重要性因此持续上升。
第四，军民两用属性打通了技术优势向综合国力的转化通道。军民两用解决的是“能否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持久战略影响力”的问题，是太空算力战略属性的价值所在。太空算力并不是单一军用系统，也不是纯粹商业设施，而是一种能够在国防安全、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之间不断转化功能的平台型能力。太空算力既服务于通信、导航、遥感、物流、城市治理等民用场景，也能够向指挥控制、情报支撑、国土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延伸。正因为军民界限并不泾渭分明，太空算力一旦形成体系规模，便会同时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安全韧性与制度影响力。太空算力的军民两用属性正在改变国家权力的生成方式，这种模糊性虽然增强了国家动员的灵活性，但也加剧了安全困境，极易诱发“进攻性防御”与军备竞赛，使得太空算力的治理难度远超传统领域。
太空算力的战略属性并非四项特征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由技术赋能引发、经由时空压缩放大、最终指向权力重组的能力耦合机制，印证了温纳的经典命题在轨道空间的适用性，即当轨道空间的信息处理主导权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关键变量时，技术特性便经由特定的制度安排转化为结构性权力。在轨自治解除了对地基链路的依附，确立了系统的自主性；实时响应确立了竞争的瞬时性，将战略博弈拉入秒级对抗维度；全球覆盖确立了权力的广延性，突破了传统地缘的物理边界；军民两用则确立了效益的泛在性，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界限。这四个维度相互支撑、动态强化，也预示着太空算力正在成为未来“制天权”的核心制高点，大国外层空间的竞争已从轨道占位延伸至轨道空间的信息处理主导权与规则制定权。在此背景下，对太空算力战略属性的深刻把握，是理解未来大国竞争走向的关键锁钥。
太空算力并非孤立的科学技术，而是深度嵌入火箭发射、卫星制造、芯片供给、星间组网、地面终端、监管许可与资本投入等环节构成的体系性技术生态之中。围绕太空算力展开的竞争，不再只是单纯的航天能力比拼，而是逐步演变为国家战略、商业平台与产业资本相互嵌套的复合性竞争。不同行为体基于各自的安全需求、技术基础与战略目标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在资源投入、制度设计与路径选择上呈现出显著的模式分化。
美国在太空算力领域的领先地位，根植于一套独特的“全国家”协同机制安排，即“政府提出战略需求、军方塑造应用场景、企业完成技术实现、资本持续放大规模”。政府层面，特朗普政府将太空界定为“作战疆域”，成立“太空司令部”和“太空军”，对美国太空军事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在此基础上，美国太空发展局主导的“扩散型作战人员太空架构”（Proliferated Warfighter Space Architecture，PWSA）项目围绕联合全域指挥控制（JADC2）、低时延数据传输、导弹预警与跟踪等具体任务展开设计，将天基系统塑造成可调度、可扩展、可快速迭代的“太空算力底座”，形成持续服务军事感知、指挥控制与打击链条的网络化能力体系。在供给端，企业发挥“技术实现者”的角色。SpaceX以星链构建全球低轨网络，以“星盾”（Starshield）承接国家安全订单，面向政府、国防及情报机构提供定制化太空服务，其核心业务涵盖地球观测、安全通信与载荷承载三大方向。资本端进一步推动纵向整合。2026年5月，SpaceX在得克萨斯州提交方案，提出对该项目进行初始550亿美元投资，服务于特斯拉、SpaceX及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需求。亚马逊的“柯伊伯”（Kuiper）计划通过超大规模资本投入持续放大低轨网络能力，规划发射3236颗卫星，投资规模达100亿美元。这些科技巨头通过超大规模前期投资和前瞻性项目储备，将低轨网络优势纵向整合为涵盖制造、计算与数据服务的全链条能力，进一步强化美国在太空算力竞争中的优势。
