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元,比上年增长9.0%,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76.2%,成为重要支撑力量。近年来我国服务消费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这些服务消费十分活跃。目前我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已经超过40%,成为消费的“半壁江山”。随着促进消费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消费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不断提升,消费软硬环境得到不断健全,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也会逐步提高,这样就会使居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此外,人们看电影、出门旅游的次数在变多,花在美容、健身上的钱也在变多。一旦这些消费习惯形成,此类消费额就不容易断崖式下跌。一些消费升级类的商品增速加快,服务消费升级势头也很明显。如2018年上半年化妆品类商品增长了14.2%,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整体增速。全国居民人均体育健身活动、旅馆住宿支出分别增长了39.3%和37.8%,代表居民消费升级方向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销售同比增长了9.7%,增速比基本型的乘用车(轿车)高了4.2个百分点。
由此而言,居民消费整体已经呈现出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产品转向更多的服务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变的趋势特征。而这些也都符合消费升级的特征。总体而言,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只会加快,不会停下来,这是发展的大势。
而引发消费降级观点的部分现象,如一些低价销售渠道受到消费者青睐,生产榨菜、方便面、二锅头等产品的上市公司业绩表现良好,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前两年有所下滑。我国的房地产、汽车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项目,前些年曾极大地拉动支撑了消费市场,随着近来出台的一些政策调整,明显处于发展拐角,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的,这些因素似乎都成为2019消费升级的“隐患”。有人根据这些现象得出消费正在降级的结论。
到底是升级还是降级?
消费升级,一般指的是消费品质量的提高和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占比提高,带来总效用的提高。它主要表现在对生活质量的提升上,一方面顾客愿意稍微多花一点钱去提升品质,另一方面也是市场上大部分的品牌已经尝试过了,更愿意尝试新事物。对应“衣食住行”这些核心消费项中,消费升级特征在“食”上表现尤其明显。与之相对应,收入下行甚至负增长等导致消费更低劣的商品、减少发展型消费,增加生存型消费,即消费降级。它主要凸显在“去标签化”、回归商品本质上,该特征在“衣、行”消费上表现明显。无论消费升级还是降级,都是因为中产阶级大量增加导致的。所以,分析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特征,是考量消费升级或降级的主要维度。
收入上升、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是目前我国消费升级的三大驱动力,也决定了中国消费升级的三大特征:
一是从传统消费到新兴消费。收入上升为人们改善生活质量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令提升生活质量变得更为迫切,技术进步则降低了生活质量提升的成本,使得这种改善加速到来。随着我国居民的收入上升和社会进入老龄化阶段,食品在消费中的占比持续下滑,而耐用消费品占比也将见顶下滑,以衣食住行为代表的传统消费比重趋于下行,一些新兴消费占比则趋于上行。
二是从数量消费到质量消费。以食品消费为例,饮食不再纯粹以温饱为目标,膳食均衡、膳食健康被赋予更高的权重,这在肉类、饮料类食品的消费中表现突出。在耐用品消费中,舒适化和智能化成为新的方向,乘用车中的SUV、家电中的智能电视都受到青睐。
三是从物质消费到服务消费。随着各类商品的极大丰富、居民收入持续上升,消费突破有形的商品领域,无形的服务消费重要性得到凸显。其中,医疗教育、信息服务、文化娱乐等领域的消费呈现爆发式增长。而服务业内部,收入提高和技术进步使得人们愿意为、也能够为“省时、省事、省力”买单,节约时间和提升体验值被赋予更高的溢价。
对于消费升级来讲,不仅要吃饱还要吃的健康、有好的用餐体验;对于消费降级来讲,物美价廉、吃饱吃好比用餐体验重要,其背后是消费心态调整。这似乎更象是“花最合理的价钱、买最合适的商品、理性地消费、过更聪明的生活”,其实质并不是所谓的消费降级,而是理性消费、环保消费、实用消费等,所以更象是消费升级中的分级特征。
消费分级,指的是居民消费因区域、教育、消费习惯、收入水平等原因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特征,是市场细分化的过程。分级的基础是消费等级,而消费等级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正常情况下,消费等级与收入等级是相一致的。其主要特征有:
一是地域分化明显。以服装为例, 一线城市核心商圈以销售ZARA、优衣库等中高档轻奢品为主, 中小城市的核心商圈则以海澜之家、阿依莲等国产品牌为主。在这些中小城市中, 居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对价格的敏感度较高、品牌意识也较淡。一些电商平台的下沉与渗透, 给中小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消费选择, 低端商品销量大幅上升。区域分化还展现出一线城市在消费降级,三四线城市在消费升级的状态。
二是不同收入群体差异明显。财富与阶层分化形成消费的马太效应,高收入消费升级,低收入消费降级。消费分级的根子是收入差距。低收入人群购买商品倾向于低档和低价商品, 而中产阶层普遍对生活品质有较高的要求。同时,中产阶层由于高企的生活成本,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仍然会选择更优品质的商品。消费升级的这类群体可能是经济尚未独立的95后,尚未创造收入,却有充裕的零花钱,展现出惊人的消费力;也可能是被媒体“妖魔化”了的中国大妈,讲求性价比,也容易冲动消费;还有可能是二三线城市的职场新鲜人,收入可观、生活压力不大,愿意为体验付费。
三是消费的商品存在差异。同等或相近收入水平的居民,部分倾向于购买价低量高的日用或日常高耗消费品,而另一部分人基于“少而精”的观念转而选择轻度奢侈品, 如更多人选择牙膏中的爱马仕“Marvis”、奶茶界的网红“喜茶”、家电中的保时捷“戴森”等, 消费者很容易通过购买这些比奢侈品便宜很多的替代品来获取消费的满足感。
四是出现M型消费结构,即高性价比与奢侈化两极分化。一方面,人们追求高性价比产品,大量购买消耗品、一般商品和耐久消费品;但另一方面,人们愿意为建立在产品本身价值之上的品牌溢价和情感价值买单,支付昂贵的价钱购买艺术品和有设计感的一般生活用品。
