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国际金融危机1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长期以来，中美两国舆论都相当关注危机10年来中美实力消长变化。在今年特殊的时间节点，真实客观地比较中美实力变迁以及两国博弈的战略走向，显得相当重要。
客观理性地看待中美两国国力的对比与变化
对中美国力变化，两国舆论普遍认为“此消彼长”，即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不过，对两国实力消长程度却存在着极化的两类看法。一类认为中国实力已全面超过美国，“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强国”；另一类则认为中国实力与美国差距仍相当大，有的甚至惊呼“中国离美国还差50年”。
事实上，以上看法都不准确。美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份额从2008年的23.3%上升到了2017年的24.8%，其间有小幅振荡，但稍有上升。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份额由7.3%上升到15%，的确是快速崛起，2010年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短短七年后GDP已是日本的近3倍。但中国国力离美国仍存在明显差距，只是这种差距并非全面性的，而是局部性的并呈现渐进式的缩小趋势。
在经济方面，当前中国GDP约是美国的65%，但2017年中国第一产业（农业）生产总值却是美国的约6倍，第二产业（工业）生产产值约是美国的1.5倍，两者领先美国的幅度均逐年扩大。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期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13年以来，中国货物贸易总量已多年超越美国，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目前，中国约是130个国家的第一贸易伙伴国，是美国的两倍。5000多种商品门类中，约40%产品门类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源于中国，而美国只占15%左右。可见，尽管美国GDP总量、服务贸易、第三产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领先中国，但中美经济优势各有千秋，中国经济贡献率、全球领导力与未来前景近年来更被全世界所看好。
在金融方面，人民币与美元的货币国际化程度差距较大。近年来，美元国际化指数一直保持在55%左右，而人民币仅在3%上下。中国资本市场体量约是美国的1/3，且金融开放程度中国还要向美国看齐。尽管如此，中国金融也在奋起直追。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权重达到10.92%，美元是41.7%。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的比重开始逐渐提升。更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经济在中国的普及，中国移动支付规模一骑绝尘，2017年规模几乎是美国的90倍。相信网络时代将给予中国金融对美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在军事方面，中国已被公认是全球三大军事强国之一，但中国2017年军费仅是美国的1/3左右。军力是中美实力比较变量中差距最大的。但鉴于军事力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有效作用在减弱，且中国军力立足于和平的战略初衷与足够捍卫核心利益的国防信心，两国军力差距在当下中美比较中的重要性远不如过去。
在科技方面，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投入保持在世界第二的位置，约是美国的80%，但增幅更快。且当前中国工程师的数量已远远超过美国。2016年以来，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大幅超过美国。当前科技界较为公认的事实是，在效率驱动型与客户中心型的科技领域，中国较美国有优势，如基建、高铁、家电等；而在科学研究型、工程技术型方面，美国领先的优势较为明显，如生物制药、芯片等。中国注重科技应用，美国注重基础研究，这是两国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化特征。
在国家形象上，近年来全球对美国的认可度急剧下降。据皮尤中心数据，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的认可度优于美国，美国呈“失道寡助”之势。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世界仅有12%的国家相信美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而高达42%的国家相信中国更值得信赖。近年来，中国在社会稳定、城市治安、基础设施、共享经济等方面的卓越发展，使得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选择上提供了“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新选项。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治理长期处在种族矛盾、枪支管治、周期性危机等困境中。
