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座山：一般服务业过度管制
这里的一般服务业是指能够依靠市场力量由非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业，与政府部门基于财政资源提供的公共服务形成对照。中国目前在教育、医疗、铁路、航空、邮政与通讯、金融中介、文化与娱乐、社会工作等服务业部门，普遍存在行政措施保护下的国有资本经营格局。这些服务业市场准入严格受限，不同类型的市场参与主体难以做到公平竞争，细分市场不完善，法律和政策等市场基础设施不健全等。这种环境下，私人部门难以有效参与。
过度管制的一般服务业部门，不仅遏制了资源流入服务业部门，也遏制了对工业部门的发展。过度管制的一般服务业，在遏制资源流入本部门的同时，还带来了服务业产品的高价。工业品生产过程中，服务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中间投入品。过度管制的服务业产品高价，提高了工业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遏制了对工业品的需求。典型的例子是过度管制的医疗和教育提高了这些服务的价格，降低了居民真实收入和对工业品的需求。
第二座山：公共服务投入不足
公共服务是指基础教育、基础卫生和医疗服务、基本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保障性住房、公共交通等市场难以有效提供，需要政府利用公共资源投入提供的服务。随着中国收入水平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国目前大城市面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日益严峻的城市病。部分人把城市病归咎于城市人口和规模的快速增长，但比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的容积率高的香港、纽约、东京等大城市的城市病却得到了很好解决。推进城市化，尤其是发展大城市的集聚优势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各种城市病凸显的根源，是公共服务滞后于城市发展。公共服务缺失和不足成为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最大的制约因素。
第三座山：金融体系功能缺失
既有金融体系主要适用于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在功能上难以有效实现符合产业结构转型需要的储蓄—投资转换。传统工业部门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即便是比较简单的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也能基本兼顾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稳定的需要。金融危机以前的经济活动向工业部门集中，特别是出口、进口替代以及房地产相关产业的数量扩张。这些行业有以下几个特点：1）预算约束强，相关产业主要的市场参与者是私人部门，有很强的预算约束：2）资产周转率较高，债务杠杆率较低，很多经营较好的制造业企业没有负债，新增投资主要来自于过去的盈利；3）有着成熟的经营模式、生产技术和市场网络，企业规模也相对较大，投资风险较低；4）可提供大量的抵押品，比如出口订单、国外信用证、机械设备和土地等等，能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5）有技术进步较快的领先部门（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并对其他产业（比如房地产业）带来正面外溢效应，外溢效应的最主要机制是技术进步部门带来了收入提高，并因此提高对其他产业的需求。产业间的良性循环，给企业带来了较好的盈利水平。上述行业特征下，经济活动的整体负债率较低、风险较低，即便是金融服务功能比较简单的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也能基本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而且经济运行的负债/收入比较低。
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在功能设计上难以为服务业、高附加值工业行业融资。高附加值工业行业往往是高投资、高风险、高回报行业，商业银行在功能设计上并不善于为此类项目融资。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往往是投资者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分担了投资风险，为项目融资，金融中介机构并不过度涉入投资风险。服务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需求本地化，服务业产品差异化高，生产经营的标准化程度低，难以像工业品那样进行大规模标准化复制；2）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普遍缺少有形抵押品；3）平均意义上，服务业企业规模小，以小微企业居多。上述特征意味着服务业向商业银行融资将面临较高风险和成本，服务业也不是大型商业银行重点服务对象。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