消费分级的观点,渐使超越升降之争并归于理性。纵观新中国发展史可以看出,消费升级是近几年的事,而消费降级一直就存在。分阶段来看,大方向、主旋律是消费升级,消费降级只是“进二退一”中的“退一”。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是社会的一体两面或两腿走路,反映的是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细分调整、阶梯协同的大势。
鉴于频频发生的逆消费升级现象,与其片面地用消费升级或降级描述这个时代,不如说它是消费分级。
分级发生具有强劲驱动力。一方面,消费分级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以及中产焦虑,另一方面来自消费理念的进步,越来越多人逐渐放弃略显虚无的身份地位消费,对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不再像过去那样愿意为品牌溢价买单。消费升级总趋势,消费降级的局部趋势,造成了2019我国居民消费呈现升中有降的调整态势,从而消费分级进一步深化、细化、加速化、常态化。这种分级的强劲动能突出表现在:
一是贫富差距加大制约中低端收入者的消费潜力。2003年至今,我国的基尼系数从未低于0.46,最近三年更是逐年增大,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17年的0.467,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相当高位。除此之外,居民财富差距也与日俱增。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而当过多财富掌握在较少人手中的状况愈演愈烈时,便会抑制整体居民的消费增长。
二是居高不下的居民杠杆率对消费造成挤压。居民杠杆率目前有两种统计口径,一是居民债务占GDP的比重,另一个是居民债务对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居民的债务主要是指大家非常熟悉的房贷、车贷、信用卡透支等消费贷款以及不在官方统计范围里的各种个人贷款。它体现的是居民的债务负担和偿债能力。杠杆率越高,负担越重,偿还压力越大,也越容易出现金融风险。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一般可官方统计的居民部门贷款余额和名义GDP之比)从2011年的28%快速上升到2017年的49%。其中,以个人购房贷款为主要力量的长期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2014年下半年以来,新增购房贷款对新增居民负债的贡献率高达60%,这还不包括近年来大量居民短期信用贷款、消费贷款以“首付贷”的形式曲线进入房地产市场。如此一来,居民债务压力不可避免地会对居民消费增长带来“挤出效应”。
三是面临中产收入陷阱。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放缓难以步入更高收入阶层,财富积累缓慢甚至缩水。这就与居民消费息息相关了。数据显示,年收入在20万~50万元的群体中72%为25~40岁,而这个年龄段的中产阶层大多陷入“中产焦虑”。他们一方面接受新消费主义;另一方面又缺乏安全感。这种焦虑来自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生活压力。由于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较高,相较于小城市居民更容易产生焦虑,为了增强安全感和未来保障,他们热衷于储蓄、投资购房或投资子女教育,从而生活消费在具体品类上忽高忽低、有升有降呈分级状。
消费升级仍是主流。建国后主要有过三次大的消费升级: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得益于市场放开,直接带来了小商品经济的崛起;第二次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主要得益于国际化,直接带来了电器、日化等商品与国际同步;第三次是1998年以后,主要得益于刺激内需,汽车等享乐型消费大幅增加。而这一轮的消费升级从2010年开始,它以服务经济、数字经济和新零售为代表,从而成就新经济周期和新技术进步共同作用下居民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
消费升级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改变原有生活状态的迫切渴望,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既有人均收入接近小康和80、90后主流消费群体的崛起带来的内在因素,也有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带来全新生活体验等外在原因。综合影响下,居民对全新的生活产生渴望,紧跟潮流,通过消费行为的改变垫定了消费升级的基础。
升级与降级复合胶着。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四十年的壮观增长,中国终于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为我国居民的消费升级垫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然而,与在国家层面的“中等收入陷阱”(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相对应,考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消费水平的中产阶层也面临着“中产收入陷阱”(一般以为,居民的收入水平达到符合中产阶级标准的区间之后,却发现在之后的较长时间里,收入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停滞,难以步入高收入阶层,进而造成财富积累缓慢甚至缩水),从而形成消费升级与降级的复合胶着。
这轮消费降级主要表现有两个:低线城市居民受限于收入水平较低、空余时间较多,从而对商品和服务价格更敏感,更多追求低价,典型案例如拼多多和便利店下沉;而一二线城市居民则相对追求高性价比、轻奢消费,典型案例如名创优品和小米的市场份额快速增长。同时,来自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以及养老、子女教育等生活成本高企带来的焦虑, 促使其消费观念回归理性。
首先,高房价挤兑了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随着各地房价的节节攀升, 房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也突飞猛进。尤其是通过打拼留在一二线城市的中产阶层, 被迫进入房地产市场, 消耗着家庭几代人积蓄的同时, 也背负着沉重的还贷压力, 这无疑大大压缩了中产阶层的消费空间。
其次,子女教育的重金投入挤占了中产阶层的消费空间。汇丰发起的全球调查报告《教育的价值:未来的基础》显示, 中国内地父母对子女教育经费的重视程度名列全球第一。《2018年教育行业蓝皮书》也明确指出, 我国中产阶层家长为了保证子女在现有的社会阶层里不滑坡, 会在子女的教育投入上不断加码。其中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中产阶层, 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中小城市。
再次,沉重的医疗和养老压力迫使中产阶层降低消费。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独生子女一代目前正值人到壮年,既是生产主力也是消费主力。但“421”的家庭结构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养老和医疗压力,迫使他们的消费回归理性。
正是这些这些复合胶着状态,促使消费不断地分级重组。
在2019年我国消费走势呈整体升级、局部降级、实为加速分级的总体态势下,社会该如何积极应对?
