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商务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海关总署、质检总局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对于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统筹，推进试点试验取得更大成效，支持试点地区探索扩大贸易投资便利化、推进放管服改革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2015年5月，《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出台，开始推进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各试点地区围绕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管理新模式、开发区协同开放新机制、国际投资合作新方式、质量效益型外贸促进新体系、金融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举措以及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普遍成立了高规格试点试验领导小组，在地方事权范围内进行创新和探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鉴于试点试验过程中各试点地区正在重点推进的事项中有不少涉及中央部门管理权限的体制性问题，2016年5月，商务部会同发展改革委，设立济南市、南昌市、唐山市、漳州市、东莞市、防城港市以及浦东新区、两江新区、西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武汉城市圈、苏州工业园区等12个试点地区，全面启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工作。进一步推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的若干意见》，共涉及十三个方面的内容，旨在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统筹，推进试点试验取得更大成效，是对《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的进一步推进。
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刻调整期，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快速发展后，也需要进行经济结构性调整以及寻找新经济增长动力。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需要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定位进行新的调整。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其经济发展的模式由数量扩张式逐渐向集约型发展，经济发展的三大产业逐渐向服务业和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开始谋求新的比较优势。
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大形势下提出的。它不仅有利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寻求市场和进行定位，反过来也可以在开放中利用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促进我国国内体制改革和激发市场活力，推进我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培育发挥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因此《意见》的提出和实施，无论是从推动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方面，还是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方面、共享经济和文明发展成果，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最早我国设立有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5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4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即“5+14+100”的开放格局。今后，我国将可能采取“4+12+X”模式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梯度式”新格局。
所谓“4”是指，2013年以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第二批的三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广东、天津、福建）相继挂牌成立。四大经济贸易区与我国的经济区域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发展是相匹配的。广东自贸区对接粤港澳，与粤港澳进行金融合作创新体制、致力于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福建自贸区对接台湾自由贸易区及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其目标是建成投资贸易便利、金融创新功能突出、服务体系健全、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天津自贸区定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是建设贸易自由、投资便利、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法制环境规范、监管高效便捷、辐射带动效应明显的国际一流自由贸易园区。上海自贸区对应渤海经济带，其开放度上的要求既包括投资贸易的便利化，也包括金融领域的货币兑换自由等内容。
在细致的顶层设计下，四大自贸区覆盖了中国三大经济区即长江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区及目前正逐步形成的京津翼协同发展地区并且对接台湾与港澳两大经济体，并利用“一带一路”的核心福建对全球贸易形成辐射。四大自贸区的发展重点也越来越清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立足长江经济带，将更多地定位于金融业的发展；而天津自由贸易区配合“京津翼”协同发展战略，侧重制造业的发展及对外开放，力图辐射整个北方地区；广东自贸区立足珠三角，对接香港和澳门地区，力图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和开放；福建自贸区侧重发挥对台优势，同时配合“一带一路”，力图在贸易等层面有所突破。
所谓“12”是指12个开放型经济体制综合试点，这12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兼顾地区平衡与地域代表性。从地域上看，首先，获批的12个城市和地区基本涵盖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覆盖面具有较强代表性。同时又兼顾了地区的平衡性。12个试点地区中，有的位于沿海地区，有的位于沿边地区，有的则是内陆中心城市，对于今后我国沿海、沿边和内陆地区的开放都具有一定的带动和示范意义。从试点类型上看，在12个试点地区中，既有省会城市、地级市，又有各类国家级新区、开发区；既有都市圈，又有工业园区。试点选取类型可谓多种多样。
对于此次选取这12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地区的依据，笔者认为，主要是根据目前构建开放型新体制的要求以及各个地区自身特点、代表性和发展基础等方面来选择的。具体先来看6个城市。济南和南昌分别是东部、中部的两个省会城市。唐山属于资源型城市，主要依靠钢铁和陶瓷等重工业，而这些产业又都属于产能过剩行业，因此，从去产能、去库存，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来看，选择唐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漳州则是地处沿海地区的一个地级市，属于“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因此，无论从对外开放，“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还是今后两岸经济合作角度来看，漳州都非常具有代表性。东莞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城市，在城市转型升级和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等领域，都需要进行探索与试验。防城港是在北部湾地区具有较大潜力的一座城市，是广西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而广西又是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主抓与东盟合作的重要地区。
再来看其他6个地区。上海浦东新区，既是第二轮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也是我国自贸试验区的一个起始点。选择西部的重庆和陕西两个新区，则表明了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即由过去的沿海沿边地区转向更广大的内陆地区。大连金普新区的试点试验，对于今后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具有非常强的带动性作用。未来希望通过大连金普新区的综合体制改革，能够为东北地区的其他两个新区——哈尔滨新区与长春新区探索出一条改革之路，从而带动东北地区经济振兴。武汉都市圈代表了大都会式的发展模式，该都市圈的明显特点是周围资源几乎全部吸纳到中心城市武汉，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的互动却很弱。今后，通过探索如何在中部地区走出一条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相互协调、互动发展的新路径，对武汉都市圈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苏州工业园区是全国最好的一个工业园区，涵盖了开发区、高新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多种园区形态。未来借助苏州工业园区的平台进行综合改革，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几百个国家级园区、几千个省级园区的改革开放及协同互动，均有着非常大的代表性意义。
那么4+12+X代表了怎样的新开放格局呢？
从试点范围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点”的突破，相对较小的试点范围，也可以更好地控制风险；从功能定位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加强调对外开放和高度开放，旨在测试国际前沿的新经贸规则，很多较为敏感的领域以及具有一定风险的措施，都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率先试验。从试点试验的主要内容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重点是开放，包括服务业的开放、对外投资的开放、外汇的开放、管理体制的调整等。同时，也更加侧重于具体性举措的试验，主要体现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业开放、外汇相对自由兑换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则是“面”的推进，其涉及范围更广。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则重点突出体制机制层面的创新，涉及任务也更加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重点在于构建新体制，主要体现在政府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如行政管理体制、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等。
因此在4+12的模式基础上，将来进一步开放其它试点X，形成4+12+X的立体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开放经济新体制。
《关于进一步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的若干意见》虽由五部门印发，但内容涉及20余个部门，包括公安、工信、工商、税务、旅游等，是各相关部门共同协商协作的结果。这些政策措施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四个自贸试验区已经探索的部分政策，尚不具备向全国复制推广的条件，放到12个试点地区先行试验探索，比如创新加工贸易核销管理模式改革就属于这一类。
二是试点地区在探索实践过程中，在事权层面遇到的一些体制性制约，通过协调中央部门下放一部分事权加以解决，比如将港澳服务提供者投资备案下放到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
三是由相关部门主动提出，可在12个试点地区进行探索的事项。比如支持试点地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支持沿边试点地区建设边境旅游试验区和跨境旅游合作区等。这些政策措施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关键，相信在推动商品、资本、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推进“放管服”改革，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等方面，都会有新的突破性进展。
（作者单位为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