中国在太空算力领域的布局与美国路径截然不同，即以“国家主导、自主可控、体系协同”为核心特征的自主体系建设模式。从制度演进看，中国太空算力的政策脉络具有清晰的连续性。从2015年印发《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6年“十五五”规划将建设航天强国列为国家战略性目标，明确太空算力作为信息化、智能化社会的战略性基础设施以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支撑。从技术能力看，中国正经历从“天数地算”向“天算天用”的关键跨越。2026年2月，“三体计算星座”经过近九个月在轨测试，已具备组网、计算、模型部署和科学载荷验证四大核心能力，并完成10个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的在轨部署与验证，显示中国正在把“计算上天、模型上天、星间互联”推向一体化实践。中国空间站部署的高性能计算平台，则为在轨科学数据处理提供了关键节点支撑。在网络层与服务层，“千帆星座”与“国网星座”进入密集部署阶段，规划卫星超两万颗，旨在构建覆盖全球的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北斗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已完成组网，具备高精度定位、短报文通信与星基增强服务能力，为太空算力的地面应用提供了关键节点支撑。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并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实现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目标的关键一步。与美国将商业平台嵌入国家安全体系不同，中国更强调国家统一规划下的技术突破与自主生态构建，其目标是在太空算力领域形成从芯片、卫星到数据服务的完整国产化链条，致力于探索一条兼具规模效应与战略韧性的差异化道路。
俄罗斯作为世界重要的航天大国，在航天工业基础、军用航天体系和运载能力方面具有深厚积累。然而，乌克兰危机所暴露出的战场通信、天基感知与低轨网络差距，又进一步加快了其围绕太空算力的布局节奏。与美国依托商业资本迅速放大规模不同，俄罗斯的推进更明显地受安全需求、战略自主和通信主权等因素牵引，其目标并不在于率先形成全球商业服务网络，而是优先补足战时通信保障、关键链路自主可控和主权互联网延伸等短板。2026年3月，俄罗斯公司Bureau1440发射了低地球轨道集群“黎明”（Rassvet）的首批卫星，该星团被俄罗斯视为星链系统的替代方案。同时，俄罗斯也在持续强化运载能力保障。2026年4月，“联盟-5”新型运载火箭完成关键测试并成功首飞，表明俄罗斯正试图在星座部署、发射能力和自主网络建设之间形成更紧密的配套关系。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审视，俄罗斯在太空算力领域的布局本质上是一种安全倒逼下的差异化替代路径。其核心并非全面复制美国模式，也非中国自主性突破的特征，而是在制裁压力与能力缺口双重约束下，寻求一种可控范围内的替代性能力建设，深刻揭示了太空算力竞争中的技术积累周期、产业生态成熟度与制度适配能力的系统性约束。
欧盟近年持续推进面向安全通信、战略自主和技术主权的太空布局。2023年11月，欧盟理事会批准首个太空安全战略，首次正式提出太空活动的战略安全及防务性质。其中与太空算力最直接相关的，是以“卫星弹性、互联性和安全基础设施”计划（IRIS2）为核心，构建自主可控的天基连接与数据支撑体系。IRIS2依托290颗中轨和低轨卫星组成的多轨道星座，为欧盟机构、成员国政府和政府用户提供安全加密通信，同时服务防务行动、边境与海上监视、情报共享、危机管理和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并兼顾企业和公众的高速宽带连接等需求。从目标指向看，欧盟试图通过自主星座、政府需求牵引和泛欧合作机制，把天基连接、空间数据处理和安全通信能力纳入“欧洲战略自主”框架之中，在维持盟友关系的同时降低对美国商业平台的单向依赖。相比之下，日本将太空算力建设深度嵌入日美同盟框架，太空战略布局呈现出对美协同深化与安全功能强化并行推进的特征。2024年7月，日美双方进一步通过“2+2”外长联合声明，将太空、网络、电磁与信息等领域一并纳入未来威慑能力与联合应对的协调范围。2025年2月，美日合作发射准天顶卫星载荷，强化空间态势感知能力。2026年3月，日本防卫省确认已启动卫星星座建设，旨在获取对移动目标持续探测与实时跟踪的能力，并加强与美国相关卫星星座计划的协同。日本并非单纯推进一般性太空产业发展，而是在日美同盟支撑下，围绕持续情报获取、区域监视、空间态势感知和防区外作战支援等方向，加快推动太空算力向军事应用和安全保障能力转化。与欧盟比较，二者的路径抉择都服务于安全需求，但欧盟力求“独立可控”，日本追求“同盟增效”，折射出不同战略文化对太空算力布局的深刻塑造。
