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所有出海企业都该看懂的信号
2026年5月1日，同一天，两个国家的法院，就同一场专利纠纷，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判决三星向中兴通讯支付3.9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77亿元）的五年期全球FRAND许可费。同一天，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中兴提出的7.31亿美元六年期全球许可方案符合FRAND原则——折算成五年期，金额超过6亿美元，是英国判决的1.5倍以上。
同一场官司，同一个专利组合，差距超过一倍。
这背后，是一个正在重塑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制度——标准必要专利，以及它最核心也最模糊的那个词：FRAND。
先搞清楚：什么是标准必要专利？
你手机里的5G通信、Wi-Fi连接、视频编解码——这些功能都依赖统一的技术标准。标准定了，所有厂商才能互联互通。
但标准里包含了很多技术方案，这些方案是有专利的。当一项专利的技术方案被纳入某个技术标准，任何想生产符合该标准的产品（比如手机、路由器、汽车）的企业，都不可避免地会用到这项专利——这就是“标准必要专利”（SEP）。
SEP的特殊性在于：你不做这个产品没关系，但只要你做了，你就绕不开它。
正因为绕不开，SEP的权利人有能力“卡脖子”——不付高价就不授权。为了平衡这种权力，标准制定组织（如ETSI）要求SEP权利人承诺：以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的条件许可给所有想实施该标准的企业。
“公平、合理、无歧视”——三个词听起来很美好，但问题在于：什么叫“合理”？谁来定？怎么定？ 这就是全球SEP争议的核心。
2026年，全球FRAND版图正在加速分裂
三星与中兴的案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第一次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同案不同判”的奇观。
英国法院选择了“可比协议法”，以中兴与苹果2020年的许可协议为主要基准，经调整后得出3.92亿美元。重庆一中院则认定中兴的7.31亿美元方案符合FRAND原则。
更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法院的态度。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明确拒绝设定全球FRAND费率，而是采用传统的“FRAND抗辩”路径——如果专利权人的报价在FRAND区间内，而实施者没有做出FRAND合规的反报价，就发布禁令。法院甚至首次详细说明了“如果它愿意设定全球费率，会定在什么水平”——这个假想分析与重庆法院和UPC的立场一致，而非英国法院的3.92亿美元。
三个司法管辖区，三个不同的数字，三套不同的逻辑。
英国：专利池也不能逃避FRAND义务
2026年7月27日，英国最高法院在特斯拉诉InterDigital & Avanci案中作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
Avanci是一个由89个SEP权利人组成的专利池平台，集体许可约17万件5G标准必要专利。Avanci本身不拥有任何SEP，也没有向ETSI做出过FRAND承诺。那么，它是否需要遵守FRAND义务？
英国最高法院的回答很明确：通过平台进行许可，不解除SEP权利人的FRAND义务。 特斯拉有真实的胜诉前景来证明，InterDigital的英国SEP的唯一FRAND许可，就是整个Avanci 5G平台的全球许可。
这个判决向所有专利池运营者发出了一个清晰信号：你不能躲在平台后面逃避FRAND责任。
德国：实施者的“善意”门槛正在抬高
2026年1月27日，德国联邦法院在VoiceAge诉HMD案中作出了第三份FRAND判决，进一步收紧了实施者的义务。
核心规则是：只有当SEP权利人拒绝向“真正愿意获得许可”的实施者授予FRAND许可时，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如果实施者缺乏这种意愿，竞争法和比例原则都不会保护它免受禁令。
法院特别强调：实施者必须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持续展示意愿，不能只在开头表个态；如果反报价被拒绝，必须立即提供足够的担保；维持象征性的保证金而不提供实质性担保，是“拖延策略”的强有力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委员会作为法庭之友介入了此案，主张严格按Huawei/ZTE框架的顺序逐项审查。德国联邦法院直接拒绝了这一立场，认为法院可以在不先判断SEP权利人报价是否FRAND的情况下，直接评估实施者的行为。
UPC：新法院的FRAND框架正在成型
统一专利法院（UPC）自2023年6月启动以来，已经建立了自己的FRAND判例体系。
从Panasonic诉Oppo（2024年11月，UPC首份FRAND判决）到Huawei诉Netgear，再到Dolby诉Beko，UPC的核心思路逐渐清晰：它适用Huawei/ZTE框架，但拒绝形式主义的“逐项检查”方式，转而强调基于双方整体谈判行为来评估善意。
2026年5月，UPC曼海姆分庭在三星诉中兴案中作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发布和解提议，建议两种替代性的交叉许可结构，任何一种都能在全球范围内以FRAND条件解决双方的诉讼。
这是UPC第一次主动提出和解方案。它的信号意义在于：UPC不再只是一个“判侵权/不侵权”的法院，它正在成为一个能够主动介入FRAND谈判、推动全球和解的争端解决平台。
中国：从“跟跑者”到“规则塑造者”
在这场全球SEP规则博弈中，中国的角色正在发生质变。
2026年3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首个针对SEP申请布局的专门指引——《涉及标准的发明专利申请指引》。这份指引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战略转变：SEP竞争已经从“许可阶段”前移到了“申请阶段”。 指引要求企业在参与中国AI和全球标准化工作时，进行早期法律风险评估，并提前协调优先权、新颖性宽限期和延迟审查等制度工具，与标准化周期对齐。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指引》，共六章二十二条，系统规定了SEP相关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则。核心原则是“发展和规范并重”，兼顾SEP权利人和实施方的利益平衡。
从司法实践看，重庆一中院在三星诉中兴案中对中兴7.31亿美元方案的认可，与德国、巴西等地法院的立场一致。知识产权专业媒体ip fray评论称，中兴在中国、德国和巴西的持续成功是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使得伦敦的决定在全球舞台上显得格外特殊。
对中国出海企业的四个实操建议
第一，SEP风险要前置到研发阶段评估。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新指引已经明确：SEP竞争从申请阶段就开始了。如果你的产品涉及5G、Wi-Fi、视频编解码等标准技术，在产品立项阶段就应该启动SEP检索和风险评估，而不是等到收到律师函才行动。
第二，谈判中的“善意”表现要全程留痕。 德国联邦法院和UPC的判例反复强调：实施者必须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持续展示愿意获得许可的意愿。这意味着：及时回复对方的报价、积极提出反报价、在被拒绝后立即提供合理担保——每一步都需要留下书面记录。拖延策略在德国和UPC面前是行不通的。
第三，善用中国司法管辖区的全球费率裁决能力。 重庆一中院在三星诉中兴案中的裁决，以及中国法院在多起SEP纠纷中的积极立场，表明中国法院已经具备了裁定全球FRAND费率的能力和意愿。对于中国出海企业而言，在中国法院提起FRAND诉讼，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战略价值的选项。
第四，关注专利池的FRAND合规风险。 英国最高法院的特斯拉判决表明，即使是通过专利池进行的集体许可，也不能豁免FRAND义务。如果你正在考虑加入某个专利池，或者正在与专利池谈判，需要仔细评估该专利池的许可条款是否符合FRAND原则，以及专利池运营者是否具备处理FRAND争议的机制。
结语
三星与中兴的案子，英国法院说3.92亿，中国法院说6亿以上，德国法院说“我不定全球费率但我告诉你如果定会定多少”，UPC说“我给你们两个和解方案”。
同一个问题，五个法院，五种答案。
这就是2026年SEP世界的真实面貌。对于任何一家走向全球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理解这套正在分裂的规则体系，已经不是“加分项”，而是“必修课”。
因为一旦收到SEP权利人的律师函，你面对的将不是一套规则，而是五套规则同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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