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前三批11个自贸试验区已覆盖东中西部及东北“四大板块”和“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支撑带，在“点”上持续推进改革创新试点，不断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无疑，自贸试验区是渐进式改革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以不同区域经济板块为基础，先从特定试验田开始，进行大胆的探索与试错，最终总结经验，复制推广，以点带面，截至目前，国务院和各部门已向全国或特定区域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153项，改革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更好地服务全国改革开放大局。
粤津闽三大自贸区升级版驱动探索大格局
广东、天津、福建第二批自贸区挂牌已有3年，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第三批7大自贸区设立也1年多了。三批11个自贸区至今取得适合复制推广的30条改革经验，5月24日国务院专题发布介绍，同时印发了《进一步深化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进一步深化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进一步深化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三大自贸区正式升级进入了“2.0时代”。
加上已经处于3.0版的上海，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1+3+7”的雁行阵格局，这是一个立体式开放格局。在从自贸区到自贸港的探索过程中，不断会有改革经验迅速向全国推广复制，而且自贸区本身也会不断升级，最终为对标世界最高开放水平的自贸港探路。
广东创新体制机制，打造开放高地。广东自贸试验区围绕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先行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和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示范区，提出了建设公正廉洁的法治环境、建设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和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等18个方面的具体举措。《方案》明确了广东自贸区“两区一枢纽”的战略定位，即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先行区、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示范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提出到2020年要率先对标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将其建设成为投资贸易自由、创新要素集聚、营商环境便利、辐射功能突出的自由贸易园区。
对于“两区一枢纽”的发展目标，广东自贸区将从3方面进行创新、具体推进。一是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先行区。广东自贸区将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实现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准入相关行业、领域和业务。二是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示范区。广东自贸区将充分发挥制度创新优势，在CEPA框架下率先对港澳服务业进一步开放，扩大港澳金融、会计、律师、建筑等专业服务范围，引入香港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将港澳航线作为国内特殊航线管理，不断突破粤港澳深度合作的体制机制障碍，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三是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围绕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推动建立统筹国内和国际市场、空港和海港资源、在岸和离岸业务、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全球供应链核心枢纽，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和再保险中心。
天津对标更高标准，培育全新动能。天津自贸试验区围绕构筑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创国际竞争新优势、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等提出16个方面的具体举措。《方案》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协作发展，努力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的目标任务。
“进一步深化”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构筑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案》提出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天津自贸区将扩大汽车、飞机船舶维修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和银行、保险等金融服务业领域的开放。第二，进一步培育发展新动能，增创国际竞争新优势。天津自贸区将积极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业务发展，推动产融结合示范区建设，探索融资租赁企业税前扣除政策。第三，进一步深化协作发展，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天津自贸区将打造服务京津冀和雄安新区的跨境投融资平台，鼓励符合条件的租赁企业利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
下一步，天津自贸区将重点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发挥对外开放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天津自贸区对京津冀地区的开放门户作用。二是增强港口口岸服务辐射功能。实施口岸通关流程和物流流程综合优化改革试点，进一步提升口岸的通关便利化水平，服务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三是优化区域金融资源配置。通过一系列金融开放创新措施，重点支持区域协同产业项目，服务区域实体经济发展和资源要素配置一体化。四是完善服务协同发展机制。主要是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创新经验，率先向京津冀地区复制推广，为京津冀开发开放带来更多更大示范效应。
据介绍，天津自贸区获批3年来，改革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截至目前，90项改革任务和两批175项自主制度创新措施基本完成，区内累计新登记市场主体4.5万户，是自贸区设立前历年登记市场主体户数的2倍，注册资本（金）1.6万亿元。使用天津市1%的面积创造了天津市约12%的地区生产总值、近10%的一般预算收入、四分之一的实际利用外资，以及三分之一的外贸进出口额。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天津自贸区的战略定位和鲜明特色。3年来，天津自贸区积极推进京津冀通关服务和口岸物流一体化、金融服务和监管一体化、要素资源配置一体化，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率先在京津冀地区复制推广；实施了京津冀海关、检验检疫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构建京津冀检验检疫“五协同”体系，京冀企业通过天津口岸进出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缩短3天，平均通关成本减少近30%；积极推动金融机构为区域内市场主体提供同城化金融服务，设立总规模100亿元的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基金，联合北京市、河北省成立京津冀众创联盟，构建了三地统一互联网办税服务平台，天津自贸区新增市场主体中京津冀企业超过50%。