（二）不同模式的比较分析
在全球太空算力领域竞争态势中，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和日本等主要行为体呈现出差异化布局模式（如表1），在底层逻辑、推进路径和战略目标上呈现出鲜明的路径分野。美国依托商业航天企业、云计算平台及联盟体系构建全球算力网络，通过技术标准、商业平台和制度规则绑定合作伙伴，实现算力服务、人工智能平台和数字生态的一体化输出。俄罗斯受安全形势倒逼，秉持“战略自主”，依托Rassvet项目采取差异化替代策略，目标在于关键能力的补缺，以求在制裁压力下维持战略对等。欧盟以“战略自主、安全韧性”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构建IRIS2体系，力求在美中博弈中守住“第三极”阵地。日本则采取“同盟嵌入”策略，借助准天顶系统及对美协同，试图将民用技术转化为军事安保能力。相较之下，中国坚持自主创新，依托三体计算星座，通过技术驱动型的一体化推进，旨在实现从追赶到并跑的代际跨越。五大模式共同印证了太空算力的战略属性，它不再仅仅是少数国家争夺技术制高点的前沿试验场，而是正在加速上升为各类国家维系国家安全与主权能力的结构性配置。无论是美国的全球主导、俄罗斯在制裁压力下的替代性能力建设，还是欧盟的自主防务、日本的同盟框架下的安全功能转化，其本质都是在新一轮空天地一体化竞争中，抢占轨道资源与算力高地，以获取态势感知优势与决策主动权。这种对太空算力战略属性的共同认知，推动太空算力竞争从单纯的技术探索演变为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安全命题。
但共同的战略目标并不意味着各国能够形成同等水平的太空算力建设能力，不同国家的战略布局及其实施效果，仍受到制度环境、技术基础和资源禀赋的深刻制约。以印度为例，其试图通过自主建设区域导航卫星系统（NavIC）实现太空算力领域的战略自主，但受限于核心技术短板、产业链不完整与持续投入不足，该系统长期面临卫星故障频发、覆盖范围有限与信号稳定性不足等困境。截至2025年8月，印度七颗导航卫星中仅四颗仍在运行，且其中一颗已超过设计服役期限。2025年尝试将另一颗NavIC卫星送入地球静止轨道的任务再次失败，标志着该系统在运行十二年后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印度太空战略受制于核心技术能力不足与太空产业化进程相对滞后的双重困境，其太空计划虽在运载火箭领域取得一定突破，但在卫星载荷、星间组网和地面应用等关键环节仍高度依赖外部技术输入。虽然印度与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合作有助于其获取先进技术，但美国基于“美国优先”战略的逻辑，始终对印度利用政府力量干预商业发射市场构成制约。这充分说明，太空算力布局并非简单的“技术追赶”或“模式复制”，而是涉及技术积累周期、产业生态成熟度与制度适配能力的系统性工程，任何脱离国情和自身禀赋条件的战略冒进，都可能陷入高投入、低产出、难持续的困境。
太空算力已开始改变大国竞争的表现形态，其不再只是传统军事力量的附属要素，而是逐步成为连接冲突烈度、舆论控制与国家安全的关键战略支撑体系。从应用场景看，与传统航天技术更多服务于后端支撑不同，太空算力所依托的低轨星座、星间互联、在轨处理和终端网络，正在将其强大的空间能力迅速前移嵌入到军事战场、政治舆论场和国家治理场域一线，通过特定的因果机制重塑着国际和国家间的权力分布格局。
（一）实时响应与决策优势重构
太空算力对国际权力分布的首要影响，在于其通过实时响应能力压缩了“感知—决策—行动”的时间链条，从而重构了战略竞争中的决策优势。传统军事与安全体系长期受限于“数据获取快、处理回传慢”的瓶颈，而太空算力将数据处理环节前移至轨道端，使信息获取与初步分析几乎同步完成。在军事领域中，太空算力最为直观的价值在于其重构了战场通信以及指挥协同的底层逻辑，使战场的连接效能从“保障型资源”转化为“作战型能力”。
