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复议的故事

新港海关作为一个业务大关，一般贸易的业务量很大。自然，一般贸易中涉及的归类、征税等问题就成为了行政复议案件的大头。一个税号的区别、一个原产地的认定、一个适用税率的调整、一个商品价格的改变，背后可能涉及成百上千万的税收。如此庞大的金额差异，企业是绝对不可能轻易让步的。而面对行政复议，我们能做的，就是保证海关的征税行为完全合规、合法、合理，站得住脚、说得服人。

首先是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必须符合规定。最初接触的行政复议案件，我们在梳理案情、整理卷宗时，有时会发现对外的各种法律文书出现错别字、语义不清、表述错误、日期不符合逻辑等情况，也有丢失送达回证、办理相对人相关事务的人员没有企业授权书等“低级错误”，这种程序错误的情况如果到了行政诉讼的环节，那就是“如白染皂”，无法遮掩，有可能直接影响到行政行为的效力，导致海关的败诉。

然后是适用的法律法规必须适当。在实际参与行政复议工作的过程中，曾经有发现过直接套用以往文书格式，导致文书中引用的法律条文错误的情况发生。虽然不影响最后的行政决定，但这种错误本身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瑕疵，影响了行政机关严谨执法的形象。

而最让我体会深刻的，应该是“合理”了。

身处广州这个改革开发前沿阵地的大城市，我能切身体会到政府的“服务”意识在飞速提升。行政机关不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行政执法机构，同时也肩负着服务社会、促进发展的重任。

在处理复议案件的一开始，大家确实对行政复议的相对人存在抵触情绪，觉得他们是在“没事找事”、“刺头”、“难搞”，但随着长时间从事行政复议答复工作，与相对人沟通交流，慢慢能够体会到他们的心情。

站在企业的立场，绝大多数企业都希望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正常的盈利，能够得到行政机关的支持、帮助、理解和信任。因此，他们的配合度是很高的。而对商品的专业性认定，哪怕只是税号最后几位的细微差别，就可能导致企业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影响到后续的企业生产、合同履行甚至企业生存。

作为海关，在税款应收尽收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听取企业的意见，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在归类出现争议的时候，立足点不能单纯的落在“尽量多收税款”上，而应该是尽量搜集资料，找寻更充分的证据，进行更准确更专业的判定，作出让企业心服口服的行政决定。当专业意见不足以支持税额较大的认定方式时，比如在商品归类工作中，同一项下的商品归类可能会出现争议。这时就应该参考国际公认的标准和企业意见，选择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归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企业更宽松的生存空间。

是“涸泽而渔”，还是“良性可持续发展”？站在更宏观和更客观的角度上，如何选择其实显而易见。

我深切的体会到，行政复议并不是行政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形式主义，更不是行政管理相对人“讲价钱”的筹码。

它是行政管理相对人维护权益、发出声音的合法途径，更是行政机关自查自纠、查漏补缺，听取相对人合理诉求的契机。

在行政复议答复的过程中，我们通过梳理执法过程、了解执法思路、明确执法依据等一系列工作，帮助海关一线干部加强了依法行政、有法必依的执法意识。

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后，我们的上一级直属海关黄埔海关的法规处也会下发《行政复议意见书》，对我们的执法程序、复议答复工作、各种文书制作上的瑕疵都进行审查和指正。我们则对照《意见书》的内容及时进行整改，查找原因，查漏补缺。

同时，通过对复议案件的总结回顾，我们找出了新港海关在执法中容易与相对人产生矛盾和分歧的“痛点”，针对这些“痛点”，我们加强了与相对人的事前宣传和事中沟通交流，保证执法公正、有据、清晰、透明。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我们的执法水平大大提高，执法瑕疵大大减少，行政复议案件的维持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随着我们执法理念的转变、执法水平的提高，相对人对我关执法的困惑和异议大大减少，甚至连续好几年没有一起复议案件。作为一个原本因为复议案件多而成立的法规科，我们也充满了成就感。随后的工作重点，也从复议应诉也转向了对外法治宣传和对内执法培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