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看气质”之雾霾经济学

本周一，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在巴黎开幕，发展中国家对于环境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再次重返议论焦点。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的发展中国家，自新世纪以来一直受到雾霾天气的广泛影响。

长期的雾霾天气不仅使国内群众饱受健康威胁，同时也逐渐渗透到了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讲讲中国的雾霾经济学。

自从2013年雾霾问题爆发开始，恶劣持续的雾霾天气已大幅影响了一般群众的日常消费以及环保相关产品产业的发展。其中，2013年空气净化器零售同比增长160%，网络口罩销售同比增长180%。

据国内家电调查机构中怡康报告估计，从2013年至2020年，空气净化器累计销售额将会达到5600亿元人民币，其中2020年的全年销售额将达到1520亿元。

但随着雾霾的长期持续，其影响早已并非看多口罩及空气净化器市场那么单纯，雾霾对中国经济的第二层作用力也逐渐显现，其中中国重要产业经济包括农业，畜牧业，能源，炼钢业，房地产等等均受到了波及。

严重的雾霾致使农作物的光合作用大为减少，不仅影响植株正常生长，同时成熟后营养价值也大为缩减。在上海，雾霾天气使太阳能光伏发电量大幅减少，仅为正常发电有效小时数的20%。

据统计，就2013年1月的雾霾事件造成的全国交通和健康的直接经济损失保守估计约230亿元。在重霾影响下，部分企业也被迫关闭或者缩减了矿物开采及日常发电。仅石家庄由于六天的重霾天气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到了60亿元。

雾霾的产生虽意味着中国日益增长的工业制造和经济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极大影响到了国民健康及其生活水平。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一旦理性人成了无法贡献劳动力的病人，在此基础上的任何分析都将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治理永远是执政者任务的重中之重。

然而，治理环境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会阻碍经济发展，不然在过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不会长期流传一句’先污染再治理‘这一观念。

其实从另一角度来看，雾霾问题也反映了中国过去的增长非实质性的增长，并没有将环境治理因素纳进思考中国经济增长的变量，所以说雾霾治理的实质其实是中国经济“去泡沫化”的一个体现。

随着新能源加入市场，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地位将会受到动摇。同时小规模铁矿石煤炭供应商也将会被生产高品质铁矿石煤炭的国际矿业巨头所取代。从理论上来讲，政府可以通过征收环境资源税，调控价格等经济手段实现对市场的控制。

但现实往往并不会如愿以偿，单说现象，中国技术落后且产能过剩的钢铁厂并没有如愿被淘汰，反而落后的钢铁厂正在淘汰亚洲先进且环保的钢铁厂。通过不断融资扩厂、制造过剩产能、压低价格并采取补贴方式增加外销，今年一到十月的钢材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2.2%。从这里可以看出，并没有解决雾霾问题的发展态势

为何治理会如此困难，这与企业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息息相关。对于环保部门，始终在这个利益链条之中无法起到其应有的监控责任，而对于第三方环评机构，能否拿到评估报酬却要取决于企业能否顺利通过环评。

在现有的监控审计系统之下，要做到非表面意义上的环境治理可谓是难上加难。因此治理雾霾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能源结构上的调整，传统供应链的改变，更需要的是现有经济体制的一次大洗牌。

有一个很有趣的经济学概念，叫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其背后有两个理论在这里非常适用。

第一是一个国家在农业时代通常环境污染较少，虽然后期人民收入上升与国家工业化进展同步，但是工业化必然会污染环境。当收入上升到了一定高度时，社会此时已转型进入服务业时期，污染就会随之减少。

第二是保持环境清洁虽然与经济发展相克，但国民穷困时，相对于环境被破坏，国民会更倾向于发展经济。但当收入越来越高，国民对于环境保护的意愿又会加强，便愿意牺牲部分发展来减少污染，此时污染便会随着收入增加而下降。

综合来讲，从1943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到1952年伦敦雾霾， 环境污染之于任何国家都是其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一环，未来的经济产业结构转型，是否能以人民健康的利益出发来为中国经济寻找到新的增长点，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文章的最后，我们来说下加拿大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的表现。过去的哈伯保守党政府让加拿大在2011年成为了世界上首个主动退出为抑制全球变暖而签订的《京都协议书》的国家，由于前总理哈伯与能源业关系密切，其主导的保守党并未按协议承诺而实施减排。

上月27日，新上任总理特鲁多在马耳他英联邦首脑峰会上表示将在未来5年投入26.5亿加元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暖，并在日前的巴黎气候大会上表示将制定相关政策发展本国低碳经济。

另外针对Alberta、BC两省征收碳排放税，并为Quebec、Ontario开启碳排放上限交易系统（Cap-and-Trade System）。对于严重依赖本国能源业的加拿大经济来说，这次表态也意味着新政府为改革加拿大现有经济体系而下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