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启动，中国经济促进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的措施不断出台，促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质量和效益为主、以增速为辅的“新常态”。在这种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面临“走出去”的新机遇，例如新兴产业增长速度加快，城镇化步伐加快，中西部地区崛起，都带来了相关产业发展以及对外投资机遇。文化产业也不例外，面临着“走出去”的新机遇，其表现之一在于，数字传播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日益丰富的数字传播形态正在开拓新的文化消费领域和精神生活空间。在数字传播条件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受到新的挑战。
一、当前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机遇
国际经济形势所带来的一般性机遇
发达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还没有真正走出危机的阴影，特别需要走出去。因为西方不愿意减少赤字，不愿意减少福利，所以资产负债表就难以平衡。经济发展跟不上就难以对冲。怎么平衡？除了靠本国经济的发展，还需要资本的投入，所以这时候西方国家希望资本流入。其次，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企业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恶化，流动性不足，经营困难，特别是在欧洲，金融系统的坏账大量增加，也希望有外资进入来使资产负债表减少流动性。这也是发达国家需要中国投资的一个好时机。再次，再工业化的机会，现在包括美国也在实施再工业化，再工业化是要提高工业和实体经济的运行。另外，新兴市场也需要外来资本，比如南亚、非洲、南美都会带来投资机会。
数字传播给中国文化“走出去”带来的特殊机遇
首先，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综合作用，使得出版传播全面进入数字时代。数字传播的全球化、网络化、海量化，让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增进文化传播和交流，通过数字传播方式，更便于我国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各国。其次，数字传播有利于跨越意识形态壁垒，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更加丰富。在中国文化产品普遍遭遇西方的文化壁垒的条件下，与传统文化传播媒介相比，互联网的可进入性更高，通过互联网，一方面，数字媒体可以及时有效地报道我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成就，展现我国真实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传达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我国网民通过个人网站或主页，或者通过公共网站等，或者通过博客、播客等新兴电子媒体，与全球网民进行信息和影像的自由交流。第三，数字传播减少语言障碍形成的文化折扣，使中国文化易于被理解和接受。图像、视频可以增加实在感，既增加人们的阅读兴趣，也有助于人们领悟和接受。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文化走出去，受到诸多因素的综合制约，这其中技术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对文化“走出去”具有重大的影响。由于文化所具备的特殊属性，文化“走出去”离不开文化的传播，没有传播的文化就谈不上“走出去”的问题。所以，探讨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影响因素，首先就要探讨文化传播的影响因素。在当今时代，科技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文化的传播越来越借助于先进的技术手段，成为推动文化改革发展与传播的最主要的力量。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每一次技术进步与革新，都对文化传播产生着积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途径，发展到数字媒介时代。计算机的出现、信息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成为又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人类文化传播进入一个全新的数字媒介时代。数字传播速度快、容量大、覆盖面广、实时互动的特点彻底打破了纸媒文化传播的局限，超越了时空限制，随时随地互动交流不仅更加方便快捷，而且可以大大节约资源。网络传播的存储量大、内容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利用这一特点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气息相融合，展现中国当代社会文明风貌，传播中国文化价值。网络传播实时互动的特点使得文化需求方的需求信息能够及时反馈，便于及时了解受众心理、市场动态以调整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与形式。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紧紧把握这一时机，利用好网络这一平台，发展数字技术，开发数字传媒、创新文化产品、占领文化制高点。
文化产品和服务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传播文化，实质是观念和价值的传播，又是一个对其认同或接受的过程。而文化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即是以一种载体来承载和体现的文化价值及文化内涵。文化“走出去”的实质是文化价值和内涵走出去，是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因此，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涵属性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内涵和价值是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魂”，是文化“走出去”的意义之所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表现形式，是文化内容的外在气质表现，也是文化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值得注意和研究，根据内容或是依据不同受众的不同需求，要体现多样化、多层化理念。特别应该关注的是网络数字环境下产生的新兴文化业态，如微电影、微文学、微博等微文化以及网游等，开发利用好这些现代文化元素，对当前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和传播有着其他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它们传播速度快、内容丰富平实、覆盖面广、互动性强，体现了文化传播追求自由、平等的话语权地位，容易产生良好的文化共鸣和传播交流效果。此外，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运作，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打造文化产品和服务品牌，走集约化、国际化、产业化发展道路，应当成为中国文化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传播者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决定性因素。传播者的思维习惯、生活环境、教育背景、职业素养等都深刻体现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设计、开发、生产、传播等多个环节。如何更好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就要看传播者如何开发、如何把握市场、如何运作经营，让世界重新认识一个崭新的中国及中华文明。很显然，培养一大批优秀文化传播者显得尤为急迫和重要。全媒体环境下传播者呈现的多样化、多层化特点使得网络文化资源丰富多样且参差不齐，而要实现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国文化的感染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就要加大适应现代需求的人才培养力度，培育一批有实力、有后劲的传播者，包括个人和组织，整合文化资源，规范网络管理，提高全民素质教育，打造专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的文化传播者。