对政府而言,应多措并举,鼓励消费。2019年消费表现还将受整体宏观经济表现;、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供给侧端等因素影响。从“三驾马车”来看,经历了投资和外贸驱动后,消费已成为当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驾马车”。所以,我国政府及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并高度重视这驾马车的运驶情况,针对不同方面,相关部门已经拿出针对性举措。
中央在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方面,货币政策微调,今年起实施的降准,将释放出巨大的货币效应;国家发改委将制定出台稳住汽车、家电等热点产品消费的措施,这是抓住了当前影响消费增速的主要方面,未来将有更多利好可期。人社部将从4个方面在扩大就业上下功夫,包括为企业减负担,裁员或者少裁员的企业,加大返还企业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力度和幅度,最多可以返还50%;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工作;开展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等。
2018年,商务部多举措支持电商消费再升级,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2019年还将抓紧研究《电子商务法》相关配套法规,营造更优容的网络消费环境;积极打造有影响力的网络品牌,培育网络消费新增长点,打造更务实的消费促进举措;邀请更多电商供应商参加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促进对接、成交,继续深入推进“丝路电商”,释放更多的进口消费潜力。
在优化消费环境方面,2019年,商务部还将着力加强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着力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着力提高事中事后监管能力,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和营商环境。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加快国家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农村消费,推动电子商务向农村地区延伸覆盖;推动实体零售转型创新;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等。
对企业而言,要精准定位,细分市场。在消费升级与降级的复合型表现中,毋庸置疑,基于动态调整属性的消费分级之说更能准确地定性我国消费状况的2019及今后一段时间的走势:我国的居民消费已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任何一个地区都会划分出多个维度、各维度市场需要不同的营销策略、产品、价格策略。无论消费升级还是降级,分级才是中国未来五年最大的趋势。意想不到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必须用开放积极地心态去迎接一切变化。
无论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分级,都离不开消费商品或服务供给企业的参与,他们才是“春江冷暖最先知”。近年来,消费业态经历快速变迁,新的模式技术和消费需求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策略,也为企业的转型和发展带来新的课题,各出奇招实践如何通过品质商品及服务创新为中国消费持续累积创新点。
一些消费型企业尤其是比较活跃的、连接生产和消费的关键性和基础性产业——零售业态从业者已经着手调整应对。
清晰用户画像,掌握消费者变化。如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以“千店千面”的思路调整店面,基于每家店面的顾客群特征做针对性调整。如北京学院路店面周边年轻人多,就主打“科技+时尚”定位,设有照相、洗衣、打印等多种自助柜台,目前年轻客群占比达到54%;玉泉路店面老北京人较多,则着力打造京范儿,设计装饰采用窗花、黄墙绿瓦等元素,还引入红螺、同仁堂等店铺,富有地域化特征。未来,超市发还将加大对顾客消费习惯的研究投入,如何精准把握顾客消费变化已成为重中之重。
提供品质商品、品质服务。如对商品实行七重品质保障,所有商品均可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验证。如天虹北京超市内设有肉菜可追溯体系,顾客可轻松扫码追溯到商品的供应链。再如实施线下买单线上退款等。由此来强化品质消费从而稳定并扩大销售。
拥抱新技术,线上线下互动融合。吸引消费者,少不了互联网新技术的支撑。更多的线下企业不断借助互联网技术进行商业业态和服务创新,从而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相信未来亦将出现很多的创新典型。
对居民而言,要理性消费,减少跟风。分级其实是一种结构性调整,使得商品与消费者的市场配置更现实更合理,挤出各种不合理的泡沫。消费者理性行为是对市场结构转型优化的良性引导。这不仅指降级取向的实用消费,同样包括升级取向的品质享受消费,减少跟风,不盲目攀比跟从某些流行风向,理性选择适合自己实际状况的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