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随着中美之间贸易纠纷案例的增多，随着中国越来越庞大的内部能源需求对世界市场的影响迅速扩大，中国和仍然在西方主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供应和需求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表现在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代言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冲突上。一些西方观察家因此开始怀疑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国际战略。
尽管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在一些方面的冲突在所难免，但这些冲突并不都是负面消极的。要对冲突作具体的分析。冲突可以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经济、战略、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不能把所有这些冲突混为一谈。
迄今为止，中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但这些冲突都可以在中国的“和平发展”（即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构架内得到解决，并且这种冲突和传统意义上的以军事冲突为核心的国际冲突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如果解决得当，可以变成一种双赢游戏，而后者则只能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经济层面的冲突并不对“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战略构成威胁，以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为主体的国际战略仍然是中国崛起最有效的国际战略。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样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经济体，一旦成为现存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个经济体。中国和世界经济体之间所发生的冲突表现为必然性，是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体之间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但磨合是双方面的。中国因为融入世界经济体而改变自己，世界经济体也因为有了中国而在改变自己。用较为学术的语言来讲，这是一个相互转型(mutually transforming)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冲突不可避免，但只要存在着解决各种冲突的构架，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冲突和合作是天然一体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忽视经济面的冲突。这是因为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经济、政治、战略等各方面的利益很难区分开来，经济面的冲突如果解决不了，就有可能演变成其他方面的冲突。因此，如何直面冲突、有效管理冲突乃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所面临的挑战.
01 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三个主要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请进来”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中国通过把全球资本“请进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请进来”开始时大多是海外华人资本，欧美资本随后。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结束了改革前中国较为封闭的状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巨大的动力。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表现为“接轨”。和世界体系“接轨”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内部的各种制度机制来适应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是中国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是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近年来越来越明显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中国“走出去”的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在国内的环境并不理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环境是“亲商”的，但主要是“亲外商”的。外国资本一直享有比本国资本更好的待遇。民族资本直到今天还没有外资的待遇。今天，民族资本在国内面临外资的强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被容许，民族资本就要到处寻找发展的机会。与所有国家的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会按照资本自身的规律走向能够盈利的地方。同时，充裕的资本也使得中国有能力购买大量的原材料以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
中国资本“走出去”（主要通过企业“走出去”的形式）本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例如中国的“请进来”政策使得很多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必然限制了这些资本流入其它也需要这些资本输入的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尤其在东南亚，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说法。现在，中国资本的“走出去”对这些国家来说，无疑是个很好的现象。因为和其他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了。中国为全球市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价廉商品，为原材料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客户”选择，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级更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倾销高档商品的巨大市场。