综上所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美实力变迁来讲是一个节点式事件。美国实力整体上原地踏步，部分呈现被超越之势，而中国则大步向前。从19世纪末美国跃升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算起，德国、苏联与日本先后在国力上追赶美国，但全面历史地比较支撑21世纪全球强国的综合指标，中国毫无疑问已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距美国实力最近的崛起大国。可见，比较中美实力时，必须客观理性，既要看到中美存在的差距，也要对中国多年来的发展与前景持有信心。
过去十年来，中美之间的战略态势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全球舆论的焦虑感与紧张感急剧上升。这体现了全球舆论对实力排名最靠前的两个国家互动关系的高度关切，也折射了中美两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影响力。但从贸易摩擦真实体量与两国合作的实际深度来看，舆论显然高估了贸易摩擦的冲击力，也高估了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力。实际上，受全球瞩目的中美贸易摩擦，充其量只是千百亿美元体量的实际利益之争，并未动摇两国政治、军事与经济大局。
事实上，当前的中美关系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广度、冲突烈度均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且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二战以后的美苏关系呈现的是两个意识形态迥异的军事集团恶斗，相互之间多数时候只有“军备竞赛”与“暂时妥协”两个选项，也仅有“你死”或“我亡”两种结局。中美关系则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状况，年均600万人次的社会交往、约6000亿美元的贸易往来、相对稳定的中美军事交流与国际反恐合作、100多条的双边官方对话渠道，支撑着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多数时候在并行轨道上同时行驶。几十年间无数事实反复证明，尽管中美之间有分歧、有矛盾、有摩擦、有竞争，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并压倒这些分歧矛盾摩擦竞争。这是中美关系与当年美苏关系最大的不同。
自中美建交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10年来，中美之间的战略互动态势已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尽管2018年新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对手”， 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担忧与全球舆论界的关切。其实，这恰恰折射了在战略态势上，美国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崛起，而另一方面也折射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互动地位也不再是次要方、附属方、被动回应方、被忽视方。
从整体态势上看，中国对美国的互动地位已从战略被动变为战略对等。基于对国际经验与中美互动诸多危机事件的总结，中国已深刻认识到强大国力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十年来，中国国力持续上升，迫使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2013年，中国推出具有全球视野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在中国战略格局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反制与塑造能力大大提升。中国不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而是有自己的发展节奏。美国推行的政策、动向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也远不如过去。相反，中国对外传播、政策走向、金融波动对美国社会的溢出效应日益显现。近年来，美国智库界密切追踪中共十九大报告、“一带一路”进展与每年“两会”信息，对中国“锐实力”空前关注，这些都表明中国与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对等的战略行为体。更重要的是，两国关系发展则“共同确保演进”、恶化则“相互确保摧毁”的对等状况，促使中美双方处在难得的战略平衡与稳定期，从而对干扰因素具有更强的战略承受力。两国不得不相互尊重、相互忌惮、相互评估彼此正反馈效应的结果。
从全球形象上看，中国相较美国的国际地位已从战略寡助变成战略多助。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接连写入联合国官方文件，“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新型全球治理观受到了世界的普遍支持。中国坚持平等互利的理念广交朋友，美国却以“胡萝卜+大棒”之策四处树敌。中国主张不结盟，但结伴而行的朋友越来越多；美国盟友遍布全球，但威胁美国的敌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优先”“美国第一”政策与屡屡“退群”举动使得美国国家形象下降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据皮尤中心数据，全球74%人群不信任美国总统，近半数人群不喜欢美国。美国的传统盟友体系日益松散，“貌合神离”之态明显，韩国、菲律宾近年来不再坚定追随美国，连铁杆盟友欧洲都频频发声“美国靠不住”，在伊核、贸易与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求助于中国。