俄乌冲突常被称为“第一场商用太空之战”，这是太空算力在军事领域应用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战争初期，乌克兰在各地医院、学校以及前线军事单位迅速部署了星链，前线部队借此得以与指挥层维系通信，相关系统还助力无人机传输侦察视频，辅助定位并实施目标打击。截至2025年4月，乌克兰已接收超五万台星链终端。此外，太空算力不仅能提升军队实际的作战与通信能力，还会因平台控制权的因素而直接改变战场的态势。在2022年秋季乌克兰军事行动期间，马斯克曾要求关闭乌克兰赫尔松州部分区域的星链卫星覆盖，至少100个终端受到影响，此举动使得乌克兰军队与前线部队的联系中断，无人机侦察陷入瘫痪，远程火力校射与推进被扰乱。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美军自身实践中。2025年8月，美国海军官员在进行无人船测试时，曾因星链大规模故障而中断，约24艘无人船在加州海岸附近失去通信近1小时。太空算力在现代战争中已不再是一般性通信手段，而是能够直接影响前线通信连续性、无人系统运用和突击行动节奏的关键“作战阀门”。
此外，太空算力在军事情报感知和目标识别中的作用也在迅速上升。随着星载计算、在轨处理和多源数据融合能力不断增强，太空系统的功能正由单纯“发现目标”逐步转向“持续跟踪目标、即时服务决策”。2026年4月，L3哈里斯技术公司（L3Harris）声称，已经完成为美国导弹防御局建设的“超音速与弹道跟踪空间传感器”（HBTSS），表明天基系统已开始直接支撑导弹防御中的连续监视和拦截判断。以PWSA为网络骨干、以HBTSS为火控级跟踪支撑，美国太空算力正推动军事感知体系由传统预警监视模式向持续感知、精确跟踪和拦截引导一体化模式升级。太空算力在军事领域的实践已从理论走向应用，通过星载边缘计算、星间激光通信、分布式任务调度等关键技术，实现了战场通信、导弹预警、空间态势感知等核心任务的实时化处理，成为现代战争体系对抗能力的关键变量。
（二）空间穿透与信息传播重塑
太空算力对国际权力分布的第二个深层影响，在于其依托全球覆盖、分布式接入和跨域传输能力，穿透传统主权国家的信息边界，使外部行为体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绕过地面网络管制，直接介入目标国的信息空间。具体来说，国家可以通过限制运营商服务或切断局部电力供应，对信息流动实施集中控制。而天基通信则将部分网络节点转移至轨道空间，用户可通过卫星终端直接接入外部网络，由此降低对当地通信基础设施和网络运营商的依赖，使信息流动不再完全受制于本地网络控制能力。2026年1月，伊朗为遏制国内局势蔓延，实施了全国性通信封锁，德黑兰及多地互联网连接显著下降，电话与数据服务大范围中断。在此背景下，美国迅速介入。特朗普公开表示，将与马斯克讨论向伊朗提供星链服务，以恢复其互联网接入。尽管相关技术部署面临地面终端限制，但这一事件已充分说明，天基网络具有穿透主权信息边界的能力，能够为外部行为体提供绕过传统网络管制的替代通道。不过，这种穿透能力并非不受限制。卫星互联网仍依赖用户终端、电力供应、频谱环境和卫星信号，目标国可以通过查缴终端、干扰信号、限制设备流通和追踪用户位置等方式加以反制。
当外部军事施压与国内政治危机相互叠加时，太空算力的信息连接能力极有可能迅速转变为政治舆论博弈中的关键支撑点。2026年1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致使部分区域出现断电及通信中断情况。紧接着，SpaceX即宣布，星链将为委内瑞拉民众提供免费宽带服务，以“确保网络连接不中断”。星链介入委内瑞拉通信领域，其核心是将目光投向委内瑞拉权力出现真空的混乱时期，旨在取代当地传统的通信渠道，进而成为信息传播方面的主导力量。天基平台在政治舆论危机中已不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能够直接嵌入跨境信息传播、舆论扩散和外部叙事塑造的现实媒介。拥有天基算力平台的行为体，能够在不依赖目标国地面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向其境内投射信息连接能力，从而侵蚀传统主权国家对信息空间的控制。这种穿透能力既不完全代表国家，却又能够影响信息接入、议题扩散和外部认知，从而在政治危机、军事冲突和舆论博弈中改变国际舆论场的力量分布。
（三）平台锁定与依赖风险累积