国外受众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向标。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感染不同于自己所处环境、社会背景、文化底蕴和生活习俗的受众方，让他们理解、接纳甚至融入其思想生活中。然而，不同的受众拥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教育、宗教信仰背景，这些都会影响受众对不同文化的认同程度、接受状况。因此，应深入透彻地开展受众研究，了解其文化需求和需求层次，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传播和交流，确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向和目标。中国文化“走出去”要充分融入受众的感受和需求，研究受众背景、行为甚至性格等因素，从互动、交流中在真、善、美的文化价值理念的沐浴下产生共鸣，求同存异，激发受众接受、理解和融入的热情，以此把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向标。
三、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策略选择
主动参与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产业合作与竞争
从文化产业战略发展态势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均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确保文化产业“走出去”。无论美国采用的市场主导模式、韩国采取的政府主导模式，还是英国采用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推动模式，表明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已进入全面调整和实施阶段。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符合本国实际、富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及其产业，促进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如美国电影业和传媒业、韩国的网络游戏业、英国的音乐产业等，就是在本民族特色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面对激烈的全球文化产业竞争，我国要深入探索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发展模式，注重特色文化产业的培育，实施国际市场区域开发战略，不断增加国际话语权，提升文化影响力。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文化产业“走出去”中的作用
要清晰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角色，明确各自的职责和范围，避免政府的缺位、越位和错位。应借鉴美国的自由市场导向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进一步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应借鉴韩国的政府主导模式，保证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营造更有效的文化市场环境，用法律来调整、规范和建立合理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制度是依靠强制力来实现其约束作用实施的”，文化产业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孕育着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的变迁或转型。更要借鉴英国"政府+市场"的双重推动模式，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实行商业运作、按市场规律经营，实现文化产业“走出去”。要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有效地通过资本市场、宏观政策以及民间渠道等一切可以利用的途径“走出去”。
以多元化的文化传播方式促进“走出去”方式多元化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在走出国门之前，在国内的消费都已经渐成规模，依靠国内市场收回成本，打开国际市场获取利润是常见的模式。在一定阶段，我国的国内市场能支撑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当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将不利于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只有立足于国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本国文化才能得到升华和发展壮大。发达国家文化产业“走出去”大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利用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灵活有效地选择“走出去”的模式。因此，我国文化企业自身应该多总结经验，及时了解国际市场信息，积极参与文化产业国际贸易活动。国家也应该多提供相应的支持，做到在竞争中提高，在竞争中发展。就现阶段来说，既要鼓励国有文化企业“走出去”，同时也应积极扶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为中小文化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
以数字网络技术研发促进“走出去”层次提升
加大数字产品和服务研发力度，进行数字网络出版、发行与传播。网游、微电影、微小说、微信、微博等微文化的兴起是一个崭新的领域，预示着未来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发展趋势。同时，发展文化产业特别要关注数字文化的发展，要大力扶持和扩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介入，较早占领文化制高点，走文化产业专业化、国际化、集团化之路。此外，扩大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的输出贸易，尤其要关注数字版权的保护和输出。同时，还要加强法律尤其是数字文化出版等的立法和保护力度。
（来源：《中国投资促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