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是当前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知识密集度最高、高层次人才就业最集中的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配套产业，是三次产业加速融合、协同发展的关键。对此，用产业转型的“中场发动机”来形象地形容生产性服务业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提高“中场发动机”的质量和水平，对推动产业转型和创新发展、对“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目标至关重要。
近十年来，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世界经济中增长幅度最快的行业，已成为当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必需的投资重点。以OECD国家为例，直接投资中服务业投资的总额明显高于制造业投资的总额。据《世界投资报告》显示，早在十几年前，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有1/3投向了金融保险领域；日本跨国公司在英国的投资50%以上集中在金融保险部门。就目前来说，发达国家服务投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实物投入的增长速度，金融、保险、房地产以及经营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1/3。
生产性服务业涵盖面广，包括研发设计等技术服务、物流与供应链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等，既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发展还比较滞后。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0%，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又占整个服务业的70%。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只占到GDP的15%～20%，还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一半。据预测，如果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增加10个百分点，可以带来12万亿元的增长空间，新增就业2500万人以上。
就服务外包产业来说，美国惠普公司IT管理运营服务分布于30多个国家，宝洁、诺基亚、爱立信、加拿大帝国银行、爱尔兰商业银行等均是其长年签约客户，该服务平均为客户节省20%的运营成本。美国通用、福特汽车等公司采用高度协作的汽车物流业务外包模式，通过美国莱德物流公司拥有的184个分拨中心、17万辆卡车和全球900多个办事处，帮助供应商同时为1.4万家客户提供物流服务，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途径。
尽管国内生产性服务业起步较晚，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正不断增强，它为农业、工业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供给，在解决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产品附加值低，资源能源消耗高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201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6%，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8.8%。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速。在利用外资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外资保持高速增长。2017年，高技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93.2%，其中信息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增速分别达到162%、41%和133.3%。北京作为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早在2016年就制定实施《关于进一步优化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意见》，当时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占据首都经济半壁江山的主导性产业。
二是生产性服务业结构日渐完善。生产性服务业所含各行业中，金融业所占比重最大，其次分别是批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就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来说，美国上世纪80年代、本世纪前10年平均为5.59%、8.01%，日本平均为5.79%、6.53%。我国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10年平均分别为4.46%、4.42%。但随着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金融业得到迅猛发展，2014年金融业增加值达到46953.6亿元，占GDP比重达到7.4%，成为服务业发展的支柱产业。
三是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不断增加。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不断壮大，其从业人员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以浙江省为例，生产性服务业年末从业人员从2005年的429万人增加至2012年的561万人，每年平均增加18.8万人。从分行业情况看，批发业从业人员数量始终居首位，2005年和2012年分别为218.8万人和232.7万人，分别占当年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51%和41.5%，比重则在逐年下降。七年合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增加量最多，2012年较2005年增加46.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6.6万人。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格林菲尔德在研究服务业及其分类时，最早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的概念。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直接或间接为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等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性产业，是第二、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其中，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创造需求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提高专业化水平的关键，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诸环节，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业，有利于降低中间服务成本，提升产品和企业竞争力。
生产性服务，无论是“内化”服务，即企业内部提供的服务；还是“独立”服务，即从企业外部购买的服务，都已经形成了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差异和增值的主要源泉，表现出价值增值性、要素密集性、产业联合性的主要特征。
价值增值性：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断深化专业分工，从而有效降低单位能耗和资源消耗，降低制造业的交易与营运成本。通过嵌入高级生产服务元素，变革“制造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模式，促进生产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两端延伸，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
要素密集型：通过改变投入方式，即更多地依赖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等服务要素为生产的中间投入，有效促进生产专业化，扩大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生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产业联合性：作为货物生产或其他服务的投入，被定义为包括上游(如风险资本、产品设计、市场研究等)、中游(如质量控制、法律服务、商业保险等)和下游的活动(如广告、物流、培训等)。换句话说，生产性服务业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中，能够有效促进各个产业融合发展。
实体企业当前正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境。随着国人消费水平提高，对同质化的产品越来越无感，在“物美价廉”的低端需求基础上，发展到追求个性化、IP和用户体验的阶段以后，传统产品厂家似乎是一夜之间找不到新的客户，只能任凭以电商、O2O、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模式横扫市场而毫无还手之力。想要在未来的竞争中取胜，必须以用户体验为导向，只要以用户体验为出发点的制造业本质上就是服务业。不具备服务业思维的制造业，将被淘汰出局。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转型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有利于我国服务业和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各个门类都较为薄弱，由此决定了我国服务业整体竞争力的低下和结构的非优化，形成了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的非良性循环。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其现代化水平，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是推动服务业供给总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二是有利于推动需求结构的改善，生产性服务业投入效率的提高将有利于减少经济增长对高投资和高资本积累的依赖，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有益于改变投资率畸高、消费率偏低的局面，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需求为主导方向转变。
有利于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培植动态竞争优势，获取更多的比较利益。随着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深度和广度的日益提高，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匪浅。但总体上看，我国在国际产业链条中处于中低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利益更多地流向发达成员，我国直接获益相对较少。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高水平的研发和市场营销能力控制了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取得了支配权。我国如能尽快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水平，将有利于逐步改变这一局面，推动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战略从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静态比较优势模式向发挥人力资源综合优势和培育人力资本的动态竞争优势模式转变，逐步进入和战略国际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从而能够在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中获得更大化利益。