太空算力对主权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层挑战，还表现为一种难以逆转的平台锁定效应。随着政府联络、外交沟通、边境监测与应急指挥越来越依赖稳定可靠的天基数据链路，太空算力已从一般性通信手段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条件。一旦这种支撑长期依托国外商业平台，国家对关键治理链路的控制能力便会受到外部平台制约。平台服务规则的调整、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甚至平台控制者的单方面决策，都可能直接导致国家通信链路失稳、决策信息迟滞与应急响应效率下降。由此，原本属于技术层面的平台依赖，便可能转化为影响国家治理自主性的结构性权力。2025年1月，意大利政府考虑借助星链为外交与国防官员提供加密通信的案例，便是这一困境的典型写照。尽管意大利航天局局长特奥多罗·瓦伦特（Teodoro Valente）表示，“我们和星链的任何协议都是安全的，与星链的交易将包括对全国拥有的安全机构的豁免权。”但相关谈判随后因地缘政治紧张而停滞。2025年，法国泰雷兹公司首席执行官帕特里斯·凯恩（Patrice Caine）公开警告，若欧洲政府过度依赖星链这类私人星座为政府链路提供服务，将在可靠性、稳定性和控制权方面承担系统性风险。显然，太空算力越是成为电信、应急与政府网络的重要底座，其平台归属与制度控制问题就越会被安全化，国家治理体系就越需要在“技术红利”与“主权风险”之间做出审慎的制度权衡。
此外，太空算力的战略价值并不止于风险警示，更在于其为治理能力跃升所提供的革命性可能。当太空算力与遥感、导航、时空信息与应急平台深度融合时，国家治理便从传统的日常管理模式向危机预警、跨域协同与高层决策支撑的方向实现质的飞跃。算力卫星通过激光通信组网实现全球无缝覆盖，将灾害监测与资源预警的数据时效从数小时压缩至秒级，这是地面算力基础设施无法独立实现的。国家治理能力不再局限于行政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更多取决于在复杂环境中持续掌握态势、维持联络并快速组织响应的系统性能力。换言之，太空算力正在重塑现代国家治理的底层技术架构，使得主权通信不再受制于地面网络的物理边界与脆弱性，危机响应也不再受限于信息回传的时延瓶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能否在太空算力上形成自主、稳定、可信的支撑体系，将直接决定其治理效能的代际差距、制度韧性的真实水平与战略安全的底线保障。概括而言，太空算力正在重塑大国战略竞争的底层逻辑。从本质上看，太空算力已不再是一般性的航天技术升级，而在于其通过压缩决策时延、穿透主权边界以及平台锁定依赖等三条因果路径，重构了国际权力分布的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与制度维度。三条路径相互叠加，正在推动外太空从全球公域向竞争性战略空间加速转型。
从发展逻辑看，太空算力的未来演变并不遵循单线技术升级路径，而更像一个不断外溢、不断吸纳周边能力的复合过程。一方面，算力、通信、遥感、导航和人工智能将加快向平台化、体系化方向耦合。另一方面，商业网络与国家安全、产业政策和公共治理的绑定将不断加深。国际社会亟需超越零和博弈的旧有范式，在联合国框架下加速构建兼顾技术中立与安全互信的全球太空治理新秩序。
（一）发展趋势
第一，从单项能力走向体系化、平台化能力整合。太空算力将由分散部署的单项能力，转向通信、计算、感知、存储和调度相互耦合的体系化平台。随着低轨星座、星间激光链路、在轨人工智能和分布式调度能力不断成熟，未来太空算力的竞争重点将越来越不在某一颗卫星、某一项载荷或某一个终端，而在于能否形成多星与星地协同的统一平台。美国在这一方向上的推进已经十分明显。2026年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SpaceX新增7500颗第二代星链卫星，并允许其在更多频段和轨道内运行，这实际上是在为更大规模、更高通量和更低时延的综合网络铺路。与此同时，美国太空军与太空发展局持续推进PWSA建设，其传输层、跟踪层和战斗管理层本身就体现出以分布式组网和多层协同支撑联合作战的体系化思路。未来太空算力更可能表现为一种平台型基础设施，统一承载多类任务、持续重构服务能力的空间信息处理底座。