从民众底气上看，中国民众看美国的社会心理已从战略自卑变为战略自信。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美国观逐渐“去神话化”。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眼里，美国不再是“自由民主灯塔”，中国也没有必要复制美国道路。伊拉克战争、国际金融危机、斯诺登事件、叙利亚危机、中美贸易战等事件像是给中国人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的全民爱国主义教育课，“美式民主”与“美式监管”的虚伪性已被广大中国人充分认清。而近年来，高铁、微信、网购、共享单车等给中国人生活带来的便捷，使中国人对本国社会发展普遍持有巨大信心。尤其是90后、00后的下一代中国人，与世界最发达国家与地区同步甚至优先享受最新产品、信息与消费时尚的红利，对国家的拥戴与支持更是他国无法比拟的。多项国际民调显示，中国人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最有信心的民众，也是最支持政府发展战略的民众。相较于美国的社会分裂、政治党争以及近年来美国学界对本国体制越来越多的自我否定，社会高度团结是中国在中美博弈进程中占优势的重要筹码。
可见，评估中美实力比较与博弈进程时，不能只看一时一事，更要看长远走向；不能只在乎一城一池，还要看战略态势。“时”与“势”结合，“道”与“术”统一，才能在当下纷繁复杂的全球大背景下认清中美互动的现状。
对美国要保持战略定力、精准施策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与越南、古巴、苏联、南斯拉夫、利比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战略博弈中损耗了大量宝贵的战略资源，挥霍了大量的信誉储备，明显暴露了美国的战略缺点，更让中国积累了正确认识美国的充足历史经验与分析素材。
第一，要认清美国在对外博弈中善于“拳击”、弱于“太极”，善于“速决战”、弱于“持久战”的特点。历史经验表明，在硬碰硬的短期“对撞”中，美国会越战越勇，胜算更高。但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上，美国则会由于国内选举、总统换届、社会舆论等诸多因素而出现失误与政策调整。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总统更乐见短期收益，而中国更看重长远获得。对此，中国一定要对美国展开迂回策略，以持久战的心态对美国展开全方位的耐心博弈。事实上，40年来中国对美国保持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与策略韧性，恰恰是在每一轮残酷的中美博弈中化险为夷的根本原因。从中美实力消长的角度看，未来的时间站在中国一边。第二，要认清美国是社会内部分裂、靠外部树敌而粘合的政治共同体。从好莱坞大片到反恐战争，从美苏冷战到美朝博弈，事实证明，美国一旦认定外部敌人，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凝聚力与政策动员力。长期以来，中国不愿与美国为敌，屡屡四两拨千斤式地化解美国挑衅，使美国始终确立不了统一的、持续的对华战略。当下，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空前警觉，主张对华强硬的战略认识已日趋一致，但如何对华强硬仍存在“分歧”，即怎么强硬、强硬程度几何、什么时候强硬等。中国须抓住美国内部矛盾，团结所有可团结的全球力量，以坚忍明智的战略定力，继续以“太极”之法与之周旋，在韧性的战略周旋中把握机遇，赢得主动。
第三，要认清中美比拼的最终归宿是两国国内的治国理政水平。从两国实力现状看，作为外部力量，美国仅是中国发展的长期干预变量，已失去了遏制中国的能力与时机。当下的中美博弈，比的是意志与内力，而非招式与拳脚。“中国不会被他杀，但会被骗自杀”，警惕被外力伐谋，维持国内稳定、发展与改革的有机统一，是中国长远发展的基础。抓住美国对华的挤压时机，深化与落实国内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按“两个一百年”与2035年、2050年“两步走”的战略步骤，以既定的发展战略继续前行，中国定会成为两者博弈的最终优胜方。
（作者：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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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中美贸易战打响第一枪 若全面升级后果很严重
目前双方立场都十分坚定，没有让步迹象，因此贸易摩擦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将进入黑暗的隧道之中……直到双方在情势所迫下，各自重新检视自己的立场”。
美国东部时间7月6日凌晨0:01分，美国正式开始对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这是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于7月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不会在威胁和讹诈面前低头，也不会动摇捍卫全球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的决心。
