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运动失败后，催生了许多新兴的政治力量。到1990年，对军事独裁统治共同的敌意使这些力量大多紧密团结在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简称民盟）周围。在1988年抗议示威活动达到高峰期时，执政政府曾承诺进行“多党选举”，并在1990年兑现了这个诺言。在民众的反抗和报复情绪如此高涨的背景下，为何政府还会做出这样的承诺至今仍然难以推敲。也许是政府低估了民众的愤怒程度；也许是他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被推着往前走。也可能是执政的军政府希望建立一个四分五裂的议会，好让军队仍然能够从幕后实际进行控制。但是，当民盟赢得了60％的选票大获全胜时，军政府改变了主意，他们在尚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情况下，做出了不能把权力移交给最大的敌人的决定。
1991年，年仅四十来岁的民盟领袖昂山素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此一举成为国际知名的政治人物。作为牛津大学毕业的家庭主妇、缅甸民族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她在1988年起义前不久就已回到缅甸，然后勇敢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她的战术受到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启发，她希望通过和平示威来最终让军政府妥协。她呼吁“民族团结”，并在演讲中称“我们需要第二次独立斗争”。她呼吁西方政府延续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同时要求与高级军官展开对话。随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她的数百名支持者被关进监狱，而她本人也被长期软禁在家。
当她自由的时候，人们会蜂拥而至前来听她演讲。她以简洁明了的方式谈论政治自由和尊重基本人权的重要性。我是在1987年和她认识的，当时她住在牛津大学，而我正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级。我们聊了电影和老朋友，她的客厅里摆满了书，她的小儿子金姆在地板上玩耍，可爱而又自信。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她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偶像了。她向“亚洲的民主是西方进口的产物”这样的说法发起挑战，并成为了一名道德领袖，以自身的行动来反对暴行暴政。
但是，将军们不为所动。制裁使缅甸与西方的关系紧张，但这并没有说服将军们转变政策。缅甸选择了走裙带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制度在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政府减少了与西方的贸易往来并加强了与东方新兴经济体的联系，而对来自遥远的伦敦和华盛顿的声音置若罔闻。
至少对于那些消费得起的人而言，仰光已走上正轨。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仰光已经出现一批功能齐全的酒店、咖啡厅和餐厅（如Le Planteur法国餐厅和L'Opera意大利餐厅），其中许多都是殖民时期的别墅翻新而成，能够为客人提供从意大利菜到韩国菜等世界美食。新建的国际机场现代、高效，玻璃和地板光洁亮丽。空调影院上映着好莱坞的最新电影，首批出现的超市和购物中心陈列着最新的国际商品。第五十街酒吧和金奇小孩酒吧的墙上贴着科特·柯本的大幅海报，摆出了各种泰国小吃和生啤酒来招揽客人。卫星电视得到广泛使用，网吧在城市遍地开了起来。
然而，仰光仍然没有摆脱贫困。尽管路上的汽车多了起来，但大多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尼桑和丰田二手车，要是在其他地方可能早就当废品处理了。人行道上坑坑洼洼。虽然殖民时期的建筑至今看起来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新建的房子却做工粗糙且显得小气。远离市中心是更为贫穷的社区，这里几乎没有社会服务，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停电。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永久的贫穷，这里的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很少。大城市里，人们正常地生活，步行或乘坐公共汽车去上班，在当地的茶馆里和朋友闲坐聊天，父母会去学校接孩子放学。然而，在原本富饶的土地上，这样的贫困似乎变得越来越没有盼头。
接下来便又是悲剧。