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一个清晰的阶段性特征正在浮现。2022年至2025年，标准工作重心集中在“核算体系”搭建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标准覆盖发电、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产品碳足迹量化通用标准GB/T 24067—2024填补空白，碳排放监测计量标准在多地试点。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回答“碳排放怎么算”，解决数据“有没有”的问题。
但2026年以来，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开始凸显：算出来的碳数据，如何在供应链上有效传递和被使用？
压力来自两个方向。国内市场端，国务院国资委2026年3月印发的《中央企业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指引（试行）》明确要求央企将碳足迹核查、绿电消费认证等纳入采购评审环节，多级供应商需同步披露能耗和碳足迹数据。宁德时代进一步宣布，2027年起新供应商准入新增碳足迹强制性指标，供应商年度审核加入可再生能源比例和单位产品能耗等碳排考核指标。碳数据正从“自愿披露信息”变为“商业准入门槛”。
国际市场端，欧盟CBAM自2026年1月1日起进入正式实施阶段。2026年8月发布的CBAM指南3进一步细化嵌入排放计算方法，要求按照“安装设施—生产过程—生产路线—产品”层级归集排放，并对前体材料嵌入排放提出明确追溯要求。若CBAM产品使用了其他CBAM前体产品，前体产品本身的嵌入排放必须纳入最终产品核算；只有当数据来自认可验证机构出具的验证报告时才可使用实际数据，否则原则上使用默认值。这实质上将合规压力从直接出口企业向上游供应链传导：钢铁企业需追溯铁矿石和烧结矿排放，铝加工企业需追溯氧化铝排放，而广东大量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正处在多层供应链下游。
两条压力的交汇点指向同一方向：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建设正在从“核算标准”阶段进入“传导标准”阶段。核算标准解决“点”上的数据产出，传导标准解决“链”上的数据流通。前者是基础，后者决定碳数据能否真正影响采购决策、贸易合规和产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