中美双方自去年就针对双边经贸问题开始谈判，但在数回合谈判后仍无法达成基本共识。据路透社5月份报道，特朗普政府的谈判团队要求中方降低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承诺不通过政府补贴扶植“中国制造2025”计划里的重点产业、同时与美国实行对等的关税税率，如美国的汽车关税为2.5%，而中国的汽车关税为25%。而中方表示愿意增加对美进口，同时降低包括汽车在内的部分产品关税、重新考虑对美国高粱的反倾销税等，但是中方也要求美国公平对待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暂不实施根据301调查结果而制定的25%关税措施。
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夏尊恩（Timothy Stratford）对《财经》(博客,微博)记者表示，目前双方立场都十分坚定，没有让步迹象，因此贸易摩擦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将进入黑暗的隧道之中……直到双方在情势所迫下，各自重新检视自己的立场”。
从本周一（7月2日）开始，由于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亚洲和美国股市已经历了大幅震荡。在美国正式实施关税措施的前一个交易日，亚洲股市普遍走低，上证综合指数下探0.91%，深市创业板指数更是急跌2.45%，日经平均指数下跌0.78%，韩国综合指数则下跌0.35%。
企业的利益得失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6月15日公布，针对2017年自中国进口价值达500亿的商品征收25%关税，分两阶段实施，首先，对总价值达340亿美元的818项产品于7月6日正式开始执行；接着，对价值160亿美元的284项产品清单公开征询意见至7月31日结束，预期8月开始实施。
此清单是贸易代表办公室4月公布的1333项产品清单的修改版，经公开讨论后将几项消费性产品移除。新清单上总共1102项产品中，只有1%是消费性产品，其他都是工业产品或用于后期组装的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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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智库中国区分析师马志昂（Nick Marro）对《财经》分析，第一阶段清单包括很多消费性电子产品的零部件，如LCD、LED显示屏；第二份清单包含更多的是对供应链更重要且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如集成电路。第一份价值340亿的清单对中美贸易总量毕竟是小数目，不至于伤害太大，但第二清单若实施，造成的附带伤害更明显。从时间点看来，具体伤害效果可能会在8月末至9月初开始显现，各厂商最终会把这些提高的成本间接转嫁给消费者。
特朗普政府官员4月时称，对相关产品加征关税的幅度将会让中国企业失去出口的动力。新清单中的半成品清单则将迫使美国企业供应链降低对产自中国的零部件依赖。
这令部分制造业企业的日子十分难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今年1月以来，美国洗碗机价格已上涨17%，美国通用汽车、摩托车生产商哈雷戴维森等制造企业都有类似担忧。
7月3日美国股市收盘时，飞机制造商波音、工程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半导体公司英特尔、消费性电子企业苹果以及汽车相关企业的股票承受着沉重的抛售压力。
这些压力导致部分企业和商业团体开始公开对特朗普政府提出反对意见，这些企业覆盖零售、装备制造、消费电子、IT以及农业等各个行业。代表大型跨国企业，如沃尔玛、波音、IBM、Facebook等的数个团体， 自关税清单公布后就开始敦促特朗普政府慎重考虑关税政策。
“在缺乏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战略下，单方就500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将伤害美国商业、工人和家庭，”代表大型企业苹果、3M、JPMorgan的商业团体“商业圆桌”（Business Roundtable）指出。出于政治考量，大部份美国企业通过商业团体对政策发声。
另外，像大豆这些较为依赖中国市场的行业，因担心成为贸易战受害者，自关税政策一公布就公开要求政府考虑其利益。此前，美国大豆产量的三分之一销往中国。
尽管美国农业部回应，将协助大豆农民，但是大豆业者担心在中国市场份额被取代，一旦贸易战结束后，伤害仍然难以弥补。
7月3日傍晚，明尼苏达州大豆协会主席斯卢内卡（Tom Slunecka）像往年一样，和家人朋友躺在草地上欣赏着美国国庆焰火表演。与以往不同的是，国庆假期后即将面临的中美关税战让他完全轻松不起来。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交割的大豆期货价格当天收于每蒲式耳8.44美元，为9年来的最低水平。
根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为报复特朗普的关税措施，从美国年进口140亿美元大豆的中方将开始征收25%关税。一旦付诸实施，中方可能取消今年剩余的大豆订单。中方自4月已开始寻找巴西大豆供应商。“我对我们和中国的长期关系感到忧虑……我希望中国客户知道他们在我们心中的重要地位，”斯卢内卡对《财经》说。
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在其官网上罗列出美国可能受到的伤害的各州，同时推出“贸易可行，关税不可行”的口号。
根据其统计，美国50个州里，受最大影响的将是出口额最大的华盛顿州，其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产品为车厘子、苹果、蔬菜和水果种子以及渔业产品等；对中国出口汽车达20亿美元的阿拉巴马州也影响较大。