第二，从商业服务平台向国家战略基础设施的深度跃迁。太空算力正逐步由商业服务平台转变为战略型基础设施，并且与国家能力建设深度结合绑定。早期商业航天多被当作降低成本、拓展市场以及提升创新效率的工具。但是近年来的实践显示，当低轨网络、在轨计算和终端接入能力达到一定规模时，其功能边界会快速超出商业连接自身的范畴，朝国家安全、政府通信、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情报支撑等方面拓展延伸。美国在2024年发布的首份《商业太空整合战略》中指出，“应在危机出现之前将商业太空能力融入国家安全空间架构之中”。2016年10月，欧盟委员会颁布《欧洲太空战略》，首次对欧洲太空发展的总体走向进行系统阐述，重点突出竞争力、商业发展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在此之后，由于安全方面的压力持续增大以及战略自主方面诉求日益突出，欧盟的太空政策逐步从以产业为导引的方向转为以安全为导引的方向。未来太空算力已不能仅作为市场化服务来考量，其运行稳定性、控制权归属以及任务优先级将越发直接地融入国家战略体系中，且会逐步转变为综合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第三，从国别竞争走向联盟竞争、规则竞争与生态竞争。未来太空算力竞争将会进一步转变为联盟之间的竞争、规则领域的竞争以及产业生态范畴内的竞争。这一演变的背后，实际是太空治理格局从“单极主导”向“多极协同”的深刻转变。美国借助《阿尔忒弥斯协议》构建起以太空探索、安全协作及商业参与为基础的伙伴网络。截至2026年5月，签署该协议的国家数量已达67个。欧盟则提出了《欧盟太空法案》的立法倡议，旨在构建一个涵盖安全、韧性以及可持续性等方面的统一规则体系。与此同时，商业主体之间的生态竞争也在加速展开。以SpaceX、OneWeb、Amazon为代表，全球范围内已经构建起多个商业卫星通信平台。这些平台不仅是通信的管道，而且很可能成为数据、算力与应用一体化生态中的核心节点。具备涵盖卫星数据、地面处理、用户终端以及云端应用等全方位全链条能力的企业，将会拥有更为强大的生态锁定效应，将更多盟友、企业以及制度资源吸纳至自身技术规则网络之中，进而在未来竞争中获取结构性优势。
（二）战略影响
第一，推动国际战略格局和力量对比重组。太空算力的扩张正在重塑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力量分布。与传统竞争主要围绕领土、工业能力、海上通道和地面信息网络展开不同，太空算力把竞争进一步推向轨道基础设施、空间数据链路和天基平台控制权。这一全球太空力量变化之处，不在于越来越多国家进入太空，而在于进入方式、控制能力和收益分配高度不均。2025年共有4510颗卫星被发射入太空，其中，美国政府和公司企业发射了3708颗卫星，占全球总数的82%，其中新增参与者仍以中等收入国家为主，低收入国家进入者极少。这种分层正在将国际力量对比从传统地面能力差距延伸为轨道能力差距。对全球北方特别是发达航天国家而言，太空算力不仅意味着更强的战略感知、全球连接和规则输出能力，也意味着能够把空间基础设施转化为产业优势、治理优势和安全优势。相较之下，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虽然越来越多地利用卫星通信、遥感和导航服务支撑农业、灾害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其对空间能力的获取更多依赖国际合作、商业采购和外部平台接入。能力差距越大，后发国家就越容易在信息接入、关键数据获取、平台使用成本和规则适用上处于被动地位，进而形成新的结构性依赖。换言之，太空算力正在把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原有的科技与数字鸿沟，进一步转化为战略能力鸿沟和治理能力鸿沟。
第二，加速地缘政治竞争和技术霸权垄断。美国凭借其在太空领域的结构性优势，持续推动太空能力政治化、武器化和安全化，使太空日益成为服务其地缘竞争和战略霸权的重要工具。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宣布太空不再是“全球公地”，已经明确暗示美国可以以“先占先得”的方式抢占天体主权，不排除未来美国在太空圈地的可能性。原本具有较强公共属性的空间连接和数据能力，一旦被美国纳入地缘竞争框架，其功能就会从“服务全球”转向“服务优势维持”。太空商业平台与军事用途之间的边界被打通，空间系统与国家安全体系更加深度绑定。各国为应对威胁不得不发展反卫星能力和防御系统，引发“安全困境”螺旋升级。而太空军备竞赛一旦开启，任何误判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威胁全球战略稳定。特别是，当太空算力被赋予强烈的地缘竞争属性后，各国对太空规则的理解就不再围绕“共同利用”展开，而更多围绕“安全例外”“平台主权”“联盟优先”和“技术排他”展开。最终结果是，全球治理难以形成统一规则，太空从全球公域进一步变成竞争性战略空间。
