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设立深圳特区，在积累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园区经济逐步推向全国，从沿海到内地，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区等各类园区蓬勃兴起。得益于区位优势、政策倾斜、人才聚集和当地城市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优势，园区在吸引外资、产业聚集发展、技术引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重要依托，园区经济在我国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吸引外资、对外开放在面临新机遇的同时，新变化、新矛盾、新摩擦也不断显现。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化的关键时期，对外开放也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与此相应地，园区经济开始向自贸区深度转型，这在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我国园区经济的发展历程及历史贡献
40年前我国向世界打开大门，作为走向世界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从上世纪80年代初设立深圳特区，并推广经验相继设立珠海、汕头以及厦门特区，对特区实行税收、土地政策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并赋予较大的经济自主权；1984年，在四大经济特区迅速起步的良好态势下，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允许这些城市实行更加灵活自主的经济政策，对外商投资进行各类优惠。我国第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是产生在这些沿海开放城市，它们依托国家政策和城市优势，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探索出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本模式，形成园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基本规章、基本做法和基本路径，为后续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并不断提高水平奠定了弥足珍贵的基础。
以沿海城市为代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陆续开发海南经济特区、浦东新区，继而开放内地部分省会城市、沿江沿边城市。伴随着对外开放的进程不断加快，一大批经济技术开发区相继建立起来，并不断从沿海地区向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拓展。经济技术开发区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总体水平最高、利用外资最多、投资环境最优的现代化产业重要集聚区，成为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另一种形式的园区经济——高新技术开发区也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区别于一般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是，高新区除了具备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等传统功能，更加突出自身特点，即以园区为依托聚集高新技术企业，坚持走科技创新之路，在吸收外来先进技术的同时，强调立足于国内的科技基础和经济实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通过几十年发展，高新区探索出了包括技术、管理、政策在内具有中国特色的园区经济发展道路，大大提升了吸引外资的技术含量，也助推改革开放走上高水平发展之路。
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推动了各类园区的蓬勃发展，园区经济从大城市向各级各类城市延伸，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东部向西部延伸，各地方之间展开了以园区为主要载体的招商引资竞争，这为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加大各地开放力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地方之间的无序竞争的弊端也开始显现，各地为了加快招商引资，竞相在土地、税收、资源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不遵循科学发展规律、不兼顾生态环境的现象十分普遍，形成恶性竞争，很多园区存在着低水平重复投资、盲目投资、产业雷同、同质竞争的情况，还有一些园区出现了房地产化的趋势，建设园区的根本目的不是落在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上，而是成为靠土地和房产开发牟利的工具，扭曲了园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义。在此情况下，国家自2003年起对各类开发区和园区进行清理整顿，减少了园区数量和规模，使园区经济走上质量发展的道路。
从2006年开始，工业用地开始全面实行招拍挂的公开出让方式，工业用地市场化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加之对工业用地指定最低限价政策，以及杜绝工业用地的无序开发，强调更集约化的工业用地利用，产业地产开发的土地获得成本也开始增加，对于市场化的民营产业地产商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在这一发展新时期，市场化园区开发力量出现了两类重要趋势，一类是PPP雏形的探索，以华夏幸福、宏泰发展等为代表，与政府紧紧捆绑，代行政府的土地整理、基建和招商功能，以更灵活更积极的市场化招商策略吸引大中型企业入驻，并分享土地和地产增值收益，形成一套独特的产业新城开发模式；另一类以联东、天安、亿达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开始由早期机会型、混沌型的粗放型经营向专业化、规范化发展升级，其产业地产开发理念和模式逐渐升级，更贴近中小型企业的产业需求，形成了一套标准化、流程化的开发模式。
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市场发展程度的不断深入，产业园区的服务化、平台化、多元化逐渐受到重视，从政府产业园区到民营的市场化园区，都注重打造园区的服务竞争力，并逐渐开始以平台化的思维聚合资源，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并在经营和盈利模式上摆脱单一的租售，走上多元化道路。
二、自贸区的兴起与发展
2008年发生国际经济危机以来，我国经济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客观需要以新的视野、新的理念来推动园区经济的新发展。在此背景下，2013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国家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并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以此为标志，我国园区经济正式迈向自贸区的新阶段。
从含义、定位和性质来看，自贸区与以往的各类园区相比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自贸区是指在贸易和投资等方面比世贸组织有关规定更加优惠的贸易安排，在主权国家或地区的关境以外，划出特定的区域，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实质上是采取自由港政策的关税隔离区。狭义的自贸区指提供区内加工出口所需原料等货物的进口豁免关税的地区，类似出口加工区，广义的自贸区包括自由港和转口贸易区。
继上海自贸区之后，第二批又设立了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2017年第三批7家自贸区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浙江、辽宁、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自贸区成立。11个自贸区各有不同的功能定位，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政策试验为主到产业发展为主的自贸区布局，并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密切关联，在我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处于重要地位。
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已形成123项可复制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并进行了复制推广。2017年辽宁等7个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随着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点的深入，又推出了一批制度创新成果，形成了新一批30项可复制的改革试点经验，包括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27项，和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3项。近日，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印发。
2018年4月13日，推出了一系列海南改革新政，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稳步推进自贸港建设，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以此为契机，将海南建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发展海南自由贸易港，意味着我国从自贸区向自贸港的进一步发展。从自由贸易区到自由贸易港，带来的是更高形式的自由贸易和投资、更好发展的自由市场以及更多被激活的产业集群。自贸港将加快开展集成化的制度创新，当好开放型经济的试验田。
三、园区经济到自贸区经济的重要转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也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完善开放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复制推广自贸区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区经济作为更高层次的园区经济，与以往园区经济相比，致力于实现几个方面的重大转变。
助推引进来为主的“单向开放”向“双向开放”转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各类园区虽然定位不同、功能作用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特点，就是以引进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为主，园区的各种优惠政策措施也是围绕这一核心目标努力的。在经过40年发展之后，我国已经走过了依靠外资来弥补资本和外汇“双缺口”的阶段，我国利用外资的阶段和目标发生重大转变。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境外投资的需求也越来越现实。
因此，由传统的园区经济向新型自贸区经济的转型就势在必行。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自贸区担负着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使命，探索国家战略从“引进来”向“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开放转变的新路径，构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模式，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互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建立起国际高水平的投资和贸易服务体系。
助推对外开放从政策优惠的“单一措施”向“综合施策”转型。在传统园区中，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是各类政策优惠，而自贸区的主要抓手是消除各类贸易壁垒和政策壁垒，营造全方位便利化的投资贸易环境，这是两者的重要区别。自贸区普遍探索实行的措施一是准入放开，二是国民待遇，对所有的国资、外资、民资，所有的企业都一视同仁，负面清单外，政府都不审批，完全由市场主体决定，负面清单以内的是高度透明的管理模式。这意味着一个重要转变，就是自贸区不是依靠政策优惠来吸引外资和企业入驻，而是通过营造公平、公开、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提供良好的市场服务来实现扩大开放的目的。
助推从制造业立区向服务业立区转型。在以往的园区中，不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还是其他园区，主要发展内容是从低端的加工贸易到中高端的制造业，这是支撑园区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推动力。与此不同的是，自贸区
通过进一步向外资开放金融、商贸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引导外资投向提高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