特朗普拒绝倾听这些批评声浪，并回击称，不公平贸易协定造成美国2017年与其他经济体5680亿美元逆差，美国必须改变这种困境。特朗普甚至对企业喊话，“你已经损失了，现在开始要赢回来”。
“总统试图修复的是一个早就应该被处理的长期问题，谁都不可能处理股市每天的波动。”商务部长罗斯为关税政策辩护称，政府不可能因为市场短期的负面反应而改变政策。
美国国会研究（国会智库）亚洲贸易和金融专家莫瑞森（Wayne Morrison）告诉《财经》记者，美国总统完全有权决定是否实施以及何时实施由301调查而制定的关税措施。莫瑞森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缺乏透明和一致性，因此非常难预测其行动步骤。
完全贸易战的可怕后果
各市场研究机构，现在都开始讨论如何定义“完全贸易战”及其可能造成的伤害。
Invesco 全球分析师胡珀（Kristina Hooper）认为，贸易战的定义是贸易主体之间为伤害对方而限制自对方进口的产品，以此判断，贸易战已经是进行式，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经济造成影响？“我们会在2019年看到实质影响，（具体影响）取决于接下来的贸易情势发展”。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警告称，当中、美、欧相互提高关税导致成本上涨10%时，全球贸易量将减少6%，全球GDP将下滑1.4%。英国智库牛津经济（Oxford Economics）则认为贸易战升级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减少0.4%。
马志昂的判断是，如果特朗普在对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后，又增加40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清单，这将囊括美国几乎所有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其中很多消费性产品是美国消费者无法以相同价格从别处购买的，这对美国消费者会造成压力，同时引来中方做出对等报复回应。最终可能导致制造商将工厂移往东南亚其他国家。
接下来的最坏情势是中美双方来回不断增加报复性关税的产品项目，这将会扰乱全球供应链，抬高很多产品的价格。“不幸的是，特朗普不懂基本贸易理论，他想帮助他的选民，例如农人和制造工人，但最终也会对他们造成严重的经济伤害，”莫瑞森说。
除了不按牌理出牌，导致两国至今无法找出解决方案的是特朗普政府不断改变的诉求。
马志昂指出，特朗普政府开始讨论中美贸易时的目标是美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市场准入问题和中国政府对特定产业的补贴政策，但是接下来美国政府的谈判立场就变得模糊。从挑战“中国制造2025”到寻求减少贸易逆差，在经济学人智库看来，“在美国明确表达出谈判立场前，中国无法有效回应”。
华盛顿对中方在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做法不满是美国政府与企业和商业团体间少有的共识，美国企业抱怨在华遇到的难题并未得到具体回应。另外，由于中国制造技术的追赶，特别在“中国制造2025”政策推出之后，美国从商界、学界到政府对与中国的竞争感到忧心忡忡。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动用强硬措施是试图改变上述的被动局面。
但这究竟是否是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仍未可知。
莫瑞森不解的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用贸易手段和威胁诱使其他国家推动改革和自由化市场，同时帮助WTO向上升级？或者他们想瓦解全球贸易体系？”
马志昂认为，关税不可能让中国放弃自己的发展计划，“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垫脚石，媒体或者会减少报道，但这已经是既定政策，难以更改。
对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而言，“双方回到谈判桌为双方关系面临的挑战找出解决方案，”是当前最急迫的因应之道。除此之外，彭捷宁指出，他们也希望中方针对知识产权剽窃、仿冒等行为制定刑事处罚法律；取消对合资和以技术换取商业证照的要求。“所有企业，无论内资外资，应该在中国公司法下被平等对待。”
莫瑞森认为，如果双方能找出解决方案，两国政府制造出“双赢”而非一方先认输的印象，毕竟没有一方想失掉面子。同时，如果双方签订任何协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要被列入，因为这是外资企业多年来在中国的挫折来源。
夏尊恩将双方经济制度比喻为两种不同风格的橄榄球赛。中方打的是美式橄榄球，球员穿上各种保护设备，在球场上也以防守为主，相较之下其他国家打的是英式橄榄球，速度更快、更灵活，双方需要理解这根本性的差别才能共同找出解决方案。“明年，双方或者能开始考虑，但找出解决方案将需要更多时间，因为两国态度有非常大的区别”。
贸易争端再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真正的创新？合理的产业政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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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蔡婷贻 | 文 郝洲 |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