02 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了这么多的正面效应，那为什么又表现出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有冲突呢？这里既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
在经济层面，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壮大，内部的供应和需求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在供应方面，因为中国内部价廉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中国正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价廉商品，供应全球市场，从而影响当地产品的价格。“中国制造”，确切地说，是“中国组装”，可能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具特色的现象。在需求方面，中国内部巨大的需求已经开始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国际石油、钢材、铁矿等价格变化都离不开中国的因素。
正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都可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程度对不同国家不同，对不同产业不同。一些国家、一些产业视中国的“走出去”为机会，而另外一些国家和产业则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竞争是经济进步的动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应竞争环境。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非经济学意义上所谓的需求和供应关系那么简单，它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说，任何经济学上的交易必然包含有或者产生出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和平崛起和发展，但是在那些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看来，全球化也正在使得中国有可能把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开始很快地走出亚洲，走向了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甚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影响力的崛起，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的崛起，都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
在冷战后，西方世界各种“围堵”中国的声音不断，但与苏联不同，对西方来说，中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无论是中国的“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都使得西方难以实行当年对苏联所实行的政策。苏联是一个相当孤立的实体，在经济上和西方世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但如上所说，中国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再者，苏联也经常搞“输出”，搞“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输出，这经常导致西方的恐惧，但中国所输出的则是西方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商品。这种情况使得西方很难找到一种战略来遏制中国。到今天为止，尽管西方世界一直有“围堵”中国的意图，但并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
因为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来消化或者遏制中国经济崛起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经常感到深切的忧虑。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拼命通过政治手段，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外扩。从世界的历史长河来看，这样那样的政治化手段可能会延迟中国经济的外在影响力，但不可能阻止中国的“走出去”。
希拉里为何选用强势态度对待中国？特朗普为何执着对中国展开贸易战？中国是否可以复制新加坡崛起道路？普京个人强大能否带领俄罗斯再次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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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要遏制中国？因为我们抓得住机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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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也抓住过战略机遇期，但是没能度过战略困境期，结果在战略机遇期发展起来的国力，又在战略困境期交出去了。
中国的发展已经逼得美国搞起“极限施压”，企图迫使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了，这有可能成功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
过去每到一个时段，政府总是告诉我们，要抓住这次的战略机遇期。中国运气这么好，总能抓住每次的战略机遇期？我们难道没有战略困境期？
改革开放定为国策后，我们遇到第一次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到八十年代末）。一方面，政治上美国企图联中制苏，此时处于“中美蜜月期”；另一方面，各资本主义国家正向信息化和后工业化转型，资本到处寻求出路。
1978年谷牧副总理访问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说：我给五十亿美元的投资，我们握个手就可以定下来。这肯定是战略机遇期。
但是这个机遇期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单单中国抓住了？
其实基于前三十年创造的各种条件：中国完成了初步工业化，有大量受过普通教育的有素质的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都有服从组织管理的经验（大量农业劳动力也很适应组织管理）。
这是前三十年的成果，所以中国抓住了这次机遇期，大量引进国外成熟家电生产线和服装鞋帽生产线，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台阶。
工业化不是有劳动力就行了，印度就有大量劳动力。工业化要求劳动力有基本的文化素质，否则企业就得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培训。
工业化还和一般农业国家不一样，小农劳动是散漫的，无组织的，而要适应准点上班，上下工序的配合等组织化的工作其实很困难。但是中国的农民工早已适应在组织中工作（改开前的农业劳动都是在集体中合作的）。
