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始，到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加上“全面从严治党”，新一届中共中央已经系统提出了“四个全面”。单一的执政理念，或许并不新鲜。可是，将“四个全面”作为统一的国家治理战略来说，这是第一次。这表明：在新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清晰地表达了其理念。
如果说上述“四个全面”是执政党在治国理念上的“战略”，那么在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的执行层面的国务院系统，伴随着近年来国民经济转型与加快升级，体制则提出了相应的投资突破口，试图在相关领域寻找到经济增长点。除了“金融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就是“一带一路”和包括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特定区域的“自贸区”建设。
“一带一路”涉及对外开放，自贸区则更多涉及对内开放。中央高层的目标是，在亚欧大陆板块上，以中国作为大陆第一经济大国的市场和资金优势为基础，以中国近年来形成的高铁技术创新优势为契机，摆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霸权，重建世界游戏规则，寻求中国发展的最大利益。而在国内，则通过上海、天津、福建、广东等地的自贸区建设，承接20世纪80年代以经济特区为先导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新世纪进一步拓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换而言之，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变迁，实际上是改革开放2.0版战略。
与改革开放1.0版战略相比，2.0版战略有新的机会，也有新的挑战。过去30年所积累的成就是其机会，问题则是其挑战。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及“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将使“中国模式”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以高铁技术为契机带动“一带一路”，既有利于激起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的民族记忆，又在现实生活中为中国的钢材等基础产品的全球化出口创造机会，不得不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机会。从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始，到铁路，到后来的飞机，这一系列的工业革命都是在欧美世界主导下发生的。高铁技术的大规模使用，却发生在中国。也因此，在欧美，以波音和空中客车为代表的飞机技术和飞机市场，基本垄断了这些国家的市场。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高铁能让小国家的两端成为“一小时区”“两小时区”，让印度这些国家有望实现国家南北两端的“朝发夕至”，的确成就斐然。
这样，中国的国企就学会了对外拓展市场，与西方列强竞争，而不是对内与国民争利，与民营经济争利，以至于让国有企业陷入垄断性的衰败。对比过去十年来被经济学界严厉批评的“土地财政”和“国进民退”局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国民经济大转型、大升级。“一带一路”所进一步激活的中国对外贸易，则会在国内的“自贸区”进一步激活中国的国内经济，扩大内需，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这个举措，甚至有利于从严治党。
有学者研究指出，上海自贸区运行一年来的主要经验有三方面：负面清单制度推行顺利，为自贸区发展解开了较多束缚；金融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简政放权，政府职能转变改革效果凸显。上海自贸区还提高了海关通关效率和降低了通关成本。下一步，上海自贸区会进一步开放境外融资和资本市场投资，加强自贸区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吸引，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基础；进一步压缩负面清单，放松管制，加大市场自由化程度，吸引更多国外资本进入，进而促进中国产业升级。可以说，自贸区的改革，将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样板。
当然，其中有些问题也被人质疑为“理想主义”。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在于集体选择的多样性和个体意志的丰富性。“一带一路”最大的挑战在于，亚欧大陆实际上是全球历史上冲突最为复杂的地方。历史上的各种文化在这里裹挟着利益、甚至以暴力的方式发生冲突，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在这里爆发。
中国作为世界上接壤国家最多的国家之一；其周围是民族、宗教差异极大的国家。具体说来，中国的北方是东正教，东北方是基督化了的韩国等国家，东面是独树一帜的日本文化，东南方和西面则是伊斯兰教和大乘佛教。这些国家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很不一样。各种的全球性意识形态也在“逐鹿中原”，试图主导中国未来。不要小看这些选择：凡是经济能解决的，都不是什么大问题；经济所不能解决的，很多都是文化问题；文明的逻辑远在国家的控制力之外。在这方面，卓越的政治家必然知晓。
显而易见，以“四个全面”为新原则、以“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为着力点、以探索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开放2.0战略，已经对体制内外的各种质疑作出了总回应。
（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