第三，加大战略依赖风险与国家治理脆弱性。太空算力扩张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家治理越来越依赖少数天基平台维系关键链路运行，其结果并非单纯提升治理能力，而是同步放大战略依赖风险。随着政府通信、外交联络、关键基础设施保障和危机管理越来越需要高覆盖、低时延、广域协同的天基连接，国家治理体系暴露出新的脆弱性。其一，平台归属外部化使关键治理链路面临断链风险。当政府核心业务依赖外国私营企业控制的天基网络时，服务中断、规则变更或政治关系恶化将直接导致链路失稳、决策迟滞和应急效率下降。其二，依赖一旦形成，即便处于同一联盟，各国也会担忧在关键通信能力上的过度依赖。太空能力越强的国家对太空的依赖性越强，一旦其太空能力受到攻击，对国家利益的损害也就越大。其三，这种依赖还会外溢为治理韧性差距。拥有自主星座、规则制定权和平台控制权的国家，可以将太空算力转化为治理优势，而依赖外部平台的国家，则更容易在危机响应、主权通信和关键基础设施保障上处于被动。由此，太空算力扩张的结果并不只是能力增强，也不断累积脆弱性，国家安全竞争也因此越来越表现为获取空间能力与降低平台依赖的双重博弈。
太空算力竞争所引发的治理困境，并非仅凭技术迭代或市场调节便可化解，而是国际空间治理体系对太空算力这一新型基础设施的适配明显滞后。其一，条约层硬法约束空心化。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以国家活动为基本规制对象，对商业卫星星座、太空数据处理、在轨服务等新型活动的法律界定存在明显空白，特别是和平利用原则的边界正在军商融合场景下不断被侵蚀。其二，资源分配机制供需失衡。国际电信联盟（ITU）的频谱协调与轨道登记制度虽建立在“先申报先协调”的传统逻辑上，但在应对近地轨道卫星爆炸式增长时显得力不从心，既难以遏制频轨资源向先发国家过度集中，也缺乏对空间碎片与在轨碰撞风险的刚性约束。其三，治理架构碎片化。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COPUOS）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PAROS）谈判机制之间职责交叠、协调乏力。美国拒绝中俄提出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条约》（PPWT）草案，转而推动“负责任外空行为”（RBOC）等软法机制，并借《阿尔忒弥斯协定》吸纳67国绕开联合国框架重塑规则，把本应具有较强公共属性的空间基础设施转化为服务本国战略优势的排他性工具。在太空算力被越来越多地赋予地缘竞争属性背景下，全球太空治理逐渐滑向阵营化、安全化和碎片化，太空作为全球公域的开放性受到更大挤压。
上述制度困境表明，太空算力治理已不再是单纯的规则缺位问题，而是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合法性竞争与路径选择问题，治理的出路并不在于某种单一模式的全面替代，而在于不同治理层级之间的适应性协调与功能互补。以联合国框架为核心的多边治理虽难以在短期内达成全面军控条约，但其在频轨资源分配、空间碎片减缓、透明度与信任措施建设等低政治领域仍具有不可替代的规范功能。技术联盟虽加剧了阵营化，却也客观推动了技术标准、数据接口与互操作规则的局部收敛。对中国而言，可行的制度策略并非简单否定某一模式，而是在自主能力建设与国际制度供给之间寻求动态均衡。一方面，在联合国外空委等框架下持续推动“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等规范性倡议，以硬法约束预期对冲软法主导可能带来的规则漂移，加速《外层空间条约》的适用性解释进程，将商业卫星星座的频谱协调、在轨服务活动的责任归属、太空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标准等纳入制度化轨道。