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美国白宫发布《国家安全科技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cience & Technology Strategy，NSSTS）[1]，以聚焦竞争、增强韧性、敏捷创新和保护科技安全为四大支柱，衔接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部署科技领域对国家安全目标的支撑措施。需要明确的是，NSSTS本身属于纲领性、指导性文件，并不直接创设出口管制或限制交易对象的合规义务，但为理解美国科技政策及后续监管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战略出台背景
白宫上一次发布同名战略可追溯到1995年[2]。31年的时间跨度，既引出了美国科技安全政策如何延续的问题，也使本次发布的制度背景与战略意图值得进一步审视。
从政策演进看，尽管“国家安全科技战略”这一标题长期未被再次使用，相关部署仍持续通过其他战略文件推进。2020年，特朗普政府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将人工智能、量子和半导体等领域列为重点，强调增强创新能力、保护技术优势及深化盟友合作[3]。2024年，拜登政府进一步更新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4]，细化国家安全关注的技术范围。
在上述政策延续的基础上，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进一步明确了科技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之间的制度衔接。该法第10612条规定，在每次《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SS）向国会提交后90日内，由总统通过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制定或修订相应科技战略并向国会提交[5]。NSSTS开篇即明确，其用于履行上述法定要求，支持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的落实。因此，此次发布既承接了既有科技安全政策，也体现了在法定机制下统筹相关部署的要求。
二、战略主要内容
《国家安全科技战略》（NSSTS）所回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国家战略能力。对美国而言，安全与发展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如何在维持创新体系开放性与全球竞争力的同时，防止关键技术、资本和数据被用于增强潜在对手的军事与情报能力。企业研发、国际人才流动和全球市场为美国技术领先提供支撑，但跨境合作也可能伴随敏感能力转移与供应链依赖；安全限制有助于降低特定风险，其范围和强度又可能影响企业收益、研发投入及国际合作。
围绕这一问题，NSSTS提出“聚焦、韧性、敏捷、安全”四项核心要求，分别对应科技资源配置、关键能力保障、创新体系效率与敏感技术保护，共同构成服务国家安全目标的科技政策框架：
1. 聚焦：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科技资源应投向最能发挥美国优势、推进美国利益的方向。将维持战场优势、应对本土战略威胁作为优先任务，并将水下、太空以及AI与自主系统列为战场优势和力量投射的三项优先领域。同时，注重竞争策略的成本效益，强调发挥美国既有优势，并通过参与国际标准、规范与治理规则制定，影响技术竞争条件。出口管制在这一框架中被赋予明确的战略功能：保护前沿能力，并影响关键技术发展的地域分布与实现方式。
2. 韧性：保障关键能力
该项目标是降低关键任务和关键技术领域风险，减轻外部冲击对国家安全功能的影响。一方面，通过现代化改造关键基础设施、利用最优冗余分散风险，以及简化、精简并加速对敌方攻击和其他突发事件的响应，把技术韧性内建于关键国家职能之中；另一方面，防范外国对手对关键系统及供应链的利用，重要工具包括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受管制清单（Covered List）、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的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ICTS）审查机制，以及联邦采购安全委员会（FASC）。
3. 敏捷：提升创新体系效率
在创新效率上，减少妨碍创新和技术应用的不必要限制，包括采取更多激励措施促进创新、取消不必要的监管负担以及加快采办改革。在取消不必要的监管负担方面，出口管制领域最典型的例子是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人工智能扩散框架》的设立及后续撤销行动[6]。
4. 安全：保护敏感技术
在技术保护上，战略将科研安全、外国投资审查、对外投资限制、出口管制与数据跨境限制纳入共同框架，体现出对技术能力形成与转移过程的多环节保护。科研安全措施关注研究活动及成果受到干预和不当利用的风险；在外国投资审查方面，政府将寻求与国会合作推进，并投资者与外国对手之间可核实的距离和独立性反向确定审查强度；数据跨境限制与出口管制并列，理由是敏感数据的非法出口可被用于对美恶意行动或训练特定人工智能能力，要求继续优先实施依第13873号行政令、第14117号行政令及28 CFR Part 202设立的“数据安全项目”，保护政府相关数据及美国人的大规模基因组、地理位置、生物识别、健康、金融等敏感个人数据。
5. 跨领域工具：出口管制
出口管制被定位为塑造全球技术格局的战略工具，战略为其设定了双向任务：一方面，更新管制以跟上新出现的风险、演进中的技术和更广泛的战略环境；另一方面，取消或精简过时的管制，确保规则不会无意中妨碍创新、竞争力或美国企业扩大新兴技术规模的能力，后者与创新效率支柱中消除监管负担的表述几乎同构。文件以无人机出口为例指出，2026年1月，BIS发布临时最终规则，简化向具有健全出口管制制度的盟友和伙伴出口无人机的管制要求。
出口管制在其中承担着分配技术准入的作用。战略同时强调加强保护与简化过时限制，因而，不能仅用“收紧”或“放松”判断政策方向。对特定市场开放，可以扩大美国技术的采用范围；对特定主体限制，则可以提高竞争者获取关键投入的成本。二者能够服务于同一战略目标。但这套政策组合存在内在张力。限制过严，会损失市场收入、削弱研发投入，并增强客户寻找替代方案的动力；开放过度，又可能帮助潜在竞争者积累能力。因此，出口管制的战略效果应当结合替代技术、执行成本和盟友配合程度判断。
6. 实施路径与附录