有利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中国制造”的转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对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尤其具有关键意义。一是现代工业和制造业已经广泛融入研发、产品设计、品牌策划等生产性服务业成分，对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有直接作用；二是现代市场营销服务不仅可以发现市场需求，还具有创造市场需求的功能，对于企业开展市场需求导向的创新活动具有重大影响；三是现代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都是企业创新必不可少的条件；四是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广泛应用了信息技术成果，是产业创新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利于推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现代化，有利于我国摆脱旧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是为新型工业化提供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占领经济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不断挖掘经济效率提高的源泉；二是有利于加快现代信息技术成果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应用，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创新，更好地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三是创新和效率提高以及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升级，将大大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投入的依赖，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从而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规模不断壮大、制造业同步迅猛发展、服务虚拟化网络化、园区化布局集聚化发展等趋势。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但也存在明显短板。
总体实力相对较弱。总体上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尚未实现长足发展，尤其在高端领域、高端环节，竞争力较弱，并未充分发挥其对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显示，在40个参评国家中，我国排名第17位，与国家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等并不相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研发设计、科技中介、科技金融服务不发达的现状有关。尤其是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领域，我国市场占有率较低，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潜在风险。例如，在信用评级市场，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已控制了我国三分之二的市场，这一情况很值得关注。
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长较快，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比重提升是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趋势，但也要看到，这一阶段比重的提升主要来自金融业的迅猛发展。2017年上半年，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达到8.8%，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相比之下，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规模还比较小。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还不合理。
改革步伐缓慢，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发展动力。由于体制、政策的原因，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普遍高于工业，管制过多、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较为突出。较低的市场化程度还导致市场竞争的不规范和不成熟，凸显了市场分工的不确定性，抬高了市场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削弱了工业企业外包生产性服务的内在动力。
工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目前，在我国工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技术进步、产品开发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较为缓慢。工业企业产业链过于侧重实体产品的生产，物质材料消耗占产品成本比重较大，外包项目主要以产品生产为主，外包服务不多且涉及面窄，与产品制造相关的金融、市场销售、人力资源、外购信息技术等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偏小。 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来说，由于劳动用工体制僵化，业务调整和人员精简还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导致对外包服务需求不足，也束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外资制造业与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程度较低。外资制造业中加工型、出口型、生产型企业居多，而且大多属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组织体系中的封闭环节，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呈现“二少一多”特征。即外资企业对本地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需求少；产品设计、关键技术、零部件依赖于进口，对本地研发或技术服务需求少；产品直接出口多，而且多进入跨国公司营销体系。此外，外资制造业所需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物流服务、法律服务、广告策划、市场调研等商务服务，也表现出明显的外向化特征，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内在的产业关联被割裂，产业链向服务业增值部分的延伸受到抑制。
工业布局相对分散，城市化相对滞后，生产性服务业没有形成有效集聚。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与城市规模结构有较高的相关性。一般说来，高附加值、为生产服务的、新兴的服务业往往与城市规模联系在一起。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和工业布局相对分散弱化了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导致服务业面临资源分布相对分散、业态种类较少、集聚程度偏低等问题。制造业链条上的技术研发、人员培训、经营管理、会计服务、法律咨询、信息服务等关键环节，得不到相关支撑服务体系的协作与配合，大量本应通过外包方式完成的服务活动不得不在工业企业内部消化完成。
缺乏有效的区域分工和协作机制。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也出现了工业领域的“顽症”——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由于缺乏有效的区域分工，重复建设、结构雷同不可避免地要降低服务业增长的集约化程度，牺牲增长效率。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政策性歧视。服务业领域还存在着严重的政策性歧视问题，对产业发展构成了明显的束缚和抑制作用。其中，反应强烈的主要是服务业用水、用电和用地政策与工业政策的巨大反差。
进一步提高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切实发力。
一是继续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动有关生产性服务业的改革措施尽快落地，加快清理完善涉及民间投资的相关政策、法规，推进投融资改革和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修改。具体来看，应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准入政策进行清理，破除行业垄断、地方保护等隐形限制；进一步放开民用机场、基础电信运营等领域，加快社会资本进入金融、信息等领域的步伐，拓展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和发展空间；放宽民间资本投资的税收抵免政策和纳税扣除适用范围，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性服务产业。
二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优化结构、提升水平。协调推进去杠杆、防风险任务，尤其要严厉打击互联网金融欺诈等行为，引导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推进工业主辅分离和事业单位改革，培育一批专业性强的研发设计、现代物流、商务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企业，推动产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研究制定国家服务业标准规划和行动计划，尽快在生产性服务业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出台一批国家标准，研究制定推进提质增效的政策措施。
三是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应加大财政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资金投入，综合运用贷款贴息、经费补助和奖励等多种方式支持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优化国家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式，使产业项目资金从支持固定资产投资，更多向人才、技术等创新投资倾斜。结合“营改增”、个人所得税改革，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税收支持政策。根据生产性服务业“轻资产”特点，调整相关管理办法，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生产性服务企业申请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加强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支持，推广合同能源管理、融资租赁等新型商业模式，引导企业采用新理念新技术拓展服务范围。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金融支持，健全相关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开展新一轮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示范区的建设。
四是推动构建社会化、多元化的服务监管体系。改变传统监管方式，积极探索适应生产性服务业新业态的监管方式。探索建立服务业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促进服务业跨界融合监管的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重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全程协同监管。鼓励多方参与，实现从政府单一监管模式到社会多元化监管模式转变，最终建立起政府、协会、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和媒体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灵活有效的社会化、多元化服务监管体系。
五是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新一轮开放。要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体制改革，在有序开放、规避产业安全风险的前提下，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逐步与国际通行的开放规则接轨。制定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投向商务、设计、电信等高端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优化服务业利用外资结构。加快总结和推广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区域的经验，继续推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生产性服务贸易规模和比重。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的谈判，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和行业标准的过程中占据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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