另一方面，在完善《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空间碎片减缓与防护管理办法》等专门规章基础上，加快推进《航天法》立法工作，为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制度支撑。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全球用户提供免费、开放、可靠的服务，以公共产品供给拓展国际合作的制度空间，提升中国在太空治理中的道义权威和形象。同时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依托国家战略规划与跨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强化在芯片、星间协议、操作系统等关键环节的技术自主权，将体制内的资源动员能力向外转化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总之，太空算力治理能否超越零和博弈，取决于主要行为体是否能够在技术自主与安全之间建立起可置信的协调机制。超越零和博弈的实质，并非要求大国放弃战略竞争，而是在不放弃技术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将竞争约束在可预期、可沟通、可管控的轨道之内，这正是协调机制的核心功能所在。换言之，制度化的约束为轨道空间从竞争性战略空间逐步转向为更具韧性和稳定性的合作场域提供了现实可能。
太空算力正从根本上重构大国战略竞争的底层逻辑。本文从大国战略竞争向太空新疆域延伸的现实背景出发，系统考察了太空算力的生成逻辑、战略属性、全球布局差异及其对国际权力格局的深层影响。研究发现，太空算力的发展并非线性升级，而是经历了从“信息传输”到“单星计算”再到“星座协同”的三次计算能力的量级提升，超越了单一的技术支撑范畴，成为聚合“在轨自治”“实时响应”“全球覆盖”与“军民两用”属性的新型战略体系。基于不同的安全诉求与制度环境，全球主要行为体太空算力竞争形成差异化的布局模式：美国依托政商资协同机制推进体系化扩张，中国在国家主导下建设自主体系，俄罗斯受安全需求牵引实施差异化跟进，欧盟以战略自主为目标构建泛欧合作框架，日本则在日美同盟支撑下加速军事化能力转化。这些差异化路径的背后，是各国对太空算力战略属性共同认知下的理性选择。机制层面，研究提出的时间压缩、空间穿透、平台锁定机制，揭示了太空算力重塑国家间权力分布的因果路径。
相较于以往将太空视为单纯物理场域或通信辅助手段的研究视角，本文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在概念建构上，将太空算力内部结构系统拆解为算力资源层、算力网络层与算力服务层三个相互嵌套的维度，为理解这一新兴战略能力的复杂内涵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工具，确立了明确的边界划定与维度参照。二是在机制分析上，研究构建了太空技术特性转化为决策优势、舆论渗透与治理依赖等政治权力运用的因果路径，填补了既有研究在机制化分析方面的不足。三是在比较视野上，通过对主要行为体太空算力布局差异化路径的系统比较，突破了既有研究集中于“守成国—崛起国”简单二分法的局限，呈现了多维主体、多重路径与多类风险并存的复杂图景。
本文仍存在一定研究局限。首先，太空算力涉及大量新兴技术与商业数据，部分案例的公开信息有限，可能影响论证的完备性。其次，本文侧重于大国行为体分析，对中小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动性关注不足。最后，技术迭代极为迅速，部分判断可能需要随实践发展而调整。展望未来，太空算力竞争将超越单项技术优劣之争，演变为战略牵引能力、产业组织能力、资本动员能力与规则塑造能力的综合较量。未来，太空数据中心对算力资源层物理形态的颠覆，星间激光通信与6G天地一体化网络对算力网络层的重构，在轨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多场景智能应用对算力服务层能力边界的拓展等，这些新兴方向可能引发竞争格局的非线性突变。如何在战略竞争与全球治理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如何在技术迭代与制度供给之间构建适应性协调机制，都将是太空算力领域最具理论吸引力与现实紧迫性的核心命题，也是后续研究必须持续回应的学术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