此外，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五项实施路径，涉及科技人才队伍、研发基础设施、联邦研发资金、与非联邦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关系，以及盟友与伙伴能力，并通过附录A更新十四个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借助附录B建立技术领域与国家安全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由此，战略形成了从政策方向、实施资源到技术任务的具体安排。其中，“AI与自主系统”在附录B任务矩阵的全部细分需求列中均被标注，体现出其对不同安全任务的广泛支撑作用。
这一布局也为理解国家安全下的出口管制提供了背景：技术保护措施所影响的，既包括特定物项的跨境转移，也包括相关能力形成所需的研发合作、产业投入与国际技术网络。由此可以观察到，出口管制在NSSTS的政策叙事中已经不再是一项孤立的物项管制工具，而是与CFIUS审查、出站投资限制、数据安全项目、科研安全审查可能同时影响同一项目，均需分别判断
三、技术优势向国家权力的转化机制分析
技术优势意味着拥有更先进的知识、产品和生产能力；国家权力则进一步体现为实现战略目标、影响其他主体行为与选择的能力。技术优势能否转化为国家权力，取决于能力如何部署、制度如何安排、国际合作如何组织。此次新出台的NSSTS正是围绕这些转化环节展开部署，为这一过程提供了顶层设计。
首先，通过技术部署与韧性建设，影响对手的战略选择。NSSTS将维持战场优势和应对本土威胁列为重点，并明确指出，技术韧性有助于形成“拒止威慑”，即通过降低对手采取攻击行动的预期收益，抑制其行动意愿。NSSTS还提出，将先进打击能力与规模化部署的低成本平台相结合，可以促使竞争者将更多资源转向昂贵的防御系统。上述安排表明，技术优势的权力效应既体现为增强自身行动能力，也体现为改变对手的成本收益判断及资源配置。科技投入由此通过具体能力部署，进入国家间的战略互动过程。
其次，通过技术准入安排，影响关键能力的国际分布。NSSTS将出口管制定位为塑造全球技术格局的战略工具，明确提出保护前沿能力，并影响关键技术发展的地点与方式。这一表述为理解出口管制的权力属性提供了直接依据：管制措施通过改变技术获取与转移条件，影响相关主体的研发路径、生产布局和投资决策。在此过程中，法律授权提供实施管制的制度基础，技术优势则影响管制产生实际约束的程度。受控技术的可替代性越低，技术准入条件对交易主体选择的影响通常越大；替代供给、技术迭代和执行能力则构成这一影响的现实边界。
再次，通过标准制定与伙伴协调，扩大对技术竞争环境的影响。NSSTS提出，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塑造关键与新兴技术的规范、标准和治理框架，方式须有利于而非阻碍美国竞争力，并明确要求确保美国强有力且有计划地参与国际标准机构。在对外投资领域，文件还要求鼓励盟友与伙伴对具有军事和情报应用的先进技术投资采取类似限制。由此可见，美国正寻求将技术合作与保护要求相结合，在利用伙伴能力的同时，提高政策协调水平。相关安排若获得伙伴接受并落实，其影响便可能延伸至更广泛的跨境技术活动，形成超出单一国家措施的规则效应。
上述机制表明，“技术优势转化为国家权力”指向的是技术资源经由能力部署、准入制度和国际协调，作用于其他主体的行为与选择。对出口管制而言，评价重点因而应从限制措施本身，进一步延伸至其能否影响关键能力形成，以及这种影响能否持续。
四、企业行动建议
技术优势向国家权力的转化，落实到企业层面，体现为技术获取、资本进入、研发合作和市场准入条件的变化。企业应将这些条件纳入经营决策，在识别具体法律义务的基础上，评估政策调整对持续研发、跨境交付和供应保障能力的影响。
首先，围绕关键技术依赖开展业务评估。对于AI、半导体、量子等领域的相关企业，应梳理核心设备、软件工具、技术服务及研发合作的来源，识别业务运行中难以替代的环节，并评估许可政策、供应条件或合作资格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将替代方案的技术可行性、切换成本和实施周期纳入采购与投资决策，在合同中明确许可责任、政策变化及服务中断的处理安排。评估重点应覆盖交易获准后的持续履约条件。
其次，将投资安全与技术转移审查嵌入交易设计。涉及跨境融资、并购、合资和技术许可的企业，应结合投资者身份、控制关系、技术内容及实际业务安排，分别识别外国投资审查、对外投资限制和出口管制的适用要求。对于战略提出的审查机制调整及限制范围扩展，应跟踪其后续立法和规则落实情况，区分政策方向与已生效义务，提前评估交易结构、交割条件和信息披露安排的调整需求。
第三，将数据与科研合作纳入技术能力保障。涉及AI训练和数据处理的企业，应核查数据来源、类别、规模、接收主体及访问权限，依据适用规则评估数据采购、跨境处理和云服务安排。开展国际研发合作时，应同步明确研究资助条件、技术资料访问范围、知识产权归属及成果交付方式，评估相关限制对模型开发和产品迭代的影响。跨法域经营的企业还应协调不同制度下的要求，识别潜在冲突及其处理路径。
最后，建立从战略信号到具体规则的持续跟踪机制。NSSTS技术清单与任务矩阵可作为识别政策关注领域的参照，但不足以直接推定预算分配、管制范围或企业准入条件。相关企业和投资机构应结合后续专项战略、预算与拨款文件、采购安排及监管规则，判断政策信号如何转化为实际支持或约束。而在后续跟踪中，企业应当关注国家如何运用技术优势改变商业活动，以及自身能否在变化中保持技术获取、业务交付和经营调整的能力。
注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cience & Technology Strategy,” August 2026, h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October 2020, h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October 2020,
h
[4]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Fast Track Action Subcommitte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st Update,” February 2024, h
[5] 42 U.S.C.§19221(b)(1), h
[6]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nounces Rescission of Biden-Er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ffusion Rule, Strengthens Chip-Related Export Controls,” 13 May 202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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