工业化还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环境，中国一开始也是各地为保护自己的产业，以邻为壑。在中央政府的大力调整下逐步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所以中国抓住这改开后的第一个战略机遇期并非偶然，中国为工业化做好了一切准备，缺的就是资本而已。当世界上资本涌动到处寻求投资机遇时，中国拿到最大部分，那是中国做好了准备，这些准备都是长期努力的结果。
中国当年的困难之一是缺乏一批熟悉市场化管理的干部。中国除了送一批干部出去培训，还创造性的举办特区，在特区办事不受既有法律法规限制，要求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来”。
许多不安于现状的人，就是在特区学会了市场化管理。
当年特区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国内产生的影响不亚于八级地震！
计划经济管理人员其实很不适应。
当年瑞士财团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意识到中国将和外界有大量的人员来往，肯定需要大飞机，于是提供一笔贷款供中国民航购买波音747。
在瑞士财团看来，这生意稳赚不赔。但是国内就有人提出为国家形象需要给领导人配专机，要求留一架波音747做专机。
瑞士财团不理解，专机肯定没有现金流，那你们怎么偿还贷款？两种经济思路打架了。瑞士财团担忧还款，当年告到了总设计师那里。
总设计师也意识到这不仅是一架飞机的调配问题，而是学习走市场经济道路问题，还是执着于计划经济的一平二调问题。
我们不知道总设计师的具体指示，但是肯定是一种禁止性指示。因为直到今天，中国国力强大了，但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依然没有专机，出访需要专机时临时从国航抽调。
既然有战略机遇期，当然就有战略困境期。上世纪九十年代直到2001年可以定义为战略困境期。
九十年代初，因为中国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西方再次对中国“禁运”。苏联崩解，也使西方再次把矛头转向中国。而从九十年代中期，美元指数上升，直到2001年达到120，许多国家在这一期间被剪了羊毛，比如发生在1996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人引为国耻的三大恨，有两个发生在此期间。
要知道正是在这个战略困境期，也是“普世价值”泛滥的时候，许多人因此丧失信仰，丧失赶超的信心。我原工作单位一位老总，90年代初到美国参观，回来感叹道：100年我们也赶不上呀。
经济如此，军事呢？
正向某位军迷总结的：
我曾经欺骗自己，歼八II是一种好飞机，能抗衡F16、F22，江湖级也是一艘好军舰，战术合理的话，能够抗衡伯克级。可是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发生战争，我们除了用胸膛去堵敌人的枪眼之外，拿不出和西方抗衡的利器！
再看国内矛盾。
由于许多国有企业效率太低，有人担心加入WTO，国际大鳄会把中国几十年集聚的财富一口吞下，渣都不剩。
而主张加入WTO的人看来，既然完成了向市场化转型，当然就应该在世界市场上搏杀。而为了加入WTO，必须抓大放小，对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关停并转，由此产生大量工人下岗，社会为维稳投入大量资源。这其实就是一次壮士断腕的举措！
很多人诟病，完全可以多给一点时间，帮那些企业提高竞争力，关停并转太缺乏同情心了。
但是经济学上有一个定理叫“路径依赖”，也就是他们习惯了在国家管理下生存，只要还能活下去，指望他们放弃这个身份，或者改变习惯，基本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拖着这些企业，加入WTO后就会变成外资吞并中国企业的盛宴！
断臂求生是不可避免的。
当年中国毕竟需要发展的行业众多，市场容量极大，又在九十年代初完成了市场机制的基本转型，民营企业迸发出巨大的发展潜力。第一批特区也取得丰硕成果，上海浦东也被列入特区范围。中国凭借自己的努力，度过了战略困境期。
第二次机遇期（2002到2008）来了，抗过了战略困境期，美国又判断中国应该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于是放行中国加入了WTO，中国发展的所有障碍一下扫除，经济进入爆发期。
外国人没想到，其实中国人自己也未必想到了，一旦中国人获得发展条件，凭借其勤劳本色，在一个坚强的领导之下，一步步超越各发达国家，其工业能力达到“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的变态地步。
当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决策，就是到底只做“国际大循环”的几个环节，还是逐步吞下整个产业链。
有人觉得，按照WTO的分工，中国做好产品加工组装的几个环节就不错了。但是高层领导不这么想，坚持从下至上，一步步吞下了整个产业链。
事实证明，如果只做“大循环” 中的几个环节，很容易被人掐住脖子，只有坚持吃掉全产业链，中国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通过自己的努力，中国延长了这个战略机遇期，基本到了特朗普上台之前。
可以总结一下，中国能抓住第一个战略机遇期，靠的是前三十年的积累，和中央当年精准的预判。而随后的战略困境期，靠的是总设计师及时定下的“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同时大力解决国内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类问题，终于在下一个战略机遇期到来之时，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打了个翻身仗。
特朗普上台后，中国再次进入战略困境期。
美国在进行极限施压，欧日等西方国家虽对美国不满，但是对中国的赶超也是忧心忡忡，因为这同样断了他们今后轻松挣钱的路子。因此在无奈对抗美国的同时，也不忘对中国的打压。
关键是中国必须有决心硬怼美国，因为中美谁能压制对方，欧日等国就会重新站队。中国对美国让步，既不可能得到美国的“宽免”，还会被欧日同时打压。
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当年外贸占比还不算大，主要是吸引外资问题。由于中国市场很大，虽然是战略困境期，还是有许多外资进来。现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大多了，而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极大地挤占了其他发达国家赖以生存的领域，必将招来打压。
不过，相比90年代，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也强多了，对付这个战略困境，中国已然有了准备。
其实很多国家也抓住过战略机遇期，但是没能度过战略困境期，结果在战略机遇期发展起来的国力，又在战略困境期交出去了。在战略困境期能守住成果很不容易，因为这需要实力和定力。
这个战略困境期会有多长？先准备一个“八年抗战”吧。毕竟美国还够强大，毕竟我们的统一战线目前还不能拉过原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观望。
只有中国怼过美国，同时综合国力还能基本赶上美国时，别人才能心甘情愿的站队。当然，美国迷信于自己的实力，现在不再在乎自己的统一战线，经常拿盟友开刀，这对我们形成新的统一战线也是有利的。
在经济战线，中国有全产业链的优势，也有缺乏某些核心技术的短板。但是这些短板目前已经没有代差，因此只要统一了认识，赶上也就是个时间问题。
更要防备的是，美国在经济领域无法战胜中国，就会利用地缘政治给中国制造更大的困境。由于中国的耐心和手段，中国周边能引爆的地缘焦点已经很少。如果美国准备军事裸奔呢？那么中国也做好了准备。
我们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是真理有时就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太祖说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