福建推动制度创新，深化对台合作。福建自贸试验区围绕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加快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提出21个方面的具体举措。根据《方案》，下一步福建自贸区将围绕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加快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推出打造高标准国际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府服务标准化透明化和加强闽台金融合作等21个方面的具体举措。同时，福建省将主要在创新产业合作新机制、建立通关合作新模式、打造创新创业新平台、拓展交流交往新渠道等4方面加大创新开放力度，让改革试验的成果惠及更多两岸业界和民众。
一个具有福建特色、对台先行的自贸区“福建样本”正在形成：在全国率先实施“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商事登记改革制度，解决了企业多码、多部门登记问题；率先建成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国际贸易管理业务一站式办理；率先在医疗、旅游、人力资源、电子商务等50多个领域对台开放，率先落实台资企业和台胞同等待遇……3年来，福建省共推出实施创新举措12批310项，发布创新实践案例110个。在投资、贸易、深化对台合作、事中事后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福建自贸区形成了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探路，切实在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了引领和促进作用。
对台先行先试是福建自贸区独有的特色，挂牌运行以来，福建自贸区充分发挥沿海近台优势，积极探索闽台合作新模式，率先在医疗、旅游等50多个领域对台开放，3年来福建自贸区内新增台资企业2005家，合同台资58亿美元，建成8个两岸“三创”基地，为台胞来闽创业就业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
为了实现综合监管和准入后全过程监管，确保‘放得开、管得住’，福建自贸区还率先制订全国首张风险防控清单，明确了55个风险点、88条防控措施，提高风险防范精准度；率先全面建成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福建），涉企信息归集率达到100%，成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联动监管的主平台。
制度创新不断完善是自贸区改革深入方向
据新华社《2017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年度报告》，几年来，前两批自贸试验区的试点工作取得多方面重大进展，一批重要成果复制推广到全国，总体上实现了建设初衷。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自贸区的制度创新遭遇越来越多“难啃的硬骨头”，尤其在法律权限、政策协同、事中事后监管、地方联动等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突出。
自贸试验区涉及的许多制度创新都属中央事权，地方可自行探索的比较少。如果没有中央各部委的大力支持，很多事情难以落地。如自贸试验区的试点工作深入后，很多创新事项都会触及中央或法律层面，由于受到事权不足和现行法律法规的约束，自贸区的一些制度创新面临障碍。在调研中发现，尽管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多数停留在部门内部的流程优化，跨部门深层次改革措施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各级法律法规束缚较多，跨部门协调难度较大。
自贸试验区在落实某一部委的支持政策时，经常发现缺乏其他部委的相关政策配套，即便是同一部委历年下达的政策有时也缺乏连贯性，从而导致不少政策公布后久久无法落地，或者落地后反而造成企业办事更加不便，企业获得感不强。
此外，降低准入门槛、提高企业便利度是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但门槛低了、企业方便了，政府部门事中事后监管的压力也就大了。综合执法是自贸试验区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举措，但随着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不断深化，综合执法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系统集成才能成就大格局
大门开了，小门莫堵。制度创新是自贸区各项探索和试验的核心。目前自贸区的制度框架主要包括政府职能转变、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和创新、法治环境完善五大方面。目前自贸区建设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系统集成，这是改革的难点和痛点。现在很多改革探索要一事一报，凡是涉及到的事项都要跑各部委审批，如果涉及部委之间的协同审批就会更难，耗时会更长久，导致出现‘大门开了，小门没开’的现象。
如上海自贸区探索引进外资独资医院，已经把它从负面清单里拿掉，但是外资医院在建立过程中会遇到国外医师资格的认定等一系列后续问题，要解决这些难点，就涉及到系统集成问题。在系统集成方面，上海也在不断探索。比如2015年浦东新区政府和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合署办公，在浦东这个完整的一级政府框架下探索自贸区改革;实行科创中心推进机制和张江管理体制改革调整，今年5月张江国家科学中心办公室、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张江管理局四个机构合为一个机构、一套班子。
“把事办成”是最优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自贸区建设的重要软实力，也是核心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各类高端资源要素集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根本在于抓好“四个导向”，即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获得感导向、体验度导向。
企业有什么样的需求，这是优化营商环境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对营商环境的需求有差别，现在的企业与10年前的企业在营商环境需求上也会有变化。比如10年前的外资企业，更侧重于税收、土地劳力成本、市场空间等需求，现在的外资企业，经过调研表明他们更看重知识产权保护、行政管理透明度和稳定性、纠纷的国际化解决机制等。
业内专家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呼唤开放，包括对外资和内资的开放，真正让想办成事的人在这里把事情办成。而开放除了带来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最重要的是带来竞争。通过充分的竞争，进一步倒逼改革，完善营商环境，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要“把事办成”，就少不了吸引人才，最好是能把高端人才和团队一起“打包引进”，充分发挥人才的集聚效应。
要处理好“大”“小”关系。自由贸易港与自贸试验区点面结合，港区联动，就可以同时发挥点的“小”优势和面的“大”优势，又有效抑制了“大”和“小”的难处，将中国的自贸试验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推动形成有层次、立体化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自贸试验区承担了政府职能转变、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与创新、法治环境完善、营商环境改善等诸多任务，应该放在比较大的区域内开展系统集成的探索和试验。自由贸易港探索建设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总体会采取逐步探索、稳步推进的路径。因此，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比较适宜在有限的区域范围内，聚焦在最重要的领域，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和最高开放水平，展开最充分和深入的探索。
上海自贸区成立以后，复旦大学、上海财大、华东政法、上海对外经贸、上海海事等高校，积极为自贸区建设献计献策，形成了上海高校的自贸区“智库群”，一种是以政府为主导建立智库，另一种是让各种民间智库充分参与、自由竞争，两轨并存，并形成固定的交流机制，支撑自贸区制度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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