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临着字帖练习小楷，写满几张大开纸后，我几乎可以把字贴上那正体竖排无句读的古文段整页背下来。不是我记性好，而是因为重复，重复地写，每个方字一遍遍地摹写，每个短句一遍遍地摹写，来回往返，就背得下来。
故有感，修国学底子，“写”的一课缺不得。写是一个过程，你思量如何行笔如何一点一顿，努力临摹字帖上的字姿（不论单个还是一篇汉字，本身就是一幅工笔画）。你喃喃默读即将要落笔纸上的文言文句。最后你会发觉，即便没花力气去背，但记忆却拓印好了，已经在那里。
我立刻可以想起几位前辈：年逾八旬的李我先生，纯正的西关大少，脱口就能用广府话念诵幼时上卜卜斋在先生的戒尺下摇头晃脑死背的《大学》；文史顽童杨宝霖，会在讲坛上用东莞话朗读唐诗和木鱼歌，“凉风有信，秋月无边”，读得抑扬顿挫，颇具古风；我还听过小说作者钟晓阳用山东家乡话一连朗唱小李杜，腔圆字正，像极了少年老成的书童。诗歌大大不应该是印刷纸墨的标本，它存于传唱誊写之中，存于仰首朗诵、低头默念之中。
我羡慕能背诵诗文的他们，如此信手拈来又怡然自得，旧学深厚。后生辈真读不出那种味道，一来方言已淡，香港粤语和台湾国语的“式样”才受青睐。二来嫌这些太过“老饼”，嫌之当然就弃之罢。于我而言，连抄写已经罕有，更遑论朗读了。摘录用的笔记本往往都逃不过只开头三页余下便荒废的结局。偶尔需要附庸风雅，却只记得下半句，怎办，那就Google吧。
古典底子贫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自小没有受过这样的启蒙。古诗文是上学后教材上讨厌的章节，丝毫没有渗入我日常的、情感的生活。而张爱玲说，“就连我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也常在旧诗里看到一两句切合自己的际遇心情，不过是些世俗的悲欢得失，诗上竟会有，简直就像是为我写的……”。我还在香港作家刘绍铭的文章里读过他对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一书的引述：“《另一种童年的告别》是从清末民初近百文教知名人士的生平梳理出来的。教我们仿如隔世的是百年前母教的熏陶。那时候的妇女，如果不是文盲，总会认识几百个字，足以应付牙牙学语不久儿童的启蒙之需要。依张倩仪所记，赵元任、沈从文这些文人学者初认字时都是母亲当老师。母亲若稍通文墨，还会教孩子念诗。最早带郭沫若、柳亚子、俞大维和钱歌川走进中国诗歌世界的是他们母亲。”
旧学里头有许多经典可以作蒙童读物，比如《千字文》，“天地玄黄 / 宇宙洪荒……寒来暑往 / 秋收冬藏……金生丽水 / 玉出昆冈”。文长千字而无一字重复，写成这样优美的四字句，兼且音节铿锵、知识丰富，真是不凡。还有俗称的“对子书”，是教诗入门用的，我觉得用来让小孩“念口簧”也非常适合：“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人间消暑殿，天上广寒宫。”
要更通俗的，还有旧时的粤语童谣：
落雨大，水浸街，
亚哥担柴上街卖，亚妹出街着花鞋，
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
有钱打对铃琳鼓，冇钱打个石榴牌。
“落雨大，水浸街”是广东沿海地区的常景，如果扯开来说，足已是一堂乡情地理课。如果是男孩，你还可以正儿八经地告诉他，以前做亚哥的是怎么地懂事，“细细个”就要“担柴上街卖”，帮家里干活了。至于铃琳鼓和石榴牌是什么玩意，还真的要问问有相当年纪的上辈。还有下面这首，开头几句肯定耳熟能详：
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
槟榔香，摘紫姜。紫姜辣，买胡达。
胡达苦，买猪肚。猪肚肥，买牛皮。
牛皮薄，买菱角。菱角尖，买马鞭。
马鞭长，起屋梁。屋梁高，买张刀。
刀切菜，买箩盖。箩盖圆，买只船。
船无底，浸死两个番鬼仔。一个浮高，一个沉底。
这首童谣，琅琅上口，地道又亲切。里头这么多岭南风物，有多少早已没口耳相传了？只有菱角尚存于我的童年记忆之中，形如牛头牛角，乌色硬壳，白色果肉。每逢中秋，记得外婆总会摆上一小碟，剥给我食。
末尾的“番鬼仔”是什么？古时广州做了通商口岸后，城里外国人越来越多，广州人把他们统统叫作“番鬼”，番是番邦，而鬼则近乎轻蔑的称呼。我以前在哪个图书馆见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叫《广州“番鬼”录》，副题是“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于此可见一斑。“船无底，浸死两个番鬼仔。一个浮高，一个沉底。”恶作剧式的坊间语，相当戏谑。而这“典故”，不是又可拈来作历史的通识课吗？
不过，刘绍铭说，“张倩仪在《另一种童年的告别》描述的旧式蒙童教育是一去不复还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因工作关系常到内地工作。在广东的乡镇中，她看到‘高架立交桥，一座座青砖房子推倒，一个个果基鱼塘推平，田野中，高楼拔地而起，我知道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一去不返’”。
我的童年算是抓住过这流逝年代的一点儿尾巴，此后社会便一触即发，万象革新。而我越是想说清，就越是说不清心底里对旧时风物（文化）和情味（伦理）的遥远乡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