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以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为标志的逆全球化有所抬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2016年国际形势无不涌动着逆全球化的思潮。全球化之所以遭遇阻碍，究其原因，以下几点比较重要：一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制造业空心化，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二是移民浪潮造成的不确定性同样使民粹主义抬头；三是以往经济全球化未能实现普惠和真正意义上的互惠，贫富差距加剧，各国又缺乏合作，民众的不满和不信任日益严重。在此宏观背景下，国际贸易投资低迷，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全球跨国投资和产业转移呈现新趋势。当前我国外资正面临双重流出的压力：一方面随着国际产业新一轮转移，低端的资本正流向东南亚等地区；另一方面高端产业正在向欧美回流，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雄心勃勃的减税计划，对在外投资的企业增加关税等手段进一步促使资本回流，近期欧盟也不断指责中国投资环境恶化……随着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利用外资面临着新形势和新任务。
投资环境是投资经营者所面对的客观条件和生存环境，投资效果与投资环境息息相关。投资环境的竞争已成为招商竞争的关键。《2016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总体评价良好。中国直接使用外资额已连续20余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联合国贸发会议更是将中国列为2016年和2017年最具前景的投资目的国。
归结原因，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投资环境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中。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仅为2%~3%，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但中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这体现了中国宏观经济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制度环境日益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中国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也有了很大改观；加之国内市场巨大、产业配套齐全、人力资源充足且成本低廉、给予外资企业一定程度的超国民待遇、不断完善外资法律体制、减少外商投资限制性措施等原因，使得中国广受外资的青睐。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对内）改革开放力度，尤其是外资意见相对突出的政府监管壁垒——外资相关法律、市场准入等得到了明显改善。通过制度创新加快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为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等所有类型企业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为外资企业创造了更大发展空间。在简政放权方面，国务院共取消和下放了618项行政审批事项，占原有审批事项的36%，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在市场准入方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6）》修订稿，将2015年版目录中的93条限制性措施减少到62条；上海自贸试验区等总结的负面清单由190项特别管理措施缩减到122项，且还将进一步压减。在法律体制完善方面，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外资三法”和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四部法律修正案；自2016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事项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这些举措的实施使得外资企业面临的法治和政策环境更加规范、透明、公平。
制造业是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为鼓励外商在制造业加大投资、优化结构，国务院年初印发《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同等适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政策措施，促进外资深入融入制造业转型升级；重点推进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放宽外资准入限制，积极吸引外商投资以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于集约用地的鼓励类外商投资工业项目，继续优先供应土地，并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等别相对应的《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外资政策必须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事先公开征求意见，各地区各部门不得擅自增加对外资企业的限制，从制度上保证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可预期性以及执行上的一致性；在业务牌照审核、标准制定、政府采购、融资渠道、注册登记等方面，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标准，促进各类企业公平参与；允许地方政府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制定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对就业、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贡献大的项目予以支持，降低企业投资和运营成本。
我国利用外资正处于优势转换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近年来，一些外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企业撤离引起广泛关注。2016年，外资投资大幅回落，增长乏力。《2016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报告》显示，金融支持欠缺、税负过重、政策不稳定等是我国吸引外资的短板。
1、税负偏重
在宏观层面，虽然我国总体税负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下游，但企业感觉税负重，主要在于：一是目前税收结构不尽合理，直接税比重低，间接税比重高；二是行政性、垄断性收费及变相收费多。税负较重这一问题在中小企业身上尤为突出。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小企业营改增实际获益感不强。当前，企业人工成本和租金较高，这两项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重甚至超过了80%，即可抵扣部分已不足20%。实行全面的营改增以后，即使租金可以抵扣，可抵扣部分占比也小于50%。不仅如此，对比与我国制造业存在竞争关系的周边国家，越南、韩国和印尼的增值税税率为10%，新加坡为7%，日本为5%，我国的增值税税率偏高。因此，推动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取消一些税收附加费及各种不合理行政性收费、规范收费标准并接受公众监督，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应是今后减税重点。
2、金融支持不够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目前，我国只有约12%的中小企业能够得到银行贷款。金融部门运行效率低，金融服务成本高，金融信息服务水平尚待改进。根据世界银行调查显示，大量的金融资源主要用于国有企业，并且经常得不到偿还，而生产潜力大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不能及时从银行获得资金，不得不依靠其他非正式融资渠道；利率非市场化也阻碍了信贷资金向私人部门和小企业的流动。
3、政策不稳定
政策的稳定性直接影响企业投资信心。尽管加入WTO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修订了数千件法规、文件，我国的法律基础、立法程序、运行机制等仍未完全转向市场经济，有关法律法规中存在与市场经济原则和市场经济相悖的条款，执行过程也存在一些问题，对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运行的外商投资造成了很大阻碍。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是外商认为中国投资环境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
4、人工成本的上涨使得中国失去了吸引外资的最大优势。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和市场竞争加剧，依赖低成本和优惠政策的部分外资企业遇到经营困难，盈利水平下降。且劳动力素质分布不均，存在人才瓶颈。从地域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集中了相当数量受过良好培训和教育的熟练劳动力与大学生，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限制难以得到足够的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人才。
在营造更优的投资环境方面，一是突出重点和提供针对性，着力解决企业反映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如金融支持不够、税负过重、政策不稳定等问题。二是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优化营商环境的经验，推动我国在信用意识、商业制度等方面与国际通行规则紧密接轨。三是及时总结上海、福建等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经验以及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出现的新思路、好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步伐。
1、补足税负过重的短板
全面降低企业有效税率，包括降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减免附加税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等。
2、补足政策不稳定的短板
建议政策出台前多倾听官产学媒、商协会等各方意见，尤其是政策执行第一线的基层干部、政策涉及的中外企业等的意见，让政策更接地气，更具可操作性。同时，给予新旧政策衔接过渡期，对政策变动涉及利益相关方酌情给予一定的过渡期。
进一步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试点，这一试点已在重庆、东莞等12个城市开展。同时搞好园区建设、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等，增强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信心。
3、补足金融支持不够的短板
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速波动的容忍区间，加大金融改革力度，放大财政功能，建立服务经济转型的金融体系，补齐金融短板。
（1）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强化金融服务竞争机制；创新小微企业信贷风险分担模式，建立政府、银行、担保机构、保险机构合作机制，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推进省级再担保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建立全国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推进股票、债券市场改革和法治化建设，提高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2）创新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通过转贷、担保等方式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发挥各类企业引导基金的作用，按“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原则，支持初创期企业发展；进一步规范企业融资过程中的担保、评估等收费行为；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项目的扶持力度。
通过对我国投资环境的再审视，面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复杂新形势，要营造更加开放的、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投资环境，是一项长期任务，与其相伴的经济体制改革更是任重道远。完善投资环境并非只是过去的“三免两减”政策，接下来一段时间要多元化地推进这项工作，包括进一步推进由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推广“单一窗口”模式、通关一体化，降低制度性成本，减少在中国投资的障碍，在政府管理机制、基础设施等方面完善配套的各项软硬环境。同时，在合法的前提下，为外资、民资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完善法治建设，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开放领域，积极吸引外资。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性措施，积极引导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补齐部分领域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短板，为各经济体在华投资创造更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